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艺术不是天生的，而是在长期的学习和实践中形成的。作为一个出色的领导，应具有渊博的知识、丰富的政治经验、杰出的智慧和卓越的才能，这是造就领导艺术的重要条件。人们对领导素质和修养的认识，都是从他们的亲身感受中得到的。其中感受最深的是曾在延安窑洞里长时间访问毛泽东的斯诺，他认为毛泽东是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有一种坚定宏大的气魄，以非凡的能力综合表达了亿万中国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具有十分动人的幽默感；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很深的研究，口才出众，记性超人；对工作一丝不苟，是一个精力充沛、不知疲倦的人。
在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的印象中，毛泽东既是一位领导人，同时又是一位高级学者。他对思维过程，对于各个领域的概念都感兴趣。然而他又是一位非常注重实际的人，通过把他的特殊的洞察力与品格相结合，他成了许多其他极有才能的人们的领袖。
同毛泽东并肩战斗半个世纪的周恩来则认为，毛泽东具有中华民族的谦虚重实际，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毛泽东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系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人民领袖。可以说，这些是对毛泽东具有一种特殊的素养的深刻概括。
要提高自己的领导艺术，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并加以组合，其中包括下列策略：
其一，合作策略：鼓励冲突双方把他们的利害关系结合起来，使对方要求得到满足。
其二，分享策略：让冲突双方都能得到部分满足，即在双方要求之间寻求一个折衷的解决方案，互相作出让步。
其三，回避策略：估计双方冲突可以通过他们自身调解加以解决，就可以回避冲突，或用暗示的方法，鼓励冲突双方自己解决分歧。
其四，竞争策略：允许冲突双方以竞争取胜对方，赢得别人的同情与支持。
其五，第三者策略：当存在冲突双方皆可接受的另一位有权威且易于解决冲突的第三者时，可以通过他来解决冲突。
其六，调和策略：在解决冲突过程中，运用情感与安抚的方法，使一方作出某些让步，满足另一方的要求。
毫无疑问，领导艺术主要内容之一是决策。因此，科学地决策，是领导艺术的基本问题之一。在长期工作中，环境错综复杂，情况千变万化，具有超人的才能、丰富的经验和远见卓识，运筹帷幄，妙计层出，稳操胜券，显示出高超、独特的决策艺术。
决策艺术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在那强烈激荡着人们心弦的革命历史中，人们可以充分地领略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决策艺术的“风光”。他们高瞻远瞩，不失时机，思维敏捷，灵活机动，因地制宜，把握主动，化险为夷……导演了一幕又一幕波澜壮阔、威武雄壮的历史：在中国近代史上农村去设“大本营”，建立革命根据地，才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得以确立；长征路上，四渡赤水、智调滇军，才能转危为安，跳出重围；透过抗日烽火，把握客观规律，预测到持久抗战，中国一定能取得胜利。
2．17 “外脑”是提高领导决策水平的依据
现代企业中，“智囊”、“外脑”的作用越来越大。现代领导工作———尤其是一些重大的战略决策，所涉及的专业领域和知识范围极广，要搜集和分析成千上万的信息、数据、资料，弄清楚所面临的许多不确定因素，这一切往往会超出领导者个人的智能限度。
因此，现代领导必须依靠各类专家，充分发挥“智囊团”的作用，以实现领导工作的科学化。
智囊自古有之，而智囊团（俗称外脑库或思想库）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兴事物。古代智囊与现代智囊团有本质的区别。古代智囊人物多是发挥着个体作用，而现代智囊团则注意发挥集体的智慧；古代智囊人物凭经验和推理行事，现代智囊团已有一套常用的科学方法；古代智囊人物都是隶属甚至附庸于某个领导者，有很大的局限性，而现代智囊团大多组成了独立的机构，他们接受委托、独立研究，其研究结果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各种智囊组织尽管形式不同，但其主要作用则是相同的：
其一，为领导者决策提供咨询，充当领导者的“外脑”；
其二，将决策执行的情况及时反馈到决策中心，充当领导者的“耳目”；
其三，对未来发展提出科学预测，充当领导者的“望远镜”。
正因为现代智囊团有如此大的效能，所以它正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在经济发达国家，包括政府最高机构在内的各类决策机构都已逐渐习惯用这些“外脑系统”进行思考，从这些“脑库”中选取各种可行的决策方案。有些国家已形成一套制度：一个企业、一个部门、一个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领导者，没有经过智囊团的咨询和论证。决不轻易对重大问题作出决策。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智囊团就没有现代领导工作，也无法完成决策从经验到科学的转变。
2．18 当官应会先做人
领导学认为，领袖的镇定是团体克服危机中重要的力量。一般来说，当整个集团是处于危机下的一种依存心理，大家追求的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强悍领导者。例如宋真宗时，契丹与宋边境时有摩擦。一次契丹人突然大举进犯宋边境城镇澶州。朝廷内外一片惊恐忙乱。当时主持朝政的大臣寇准，接到告急文书后却扣下不发，没事人一般，整天喝酒吟诗，谈笑自如，使朝廷人心稳固，后来寇准巧施妙计使契丹人兵败而退。由此可见，在非常状态中一位有权威的领导者才能统领大家，历代杰出的政治家都深知这一点。
那种有权威的领导绝对拥有良好的品德素质，他们完全懂得如下几条做人的经验：
其一，做事要光明磊落
“提高透明度”，是现代社会中人们常挂在嘴边的话，其实这不仅是现代社会公正廉洁的一种必要手段，也是一个杜绝猜忌防人诬告的处世韬略。
唐代重臣郭子仪的家里与其他高官显贵大为不同。平时，郭家大开家门，任人随便出入。他的部下要出使外镇，向他辞行。恰好郭子仪的妻子和女儿正在梳妆，她们竟当着部下的面让郭子仪拿手巾，端洗脸水，就像使用奴仆一样。郭的儿子们感到十分羞耻，哭着劝父亲：“您的功业显赫，却这样不注意自重，不分贵贱，让他们都进入内室，就是伊尹、霍光这样前代的名臣也不会这样做啊。”郭子仪笑着解释给他们听：“你们不懂得用意。咱们家吃饭的人有一千多，马有五百匹，这都全靠着朝廷的恩典才得以生存。
如果高墙闭户的，内外不能，万一有什么冤家制造我们不忠的罪名，到时大祸临身，后悔就晚了。现在将四门大开，里外清清楚楚地任人观看。即使有人要进谗言，也没有办法。”听了郭子仪的这一番话，他的儿子们才明白了其中的深意。
当然，郭子仪大开家门是出于他自己的功高盖世、权重势威的地位，而怕遭人暗算的原因，但这种做法极有远见，它通过亮出隐私，避免了人们对国家的猜测。如今郭子仪的这一做法仍可积极地加以借鉴，通过自亮隐私，可以提高人们对领导者的信任度，鼓励人们齐心协力从事共同的事业。
其二，对下属要宽容谅解
作为领导者，对于下属要实行宽容的政策，因为宽容和谅解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它能使人们被你吸引，爱戴你，信服你，并愿意帮助你。如果你想成功地领导人们，那么就要在任何时候都以宽容之心待人。
1963年夏天，国防部副部长许光达大将患眼疾住进了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确诊为麦粒肿，该院决定由眼科一级教授张福星为他做手术。
张福星当时60多岁，解放前曾在上海开办私人眼科诊所，有很高的技艺。全国解放后，他被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聘去任教，后来被调入北京解放军总医院高干病房，主要为高级首长治病。因为他有解放前的那段历史，所以平时工作非常谨慎。尽管张福星很小心，可在给许光达做眼睛手术时还是出了一点问题，碰伤了角膜，眼睛红肿起来。
这件事惊动了中央保健局，为此有三条指示：一、追查责任；二、许光达马上转到北京医院治疗；三、写出事故报告。
出了事故，张福星教授思想压力很大，尤其害怕联系他解放前的那段历史。
许光达回答中央保健局的也是三条：一、不转院，仍住解放军总医院；二、仍请张福星教授治疗；三、不要追查。
许光达把张福星教授请到家里，安慰了一番，继续请他治疗，使张教授深为感动。
在张福星教授的医治下，许光达的眼疾好了。大将许光达以他的充分信任及宽大胸怀赢得人们的敬佩和信赖。
其三，要做就做
在美国前任总统柯立芝的一生中，从一个小村庄的农夫，一直晋升至地位最崇高的总统，他就是以这种要做就做的果断精神受到赞扬。
当柯立芝正在为麻省省议员竞选连任时，忽然听到省议会议长的席位已经虚悬的消息，于是在选举的前一天晚上，他拿着小手提袋，大步赶向诺桑波顿车站。两天以后，他从波士顿回来，在他的手提袋里，已装满了多数议员签名愿选举他为省议会议长的同意书。就这样，柯立芝受到全体议员的拥戴，而成为麻省省议会的议长。
在适当的时机，用果断的方法脱颖而出，便能掌握住其间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