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令刘锡彤本来就对杨乃武抱有成见，在仵作草率验尸以后，把“口鼻血水流入两耳”当作是“七孔流血”，把用过的银针不按规定用皂角水擦洗，就以为银针变色、服毒所致等，遂将秀姑收审。消息传出，县太爷家的那个浪荡公子刘子翰唯恐调戏秀姑之事暴露，买通一个刁妇混入女监恐吓、欺骗秀姑，加上审判过程中动了大刑，秀姑熬不住只好屈供与杨乃武早有奸情，合谋杀夫。杨被传讯后，双膝被烧红的火砖烫得焦烂，三上夹棍、三次昏死，但始终无供。可恨知县刘锡彤仍以犯妇已供认不讳为由，呈报杭州府。军功出身、一向藐视读书人的杭州知府陈鲁据此滥施刑讯，杨乃武多次跪火砖、跪钉板、上夹棍，昏死过去，终因熬刑不过，而屈认自己从药店买得砒霜交给秀姑药死葛品连。杭州府拟定毕秀姑凌迟（零刀碎割）处死，杨乃武斩首示众，并上报浙江省。巡抚杨昌溶亲自审讯，杨乃武、毕秀姑自感木已成舟、难以翻案，仍屈供如前，杨昌溶派候补知县刘锡滜赴余杭密查，但刘既不传死者近邻细细核实，又收受刘锡彤人参、貂皮等贿赂，回报杨昌溶此案“无枉无滥”，结果，杨昌濬按府拟罪名上报清廷刑部。
杨乃武的姊姊杨菊贞根本不相信弟弟会做夺人之妻、杀人之夫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她探监叫杨乃武亲拟诉状，然后身背“贝榜”走了两个多月，于1874年（同治十三年）七月抵达北京，向都察院（中央最高监察、弹劾机关）投诉。都察院非但没受理此案，还派员将杨菊贞押解回浙，杭州府和浙江省重审时都维持原判。
杨菊贞下定决心，拼死也要为弟弟伸冤，她准备第二次上京告御状。然而，打官司，且不说需要跋山涉水、艰辛倍尝，单是那费用也叫人忧心忡忡。由于前几次官司已花去了许多诉讼、盘缠等费，杨乃武家十多亩桑地已经变卖完了，家中只有杨妻和杨姊两个妇道人家，加上杨乃武十岁的儿子荣绪。有理无钱寸步难行，正当杨菊贞一筹莫展的时候，对杨乃武小白菜案持同情态度的杭州胡庆余堂老板胡雪岩慷慨解囊，赠送杨菊贞二百两银子，这笔银两成了杨菊贞二告御状的救急钱。
为了争取京官们对杨乃武一案的同情，唤起他们扶正祛邪的良知，胡雪岩还专门拜访回杭州老家办理丧事的翰林院编修夏同善，向他诉说杨乃武、小白菜的冤情，要求他回京后寻找适当的机会向同僚进言，帮助重审此案。
杨乃武小白菜案发生之时，胡雪岩已有道员兼布政使衔，并担任左宗棠镇压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的后路——上海转运局委员，有财有势。这样一位人物的介入使杨乃武小白菜案有了转机。1874年（同治十三年）农历九月，杨菊贞陪同杨乃武之妻詹彩凤、杨乃武之子荣绪与“抱告”姚贤瑞，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再次来到北京。她们顺利拜见了夏同善，送上其弟夏缙川的书信及控诉状，经夏同善介绍，又遍访在京的浙江籍大小官员三十余人，接着向步军统领衙门、刑部、都察院投诉。
夏同善不忘胡雪岩之托，多次访问大学士、户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翁同和，恳求他去刑部查阅浙江审理该案的全部卷宗。后在翁同和与刑部分管浙江司刑狱的林文忠（林则徐第五子）的共同努力下，慈禧、慈安两宫皇太后亲下谕旨，重理此案。但由于办案人员一拖再拖，案于悬而未决，慈禧太后指派正在浙江考选遗才的浙江学政胡瑞澜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赴杭复审。科班出身、不懂刑狱的胡瑞澜滥施酷刑，杨乃武双腿被夹断，仍不肯招供，毕秀姑手指尽折、上衣被剥、开水浇身，烧红的铜丝穿入双乳，再次诬服。直到1875年（光绪元年）给事中边宝泉上奏异议，夏同善等浙籍京官联名上书，奏明此案不明，只恐浙江将无人肯读书上进了，一致要求提京复查。清廷下旨刑部，于1876年（光绪二年）底，将葛品连棺木移往京师，当众开棺验明死者实系病亡，至此，这一历时三年多的大案真相大白。杨昌濬以下的审办官员都受到处分，杨乃武和毕秀姑无罪释放，杨回杭后叩谢了患难相助的胡雪岩，回乡后种桑养蚕为业，因妻子詹彩凤双目失明、姊姊杨菊贞积劳成疾病故，他一人承担了家庭重负，直到1914年病故。那毕秀姑后来到县城南门外“准提庵”削发为尼，1930年去世。
杨乃武小白菜案轰动朝野，胡雪岩以自己特殊的声望赞助钱财、游说京官，为争取重审此案并最终昭雪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毋庸置疑，随着此案的广泛流传，胡雪岩的义声善名更加深入人心了。
除了上述设钱江义渡、开胡庆余堂药号、捐输赈灾款、支持昭雪杨乃武小白菜案等善举，胡雪岩还两次东渡日本，重价购回流失在外的中国文物。有一回，他一次就购回七口古钟，后来一口放于西湖岳库左廪，一口放在湖州铁佛寺内，上面都刻有“胡光墉自日本购归的字样”。寺庙本是人口流动之地，这些古钟作为成功的广告创意，使驻足观赏的人们对胡雪岩其人其店也都刮目相看。
结草莽英维，造江湖势力
胡雪岩江湖势力的争取是以结识尤五为开始。
王有龄初到海运局，便遇到了漕粮北运的任务。粮运关系到地方官的官声。所以督抚黄宗汉催逼甚紧，前一年为此还逼死了藩司桩寿。
按照胡雪岩的主意，这个任务说紧也很紧，说不紧也不紧。应付这个任务的办法是有的，只需换一换脑筋，不要死盯着漕船催他们运粮，这样做出力不讨好；改换一下办法，采取“民折官办”，带钱直接去上海买粮交差，反正催的是粮，只要目的达到就可以了。
通过关系，胡雪岩找到了松江漕帮管事的，名叫尤五。帮里历年克拙，省下了一批粮食。
在和尤五谈生意过程中，胡雪岩发现，虽说漕运渐衰，漕帮势力大不如前了，但是地方运输安全诸方面，还非得漕帮帮忙不可。这是一股闲置起来有待利用的势力。运用得好，自己生意做得顺利，处处受人抬举；忽视了这股势力，一不小心就会受阻。
而当时各省漕帮互相通气，有了漕帮里的关系，对王有龄海运局完成各项差使也不无裨益。一旦有个风吹草动，王有龄也不至于受捉弄，损害官声。
因此和尤五打交道，不但要处处留心照顾到松江漕帮的利益，而且还要把尽己所能的心态交给尤五。加上胡雪岩一向做事一板一眼，说话分寸之际特别留意，给尤五的印象是，此人落门落槛，值得信任。
有了这个印象，“民折官办”购粮一事办得很顺手。尤五也把他尊为门外兄长，凡事请教。
通过这次合作，尤五这股江湖势力给胡雪岩提供了很大方便。胡雪岩在王有龄任时做了多批军火生意，在负责上海采运局时，又为左宗棠源源不断地输给新式枪械弹药，如果没有尤五提供的各种方便和保护，就根本无法做成这么多的事情。
由此，胡雪岩也很注意培植漕帮势力，和他们共同做丝生意，给他们提供固定的运送官方物资的机会，组织船队等，只要有利益，就不会忘掉漕帮。胡雪岩有一个做人做事始终不变的至理名言就是：“花花轿儿人抬人。”我尊祟你，你自然也抬举我。江湖上的造势的做成就是这样来的。
说到江湖势力在晚清渐趋衰落，主要是因为各种经济社会变动引起的。比如洪门和漕帮，当年借重的是联接南北的运输河道。河道一旦冲淤堵塞，财路一步步衰微，江湖势力也就一步步退减。又比如镖局，当年押银护款，呼啸南北，哪一个钱庄不需要借重镖师？后来银票兴起了，划汇制度也形成了，镖师就逐渐有人尊敬而无人借重，势力自然也就江河日下。江湖势力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变迁而变迁。不过在当时动荡的年代能凭着这帮草莽英雄造自己的势力，对于胡雪岩来说难得可贵啊！
江湖势力是一种民间组织，是一种讲求信誉与正义感人聚在一起共同谋事，互相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在胡雪岩生活的时代，江湖势力仍是影响社会生活的一支重要力量。胡雪岩把这支力量组织起来和自己在官场的势力结合起来，做出了花团锦簇的场面来。
弘商场势力
商道势力的做成，同样显示了胡雪岩在商业谋略上的与众不同。
假如说官场势力的借重是胡雪岩在无意中做成，然后逐渐意识到的话，那么商场势力的做成就显得更有预谋和计划。
这个特点突出表现在垄断上海滩丝生意，达到与洋人抗衡，以垄断优势求得商业主动权上。
胡雪岩这个想法打的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商战。采用的战略战术：
第一阶段，胡雪岩尚未投入做丝生意，先观察市场行情如何与洋人抗衡的准备。
按胡雪岩的说法是，做生意就十白不齐，跟洋鬼子做生意，也要像收茧一样，就是这个价钱，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拉倒。那一来，洋鬼子非服帖不可。
而且办法也有了，就是想办法控制货源，联络同行，让他们跟着自己走。
至于想脱货求现的，有两个办法，第一，你要卖给洋鬼子，不如卖给我；第二，你如果不肯卖给我，也不要卖给洋鬼子，要用多少款子，拿货色来抵押，包他将来能赚得比现在多。
凡事就是起头难，有人领头，大家就跟着来了。
具体的做法因时事而异。
和庞二的联手促成了在丝生意上获得优势。
庞二是南浔丝行世家，控制着上海丝生意的一半。胡雪岩派玩技甚精的刘不才去和庞二联络感情。
起初，庞二有些犹豫，因为他觉得胡雪岩中途暴发，根底未必雄厚，随后，胡雪岩在几件事的处理上都显出了他能急朋友所急，而且在利益问题上态度很坚决，显然不是为了几个小钱而奔波，在丝生意上联手，主要还是为了团结自己人，一致对外。有生意大家做，有利益大家沾，不能自己互相拆台，不能把好处给了洋人。
庞二也是很讲义气的人，认准了你做朋友，就完全信任你。所以他委托胡雪岩全权处理他自己囤在上海的丝。
胡雪岩得庞二的倾力相助形成了商业上的绝对优势，加上官场消息灵通，第一场丝茧战就这样胜利了。
第二阶段，胡雪岩手上掌握的资金已从白银几十万两到了几百万两，开始为左宗棠采办军粮、军火。
但由于西方先进的丝织机器已经开始进入国门，洋人也开始在上海设立丝织厂。
胡雪岩看到这种情况的出现，会影响到丝生意进展，同时为了中小蚕农的利益，利用手中资金优势，大量收茧丝屯集。
洋人看见胡雪岩先下手为强，就搬动总税务司赫德前来游说，希望胡雪岩与他们合作，利益均沾。
胡雪岩审时度势，认为禁止茧丝运到上海，这件事不会太久的，再下去两败俱伤，洋人固然受窘，上海的市面也要萧条。所以，自己这方面应该从中转圈，把彼此不睦的因素去掉，叫官相信洋人，洋人相信官场，这样才能把上海弄热闹起来。
但是得有条件，首先在价格上需要与中国这面的丝业同行商量，经允许方得适用，其次洋人须答应暂不在华开设机器厂。
和中国丝业同行商量，其实就是和胡雪岩商量，因为胡雪岩做势既成，在商场上就有了绝对的发言权。有了发言权，就不难实现他因势取利的目的。
就这样，在第二阶段，胡雪岩所希望的商场势力已经完全形成。这种局面的形成，和他在官场的势力配合甚紧，因为加征蚕捐，禁止洋商自由收购等，都需要官面上配合。尤其是左宗棠外放两江总督，胡雪岩更觉如鱼得水。江湖势力方面，像郁四等人，本身的势力都集中在丝蚕生产区，银钱的调度，收购垄断的形成，诸事顺遂。因为他们不只行商，而且有庞大的帮会组织作后盾，虽无欺诈行为，但威慑力量还是隐然存在，令洋人不得不服。
胡雪岩在其它生意上也很突出。光绪年间已经位据江南诸金融业同行之道，与北方的山西帮票号遥相犄角。声名大振，信誉日上，又借官款为后盾，成为客户心目中不倒的金字招牌。
典当行的发展更为迅速，全国已经开到二十九家。和阜康的钱业、胡庆余堂的药业一样，都成为胡雪岩在商场立足发展的巨大支柱。
胡雪岩在丝茧生意上和洋人打商战，时间持续了近二十年，其间，胡雪岩节节胜利，中国人扬眉吐气，到了中法战争战事一开，局面开始对胡雪岩不利。如下顺便简明地概述一下：
主要原因出在上海市面的不景气上。读经济学的人都会记得，1883年，适值世界性经济危机，上海银根紧缩，市面上现银数量锐减，阜康等金融业面临窘境。在这个紧要关口，左宗棠和李鸿章的矛盾公开化了。左宗棠主张对法宣战，李鸿章明里敷衍不表态，暗中示意门下加紧行动，打击左宗棠的势力。
胡雪岩早就成为左宗棠的左右臂膀，筹饷购械，无不尽力。胡左关系如犹盛宣怀和李鸿章之间的关系。所以成了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
适逢上海市面大坏，盛宣怀就和上海道友人密商，到期的海关税拖延不转拨，让胡雪岩自个儿承担洋款到期偿还的负担，同时派人四出行动，挤兑阜康，提取现款。
胡雪岩跟洋人打商战，就跟打仗一样。论虚实，讲攻守，洋商联合在一起，千方百计进攻，胡雪岩孤军应战，唯有苦撑应变。这情形就跟围城一样，洋商大军压境，吃亏的是劳师远征，利于速战：被围的胡雪岩，利于以逸待劳，只要内部安定，能够坚守，使围城的敌军，师劳无功，军心涣散而撤退时，开城追击，可以大获全胜。
现在后院起火，内部起讧，胡雪岩的阵脚大乱，花二十年心血做成的势，倾刻泄漏。上千万银款押在丝茧上，商势既然不存，整个大厦也就颓然倒塌。
胡雪岩最为痛心的倒不是自己的生意败坏，而是痛心生意败坏的原因，不是自己和洋人较量不下去了，而是自己人在那里使坏。就像两个大力士在那里较劲儿，下一个以力制服了另一个，而是有人在旁边用树枝搔痒，痒不自禁，败退下来了。
所以问题的出现与胡雪岩的取势理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