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号、钱庄、当铺织就金融网
胡雪岩的事业主要由金融、药业、丝茧贸易三大部分组成，其中金融是他支撑自己事业的顶梁柱，有句话叫“经商不理财，等于瞎胡来”，这个“理财”从狭义上讲是建立好财会制度，管理好账目。但从广义上，特别是对于胡雪岩这样一身兼多样事业的人来讲，“理财”还包括构筑自己的金融体系，以支撑整个商道的格局。
胡雪岩在杭州自开阜康钱庄后，很快把目光投向纷繁豪华的十里洋场上海。上海地处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带的中间，是进出长江口的门户，交通便利，与内地联系密切，与上海毗邻的浙江，早在唐宋时期就与它有货运贸易，称得上历史悠久，在上海开埠以前，在那里从事工商业的浙江人在各地客商中占大多数，故而“浙江帮”名气很大。鸦片战争后，上海辟为通商口岸，外商麋集，及至太平天国战起，各地富绅避居于此，斥巨资经商或开钱庄，上海更成了冒险家的乐园。胡雪岩也看中了这点，在太平天国时期，他在上海开设了阜康雪记钱庄，一方面是为了躲避战乱，转移部分资金，但更主要的是为了在这个大市场上抢块地盘。浙籍商人在上海经营的钱庄早在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就已有了相当的地位，可像胡雪岩这样影响巨大的却是极少的。
在胡雪岩时代，银号是比钱庄规模更大、资金更雄厚的金融机构。它与钱庄一样，透过存款、放款、汇兑、储蓄等业务承担信用中介任务。
鸦片战争后，为适应开埠通商以后经济活动的需要，中英在一八四三年签订的《五口通商章程》中规定：“海关设殷实铺户，设立银号，……代纳进口税。”这些银号，又称关银号，在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全国商埠开设的二十一家银号中，胡雪岩独资经营的就有六家，分别设在厦门、福州、温州、宁波、上海和汉口，其中设于杭州的阜康银号和胡通裕票号是全城七、八家大钱庄中“资本最巨、声名最盛者”。不过，在胡雪岩开设的全部银号中，资金最雄厚的还是当推上海的福康号和汉口的干裕号。除了钱庄、银号，胡雪岩还在杭州开设了一家名叫公济的衣庄，在江浙和两湖开了二十六家典当，设在江浙地区的有二十三家，另外三家是设在湖北。这些典当铺和衣庄都是在急人所难，方便顾客的名义下收受押品、累计高额利息，有时还没收典当者逾期无力赎回的押品。
近代以来，一些大当铺依恃自己资本大、信誉高，已把典押取赎以获取当息的传统业务放在次要位置，而以存放款项、汇兑业务为主，胡雪岩的当铺就属这种情形，它们本真上也属于金融业，这可从刘体智《异辞录》的记载中得到印证：有个和尚携资五百元要寄存胡雪岩设在杭州的“典肆”，店伙托辞拒绝接纳，这个和尚就站在店门外敲木鱼，连敲三天三夜，胡雪岩偶过此处，问得情由，允许他存钱。这件事说明：胡雪岩所开的当店名为典铺，实是大量经营存款业务的与阜康钱庄、银号浑然一体的金融机构，而且由于他财盛势大，一般的人要到胡家当铺存款还不那么容易呢。
胡雪岩的钱庄、银号、当铺互相挹注，融通有无，构成一个巨大的金融网，势力遍及江苏、浙江、福建、湖南、湖北及北京、天津，胡雪岩透过这个网络，以于母术游刀其间，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赢得了“杰出的银行家”的美名。《异辞录》说他：“富名震乎内外，俞以为陶朱、猗顿之流”。“陶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范蠡，他在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复国后，弃官从商，致富置产，定居陶邑（今山东定陶），自称“朱公”，后世即称他为“陶朱公”。猗顿是战国时期的鲁人，先是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间生息多得不可计算，资产可与王公相坪，成为名扬古今的大富商。时人把胡雪岩与这两人相提并论，可见他的富阔程度。
胡雪岩庞大的金融网为他在药业、丝茧生意上大显身手，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证。如：他为了保证胡庆余堂收到道地的药材，隔年发放贷款，扶植药农。
公益事业，善名远扬
自古商人以逐利为职业，传统社会据此把商人当作狡诈和吝啬的代名词，甚至在感情世界中，商人也被定格为“重利轻别离”的角色（据白居易《琵琶行》），然而这是偏见。事实上，历代不乏十分重视义利两立的明智经营者，他们用余财热心资助慈善、公益事业，结果往往因此善名远扬，在事业中得到更大的回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复国的范蠡十九年中三致千金，曾几次散财救济贫贱之交和邻里乡亲，结果范蠡的子孙继承和发展了父辈的事业，财富由千金而至巨万。这是范蠡富而行德的报偿。
胡雪岩所处的时代是兵荒马乱的年代，他与其他的商人不同，更懂得要显名扬声先得施恩布泽的道理，他在做生意发财以后，慷慨解囊，除了前述在太平天国时期收葬残骸、复牛车、开义塾、施粥施药之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义举：
（1）江涛险恶兴义渡
在胡雪岩的家乡有条钱塘江，古称浙江、浙江、罗刹江和之江，这是浙江省第一大河，也是东南名川，它发源于皖、浙、赣交界处，流入杭州湾，黄山以下干流屯溪至梅城段称新安江，梅城至浦阳江口叫富春江，浦阳江口至澉浦为钱塘江。钱塘江主要支流有兰江、浦阳江、曹娥江。
为了解除钱江两岸旅客渡江的困难，胡雪岩捐银十万两，主办钱江义渡，并说：“此事不做则罢，做必一劳永逸，至少能受益五十至一百年。”
作家高阳在《红顶商人》中写到，一八六一年胡雪岩对有个叫李得隆的年轻人讲述二十年前的一段经历时，对胡雪岩创办钱江义渡的起因是这样写的：
二十年前的胡雪岩，还在钱庄里学生意，有一次奉命到钱塘江南岸的萧山县去收一笔账款，账款没有收到，有限的几个盘缠，却在小茶馆里掷骰子输得口袋里只剩十个摆渡所需的小钱。
“船到江心，收钱了。”胡雪岩说，“到我面前，我手一伸进衣袋里，拿不出来了。”
“怎么呢？”李得隆问。
“也叫祸不单行：衣服破了个洞，十个小钱不知道什么时候漏得光光的。钱塘江的渡船，出了名的凶，听说真有付不出摆渡钱，被推到江里的事，当时我自然大窘，只好实话实说，答应上岸到钱庄拿了钱来照补，但说破了嘴都无用，硬要剥我的衣服。”
“这么可恶！”李得隆大为不平，“难道一船的人，都袖手旁观？”
当然不至于，有人借了十文钱给他：才得以免剥衣之辱。但胡雪岩受此刺激，上岸就发誓：只要有一天得意，力所能及，一定买两只船，雇几个船夫，设置来往两岸不费分文的义渡。
“我这个愿望，说实话，老早就可以达到。哪知道做好事都不行！得隆，你倒想想看，是啥道理？”
“这道理好懂。有人做好事，就有人没饭吃了。”
“对！为此钱塘江摆渡的，联起手来反对我，不准我设义渡。后来幸亏王抚台帮忙。”
那时王有龄是杭州知府，不说私人交情，帮胡雪岩的忙义不容辞，就是以地方官的身份，为民造福，奖励善举，也是责无旁贷的事。所以官府出告示不准靠摆渡为生的人阻挠这件好事，同时还为胡雪岩请奖。
自设义渡，受惠的人不知有几，胡雪岩纵非沽名钓誉，也声名洋溢，就此博得了一个“胡善人”的美名。只是钱塘江里的船家，提起“胡善人”，大多咬牙切齿。
按上述描述，胡雪岩是受钱庄店伙时渡江受辱的一段经历进而创设义渡，时间在王有龄调任杭州知府（1855年）之后。
《胡庆余堂：中药文化国宝》一书中朱成方的《功自心诚，从义来》一文对钱江义渡的起因则有另一说法：
当时，杭州钱塘江上还没有一座桥梁，浙江绍兴、金华等“上八府”一带的人进入杭城都要从西兴乘渡船，到望江门上岸。而当时的叶种德药店设在望江门直街上，所以生意非常兴隆。而胡庆余堂则设在河坊街大井巷，仅靠杭嘉湖等“下三府”顾客，很少有“上八府”一带的顾客上门。
对一家商号来说，要在竞争中站稳脚根，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因素都要具备，但是，如何才能改变这“地利”上的劣势呢？
胡雪岩曾亲自到码头调查过，一位船工冲口而出“要让上八府的人改道进杭城，除非是你把这个码头搬个地方！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胡雪岩从码头回来，心里亮堂堂的，主意也就拿定了。
他又沿江实地考察，了解到从西兴上船过江，航程大，江上风浪大，容易出险。胡雪岩选择了三廊庙附近江道较窄之处，决定在这里投资兴建“义渡”，把船码头“搬过来”，让“上八府人”改道由彭楼进城。
码头很快就修起来了，胡雪岩又出资造了几艘大型渡船，不仅可载人，还可以载车和牲畜，而且免费过渡，又快又稳又省钱，上八府的人无不拍手称好。这一来，胡庆余堂在上八府顾客中的知名度提高了。上八府的旅客也改道由鼓楼进城了。胡庆余堂的地理劣势转为优势了，叶种德堂的生意随着“义渡”的开通迅速冷落。真可谓“一石三鸟”之举。
从这条材料来看，胡雪岩开设义渡是出于与杭城另一家著名药号叶种堂抢顾客、兜生意的需要。对钱江义渡的起因虽然说法不一，但大致还是能勾勒出一个轮廊：在太平天国进军浙江前，地方政府就已将官员捐资交给开钱庄的胡雪岩，筹划义渡之事，只因时局动荡，中间停顿，清军卷土重来后，胡雪岩着手主办此事，并捐有巨款。
胡雪岩创设义渡后，渡船每天开约十余次，一般顾客不取分文，只有干苦力的人来过渡替代船夫服役片刻，由于设义渡是众人受惠之事，干苦力的也乐于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钱江义渡还设有救生船，遇有风高浪急时，渡船停驶救生船便挂了红旗，巡游江中，若有船中遭遇不测，就不避风浪险恶，飞快行驶过去救援。
钱江义渡的开办使胡雪岩的善名不胫而走，而且又便利了“上八府”与“下三府”的联系，客观上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对胡雪岩的经商活动也大有裨益。
（2）捐轮赈灾
富而有德，乐善好施是历代良贾应有的道德风貌，古代就有：“贪吝常歉，好与益多”，“慈能致福、暴足来殃”这类包含着辩证法的商谚，胡雪岩在饶有资财之后，也热心慈善事业。
1874年（同治十年），直隶水灾，胡雪岩捐制棉衣一万五千件，并捐牛具籽种银一万两，由于天津一带积水成潦，籽种不全，胡又续捐足制钱一万串，以助泄水籽种之需。
1877年（光绪三年），陕西日早，饥民急需粮食充饥，胡雪岩初拟捐银二万两、白米一万五千石装运到汉口再转运入陕，左宗棠考虑到路途遥远，转运艰难，要他改捐银两三万两，结果胡雪岩捐实银五万两解陕备赈。
此外，胡雪岩还曾捐输江苏沐阳县赈务制钱三万串；捐输山东赈银二万两、白米五千石、制钱三千一百串，劝捐棉衣三万件；捐输山西、河南赈银各一万五千两。
以上仅是胡雪岩捐输赈灾款的一个片段，据1878年（光绪四年）左宗棠上奏朝廷的《胡光墉请予恩济片》，胡雪岩呈报捐赠各款，估计已达二十万两白银，这还不包括他捐运西征军的道地药材。
捐赈作为胡雪岩的一大功绩，成了左宗棠为他争取黄马褂的一个重大法码。胡雪岩用财富赢得了善名，又以善名获取更多的财富。
（3）胡雪岩与杨乃武小白菜案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是清末轰动全国的四大奇案之一，一百多年来，被竞相编成戏剧、电影、电视、小说、曲艺，孰不知，胡雪岩与申雪这场旷世奇冤有着重大的关系。
杨乃武（1841～1914年），字书勋，又字子钊，世居余杭县城澄清巷口西首，妻詹彩凤种桑养蚕、饲养家畜为业，姊姊杨菊贞（淑英）年轻守寡，常住娘家。杨乃武二十岁考取秀才，1873年（同治十二年）考中举人。他为人正直，不愿对官吏劣绅阿谀奉承，倒常为小民百姓打抱不平。
余杭县城一家豆腐作坊有个叫葛品连的店伙，长得丑陋愚钝，1872年（同治十一年）春天，娶容貌秀丽的毕秀姑为妻。秀姑绿衣白裙，人称“小白菜”，婚后租杨乃武家的空房一间，秀姑常帮杨家干些家务，杨乃武也教秀姑识字。日子一长，那些本来就嫉恨杨乃武的市井无赖放出杨乃武奸占小白菜的谣言，甚至还贴出“羊（杨）吃白菜”的招贴，葛品连起了疑心。为了避嫌，杨乃武要葛品连夫妇搬出去，葛、毕两人迁到秀姑继父喻敬天表弟王心培家居住。余杭知县刘锡彤的大儿子刘子翰乘机透过县衙女佣以做针线活为名，把秀姑骗去，施以暴力奸污。
1873年（同治十二年）11月26日，葛品连流火宿症复发，可他误以为自己体虚，吃了东洋参和桂圆等上火的药品，暴病身亡。十月是小阳春，入殓时，尸体口鼻有淡黑色血水流出，葛母向余杭县控告其媳葛毕氏谋杀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