有人认为：汉尼拔之所以未能征服罗马，这是由当时罗马和迦太基两国国内的形势所决定的。当时共和制的罗马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尽管它是一个贵族共和国，平民和贵族之间虽然存在着矛盾，但在对迦太基作战问题上，无论是统治阶级内部，还是贵族和平民之间，意见是比较一致的，他们都希望通过加强在地中海的霸权地位，来获得各自的利益。因此罗马在对外扩张中具有强大的力量，它在布匿战争中虽屡遭失败，但在每次失败之后又可以迅速得到人力、物力的补充，直到最后取得胜利。相比之下的迦太基在许多方面就不如罗马。迦太基在征服北非土地之后，统治阶级内部明显分为两派：一派代表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主张维护和巩固在非洲的利益；另一派为商业集团，主张继续进行海外扩张，扩大在海外的利益。两派的严重对立，直接影响和左右着迦太基的对外政策。汉尼拔代表着商业集团的利益，主要活动基地和据点是西班牙的新迦太基城，而在迦太基国内和政府内部，往往是大土地所有者占上风。所以汉尼拔转战意大利期间，始终没有得到过迦太基政府的支援。
还有人认为，汉尼拔之所以兵败罗马，其主要是战略上的致命错误造成的，那就是没有适时地将打击的重点放在攻占罗马城上。当汉尼拔取得坎尼战役的胜利后，罗马军的主力已不复存在，整个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已摆脱了罗马的控制，罗马城几乎成了孤城，而汉尼拔的军队士兵士气正旺。如果汉尼拔能抓住时机给予罗马城一击，攻占罗马城的可能性极大。而汉尼拔却错过了这个良好的机会，使罗马人保住了重建军备的基地，而其他尚在坚持的罗马城堡也有了精神寄托。
汉尼拔在战略上的错误是不可弥补的，因为类似坎尼战役的这种良机在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可以说，罗马人保住了一个罗马城便赢得了整个战争，而迦太基人忽视了一个罗马城便输掉了一场战争。这就是汉尼拔的悲剧所在。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汉尼拔之所以失败关键的一点在于他兵力太少和罗马军事指挥艺术的改进。汉尼拔每占领一个地方，就不得不留一部分兵力守卫，当他要攻打新要塞时，兵力就减少了，他的一部分军队就是这样零敲碎打地消耗掉了。而罗马人深知汉尼拔的军事天才，他们避免与汉尼拔进行大规模的会战，在确保取得境内战场主动权的前提下，将兵力优势转移到没有汉尼拔的地方去。正是依靠这个决策，此后罗马军队入侵迦太基本土，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总之，迄今为止，关于汉尼拔为何兵败罗马，还没有一种使人完全接受的观点。公元前195年，汉尼拔离开了他的祖国迦太基，长期流亡西亚。公元前183年，他在小亚细亚西北部的比提尼亚服毒自杀，结束了他与罗马人苦斗的一生。
克拉苏率领的罗马军东征失踪
公元前60年，罗马历史上三个最著名的人物恺撒、庞培以及克拉苏秘密结成政治同盟，瓜分了罗马的权力。这就是古罗马历史上的“前三头同盟”。
公元前71年，克拉苏率军歼灭了斯巴达克的起义军，这也成为他从政最大的资本。虽然战争胜利的功劳最后被庞培夺走，但颇有心计的克拉苏还是顾全大局地与庞培合作，迫使元老院在公元前70年选举他和庞培同为罗马的执政官。公元前55年，克拉苏再次当选执政官，并于公元前54年出任叙利亚行省总督。在这过程当中，他的军事野心日益膨胀，他决定对亚洲国家进行征伐。当时已经60多岁的克拉苏以时不我待的速度，迅速于第二年凑足7个重步兵军团、4千轻步兵、4千骑兵，很快地穿过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东征安息，这一年是公元前53年。在卡尔莱（今叙利亚的帕提亚）疲惫不堪的罗马军团遭到了安息军队的围歼，罗马人被凶猛的安息骑兵分割成几个部分，逐一围歼。克拉苏因士兵哗变，不得不只身与安息人谈判，不幸被俘斩首，最惨的是最后落下个尸首异处的下场。一度所向无敌的罗马军团几乎全军覆没，两万人被杀，1万人被俘，只有克拉苏的长子普布利乌斯所率的第一军团约6千余人拼死突围，还有些残兵，狼狈逃回叙利亚。
33年后，罗马帝国与安息在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争之后，终于化干戈为玉帛，签订了和约，双方开始彼此交换俘虏。但是，当罗马帝国要求遣返在卡尔莱战争中被俘的官兵时，安息国当局则否认其事。罗马人惊奇地发现，当年突围的古罗马第一军团6千余人神秘般地失踪了，没有人知道他们跑到哪里去了。东征军团的消失成了罗马史上的一桩悬案，而这桩悬案千百年来也一直困扰着中西方史学界。
在事隔2000年之后，关意权教授在阅读《汉书·陈汤传》时，发现上面记载着：公元前36年，即汉元帝建昭三年，西汉王朝的西域都护甘延寿和都护副校尉陈汤，率4万将士出兵康居，讨伐郅支单于。经过那支城之战，汉军大获全胜，终于将郅支单于大军全部剿灭。在对战的过程中，西汉将士注意到单于手下有一支很奇特的军队，他们擅长摆“夹门鱼鳞阵”，土城外修“重木城”，非常“讲习用兵”。陈汤最终收服了这支军队，并将所获的俘虏全部收编。通过继续对史籍的研究，关教授注意到《后汉书》还有这样的记载：“汉初设骊靬县，取国名为县。”既然是“取国名为县”，那么这个县肯定是新出现的。据推测，当时的西汉政府为了让这支军队协助汉军戍守边疆，方便他们的驻守和生活，特意划出一块地方，设县筑城，这就是“骊靬”的由来。
经过研究后，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这种用圆形盾牌组成鱼鳞阵的进攻阵式和在土城外修重木城的防御手段，正是当年罗马军队所独有的作战手段，所以这支军队很可能就是卡尔莱战役中突围而出的普布利乌斯领导的罗马第一军团的残部。澳大利亚专家戴维·哈里斯也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他对这支军队也持有同样的看法，认为他们就是克拉苏军队的残部。当年他们在卡尔莱战争中突围之后，辗转于伊朗高原一带，历经艰险进入中亚，最终被郅支单于收编为雇佣军，也被派遣参加了对西汉的进犯战争。
这样看来，骊靬古城的具体位置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能找到这个史料中记载的古城遗址，对解开克拉苏残部失踪之谜将会有决定性的作用，甚至能成为“古罗马失踪军团最终定居中国”这一论点最有力的证据。
虽然戴维·哈里斯的观点只是一个推断，在中国的古籍上也只能找到零星的相关记载，但这足以引起国际考古界的极大重视。1989年下半年，中国、澳大利亚以及苏联的一些史学家也对此进行深入研究，虽然严重缺乏史料，但科学家们还是竭尽所能地对有限的史料做了大量的研究与分析。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在翻阅资料的时候找到了一张公元前9年绘制的地图，根据地图指示，确认“骊靬”就是位于现在甘肃省永昌西南十公里的焦家庄乡者来寨。
之后，由于勘察过程十分艰难，考古工作者对骊靬古城的探测过程一度中断。直至1993年上半年，在与焦家庄乡相邻的杏花村，村民发现了据说是古罗马人筑城所用的长约一丈左右的粗圆木，周体嵌有几根一尺多长的木杆。邻近的河滩村则出土了写有“招安”二字的椭圆形器物，专家认为，这可能是古罗马人军帽上的顶盖。这些出土文物的发现使各国的文物工作者都相当振奋，同年5月，在骊靬古城遗址上，科学家们又挖掘出一批元代的铁锅、瓷盖等等。根据发现的这种情况，科学家们不得不遗憾地表示，骊靬古城有可能已经深埋地下，成为地下之城了。但根据一件件出土文物，大部分考古学家都认定，甘肃永昌县的者来寨正是骊靬古城遗址，也正是罗马战俘的聚居地。
在骊靬古城遗址还发掘出了一处前后两室的汉代墓葬，前室有四件完整的灰陶、陶灶和陶仓，后室遗体的头骨旁有一撮毛发，呈棕红色，遗体下面有一枚红色纽扣。经考古论证，墓主为汉代的欧洲人。而且在科学家们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在方圆五公里的村落中有很多人都有欧洲人的相貌特征：眼窝深陷，鼻梁高挺，头发呈棕色，汗毛较长。有关专家认为这些人可能就是古罗马人的后裔。
但是也有一些对这些推断持否定态度的人。他们认为，“重木城”
和“鱼鳞阵”并非完全属于罗马人的军事艺术。在中国，编木或夯土为城早就有过。据《左传》记载，中国古代也曾使用“鱼鳞阵”，只不过在当时叫“鱼丽阵”。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共乐也表示，永昌县位于举世闻名的古丝绸之路上，中外民族之间通婚是很自然的事情。还有人认为，即使当初罗马人的确曾到过此地，但经过两千多年的融合，面貌恐怕早已与先人大大的不同，不可能保持先人的体形特征。
看来，要解开这个谜团，还有待时日。
瓦尔密战役中普军意外撤退
瓦尔密战役是法军战胜普奥联军的重要战役。1792年9月20日，法兰西革命军队为一方，普奥联军及入侵法国企图扑灭革命力量恢复君主制度的法侨保皇党分子支队为另一方，在瓦尔密（法国马恩省的村庄）地域进行交战。战争中完全有机会取胜的普军却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即行撤退，致使前功尽弃。其中隐情，确实让人费解。
卡尔·不伦瑞克公爵指挥干涉军，于8月—9月间占领隆维和凡尔登两要塞后，抵达沙隆并向巴黎推进。法国迪穆里耶将军指挥的摩泽尔集团军和凯勒曼将军指挥的莱茵集团军共约6万人（主要是青年志愿兵），撤离色当和梅斯后汇合在一起，于9月19日在瓦尔密附近设防。
普奥联军和法侨支队（4万余人）绕过法军，在瓦尔密西南展开行动。但法军仍坚守其阵地。9月20日晨，联军对法军阵地开始炮击，11时发起攻击。统率法军的迪穆里耶将军灵活地机动部队。当联军在日赞库尔以北压迫共和部队时，沙佐将军的9个步兵营和8个骑兵连忙开往受威胁方向，制止了敌军的进攻。同时还有12个步兵营和8个骑兵连迂回敌军左翼。在抗击敌军的过程中组织良好的法军炮兵火力发挥了很大作用。下午5时前，双方持续进行猛烈的炮战。9月20日夜间，迪穆里耶将军调整部署，率军转到更有利的阵地上。法军做好了继续交战的准备。但卡尔·不伦瑞克犹豫不决，不敢再次进攻。尔后十天内，干涉军未采取积极的作战行动。而当时法国爱国者的武装队伍正在其后方进行活动。
9月30日，干涉军开始撤退。凯勒曼将军指挥的2．5万名法军受命追击敌人，但行动不够坚决。法军转入总攻加速了驱赶干涉军的进程。至10月5日，干涉军损失近半，终于被驱逐出法国。
瓦尔密之战的胜利，是法兰西革命军队对抗封建君主国家联盟的第一次胜利。战斗中法国士兵的高昂斗志起了决定性作用。从军事学术观点看，瓦尔密交战的特点是：法国两集团军在遂行共同任务时密切协同，使用了密集的炮兵火力，军队在战斗中实施了灵活的机动。瓦尔密大捷成为法国人民争取祖国自由的象征。
众所周知，普鲁士军队的战斗力在当时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其统帅不伦瑞克公爵亦非等闲之辈，是久经沙场屡建战功的老将。从双方兵力来看，法军也处于明显的劣势，况且普奥联军在之前的几轮对法作战中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胜利，否则不可能那么快地直指巴黎城下。因此瓦尔密的撤退必定有它难以明言的理由，这当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很多人指出，普鲁士军队在瓦尔密并未受到真正打击，实际上它还未跟法军交锋便迅速后撤。拿破仑认为普军在瓦尔密的后撤简直是莫名其妙的行为，无法用军事观点来解释。一些军事史专家指出，普军当时的行动实在滑稽可笑，根本不像打仗，只是武装游行了一番便撤走了。他们据此断言，如果普军真正发动猛攻，战势肯定是另一种结局。
当时随从普奥联军出征的法国逃亡贵族眼睁睁看着唾手可得的胜利付诸东流，一个个气得暴跳如雷。他们盛怒之下纷纷斥责不伦瑞克公爵，说公爵被法国国民公会收买了，国民公会将法国王室的大批珍宝给了公爵，替公爵偿清了巨额债务，所以才出现了瓦尔密战役中意外后撤的情况。这种解释在有些人看来纯属发泄私愤，全不可信。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普鲁士军队突然撤退是出于整个欧洲战略的通盘考虑。普鲁士原以为只要大军压境，法国必定会屈服，但是没想到竟遇到了顽强的抵抗。他们害怕一旦在瓦尔密与斗志旺盛的法军短兵相接，以后就很难从对法作战的泥潭中脱身了。那样一来，不仅会使普军遭受严重损失，而且极有可能让一向与普鲁士有隔阂的俄国和奥地利坐收渔利，并在瓜分波兰等重要问题上置普鲁士于不利地位。因此，普军指挥官有意夸大困难，以求解脱。这种解释有一定道理，不过没有可靠的第一手材料来证明普鲁士当局者当时确有这样的意图，所以还只是一种假说。
值得指出的是，法国大名鼎鼎的剧作家博马舍为普鲁士意外撤退的事提供了一个极富戏剧性的情节。据说，不伦瑞克公爵背后站着一个不爱声张的指挥官，那就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他是声名赫赫的腓特烈二世的侄儿。博马舍说，在瓦尔密战役前夕，腓特烈·威廉在凡尔登举办了一次舞会。就在气氛正浓之际，一名不速之客来到腓特烈·威廉身边对他低语了几句，国王听后神色慌张，随陌生人离开舞厅。国王来到一间阴暗的房间，忽然看见去世多年的叔父腓特烈二世的幽灵出现在他面前，幽灵严厉地警告自己的侄儿说：“不要再骑马向前进了，你已经被他们出卖。”腓特烈·威廉认为叔父是劝他小心法国保皇党人从中作梗。于是次日普军接到了停止前进的命令，之后在瓦尔密战役中佯攻了一阵就撤退了。
博马舍这种观点听起来十分诡秘，似乎不足为信，但是根据他的说法，腓特烈二世的幽灵其实是由当时法国著名的喜剧表演大师费列利扮演的。就在瓦尔密战役前夕，博马舍生找过在《费加罗的婚礼》中扮演男主角的费列利。当时费列利不在家，家人说他到凡尔登去了，博马舍觉得十分蹊跷，在普军占领下的凡尔登，那里根本无戏可演。几天后，博马舍再次登门，见到了费列利，可是他矢口否认曾离开过巴黎，而且一向健谈的费列利在回答剧作家的问题时吞吞吐吐，支吾搪塞。
生性喜欢遇事弄个水落石出的博马舍对此疑惑不解，事后他经过详细的调查搜寻，发现了瓦尔密硝烟后面令人惊讶不已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