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对先帝康熙“天下大权，惟一人操之，不可旁落”的政治主张显然是颇为赞同的，除此之外，他还从康熙那里学到了许多从政的思想和方法，所以登位之初，他就在不断总结前人的历史经验基础上，椎陈出新地建起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政治体系。为了实行新政，雍正不惜玩起了两面派的把戏，即一方面肯定先皇的成绩，对外宣称“永遵成宪”，“不放稍有更张”。另—‘方面却部分否定，暗地里采取新措施，改弦更张，从而实现权力的和平过渡和保持国家的长期稳定。
如果说设立“密折制”是雍正举起的左手，那么设置军机处便是他举起的右手，两手都要硬，两手一起抓，这可谓是雍正最具特色的专政策略。
在相继夺去年羹尧与隆科多两位权倾一时的重臣的职位并将其打倒后，雍正又一次在风头浪尖上巩固了他的权威和皇位，同时又使他痛定思痛，根据年、隆两人的情况，坚定了他扩张皇帝权力，搞中央集权制的决心。于是设置军机处，为建立和发展专制体制铺平了道路。
雍正即位后，为保密起见，立即下令收回前朝康熙帝所有的酿批谕旨，并说：“俱著敬谨封固进呈，若抄写、保留、隐匿、焚弃，日后发觉，断不宽恕，定行从重治罪。”意即：
所有收藏有康熙帝殊批奏折的官员必须将奏折原封不动地封好交上来，若有抄写，私留底稿，隐匿焚毁此类奏折的，日后被我发觉了，一定从严惩处。
此后雍正为了完善密折制度，又下令此后就是自己所批阅的密折，在当时人捧阅后也要立即交上来，不得私自存留，更不能互相传阅，如有违犯这一命令的必给以重惩。为了使有题密奏折资格的官吏能妥善利用这一殊荣，雍正还反夏强调密折的保密性质，称密折的意义是“慎密”二字，最为紧要，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可不畏乎？
这就是说密折一定要保密，是皇帝对你们的依赖，你们若泄露了机密，可就要惹来杀身之祸了。
雍正的这番话，既有要求臣下保密的意思，也是在暗示自己对有题奏权的臣下的一种信任，这样一来，就强化了他们的责任心。由此看来，密折制首先起到厂笼络人心的效果，是雍正驭下有术的又一极佳表现。
既然是密折，自然要以“密”字为最紧要，因为只有行事慎密了，才能达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兵贵神速的目的。
雍正对大小臣子保密行为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特别是对小臣，雍正的教导更是不厌其烦，这主要是因他考虑到小臣得此密奏荣宠容光焕发易擅作威福，挟利上司和同僚，造成官僚间互相猜忌、政治混乱的现象，这就会对国家政治产生不良的影响了。
有鉴于此，雍正对不遵守机密的人，采取了必要的惩罚措施。雍正初年，大多数外任封疆大吏都派有亲属或亲信长驻北京，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做，多是为了了解京师的情况，并由此决定某些奏折到京后，总是由他们的亲属或亲信先行拆阅后，然后再呈奏上去。而使用密折，假如也像这样，密折的密字就无从谈起了。
此后，雍正发现了浙闽总督党觉罗保满、山西巡抚诺岷、江苏布政使鄂尔泰、云南巡抚扬名时等人都有这种情况，因此决定停止他们书写密折的权利，以示惩罚。这样一来，那些封疆大吏再有事时就无法与皇帝直接商酌了，这就使他们在处理政务时产生了种种不便。于是他们只好向雍正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井请求恢复他们的密奏权。雍正看到自己的目的达到了，也就逐一恢复了他们的密奏权。
由此看来，雍正在处理觉罗保满等人的泄密行为时，并没有把对他们的制裁当成一种目的，而仅仅把制裁当成了——种手段，即用制裁的手段迫使他们懂得保密的道理。
制裁泄密行为并不是目的，因为雍正的最终目标是要收到保密的效果。为此雍正经过深思熟虑后，逐步完善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密折制其实也是当今社会所谓的秘书一职的雏形，它所扮演的角色也即上传下达、准确提供相关信息，为决策层提供依据。为了达到这一效果，雍正还设立了专门转呈接收密折的机构，由专门的奏事官员来接收转呈密折。这一机构称奏事处，分内奏事处和外奏事处两个职能部门。内奏事处负责接收京师内各类密折；外奏事处则负责接收外任官吏的密折。这两个奏事处的官吏皆由雍正的亲信御前大臣专门负责接收、发还等一切事宜。
这样一套完备的密折制度就初步形成了。这一完善的制度，无疑是雍正心智的结晶。
同时，密折制度本身还收到了许多另外的妙用。用雍正自己的话说，就是：“凡督府大吏任封疆之寄，其所陈奏皆有关国计民生，故于本章之外准用密折，以题本所不能尽者，亦可于奏折中详悉批示，以定行止。”这是雍正在看到封疆大吏在陈奏政务时，因限于题本程式和保密性质的局限，很难如实全面地汇报当地情况。这样一来，皇帝就无法彻底了解臣下的隐衷和下边的情况，二来皇帝的指示也因同样的原因不能尽述。于是就产生了皇帝无从决策，下属无力奉行的怪现象。为此，雍正才要用密折这种公文形式，使臣下和皇帝之间亮明观点，然后双方才能经过讨论，决定对策。从公文形式的层面来说，叙述活泼、内容多样、适应性强的密折具有解放文体的意义。这可真是一种出乎意料的收获。
密奏制给雍正带来一定的快捷传递文书以及惩治贪污腐败的有力途径，这样做也确实为老百姓提供了一定方便，使其政策更加透明化了。
智经44千年陋习，分朝除之
“千年陋规，不容遗留万年，须有坚纫不拔之志，才能成事。”
——雍正
一个人做事须有坚纫不拔的毅力才能闯过险境，取得成功，人生择力而行，只有楔而不舍的精神才能成功，雍正赞许的就是：“须有坚纫不拔之志，方能成事。”
官场上的送礼之风，可谓源远流长，绵延不绝。从其作用来看，送礼既可拉近距离，增进感情，又可满足双方的冲动，彼此也都甘之如饴。反之，送与被送都不是一方能决定的。在养廉银制度实行之前，地方官吏中的下属，必须按陋规向上司送一定的数量的礼金。若上司本人身兼数职，下属就必须同时奉上几份礼物，假如这一陋规不被革除，势必会对雍正所推行的改革政策造成不良影响。因此，雍正采取了“革除陋规，善于求新”这一个心智。
即位之初，雍正就发出上谕，禁止钦差大臣接受地方官员的馈赠，从最容易被“送”的钦差身上开始改革送礼之风。
恰好这时，巡抚御史博济到江南视察，并借机向驿站收取规礼，结果植雍正发觉了，正好抓了他个顶风作案的典型。于是雍正立即传旨，将博济就地免职，并交由当地政府严加查办。接着，雍正又借此事件趁热打铁，通令全国说：
“倘有再受规礼者，将该员置之重刑，其该管之督抚，亦从重治罪。”
雍正这一招做得真绝。因为他不但将犯事的官吏处以重罪，同时还诛连到其上司。这就是说，下级犯罪，与上级督祭不严有着必然联系，因此犯事官吏的上级也应该一并受到诛连，雍正的这一招虽有些过撒，但却使地方大员无不战战兢兢惧怕受到诛连。因此，他们都便再不敢听任下属胡作非为了。这证实了田文镜向雍正提出的那个建议：“欲禁州县之加耗加派，必先禁上司，欲禁上司，必先革除陋规。”由此看来，雍正在革除陋规的过程中，用的正是打蛇先打头，擒贼先擒王的策略。
雍正就是雍正，敢用重拳打击犯事官吏，甚至卜级与下级并罪，这在古今来说也是一大明举。
在取缔陋规的同时，雍正还加强了对中央官员的约束。
以前，地方官在向户部交纳钱粮时，每一千两税银中要加派二十五两所谓的“余平银”和七两“饭银”。雍正意识到这也是滋生腐败的一个源流，因此在即位之初就下令减去“余平银”的十分之，以缓解地方上过量的财政负担。耗羡归公后，允祥亲王曾建议雍正取消收纳如“余平银”和“加色银”，并同时杜绝地方官短交或以“潮银”抵充足色纹银的行为。如果实行这—办法，可以有效地制止主管国库的官员与地方官虽侵蚀私分国家钱粮的图谋。雍正皇帝认为这个建议有理有据，立即批准，取消这一加派现象。
加派被取消后，雍正又开始向“部费”开刀。
所谓“部费”就是指各衙门在向吏部陈奏各项事务时，如不交纳一定数额的礼金，吏部就不批准予以实行。其它各级衙门也有类似的现象。甚至新设立的会考府，本是打击贪污清理钱粮的部门，但其中的个别人也暗中收取这种部费；这就涉及到了雍正早期的宠臣之——隆科多和雍正的政敌允？。他们当时都是会考府中的全权人物。因此，雍正同他们的较量更是用尽心机，既斗智又斗勇。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种部费，即是指人们常说的：“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它也是封建时代的一种极其不良的社会现象，因此，雍正对此也做出了明文规定，指出各省总督、巡抚、提督、部兵必须对“部费”这一不良现象严加禁止，倘有人督察不严，将从严治罪。
至此，官场送礼风才有效地被扼止住了。
这种与整个官场陋习做斗争的精神，值得后人好好品味。
反对陋习是一场斗‘争。一方是单枪匹马的封建皇帝，一方是整个官僚体系及社会习惯的结合体。官僚不愿放弃已经到手的滚滚财源，力图维持现有局面。皇帝又志在改革，力图重开气象。双方矛盾激烈、互不妥协。
这一场君臣斗争，是锐于进取的皇帝与保守陈旧而又本性贪婪的官僚们之间的冲突。改革者固然至高无上，然却势单力薄，被改革者已是落后，但却不僵。导致改革者陷入了一种尴尬处境，他需要有一种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才行。
智经45抑止用仕，用权得当
“惟戒钻营权要第一要紧，尔等内外文武百官，莫为此事”。
——雍正
投机取巧是某些人惯用的手段，但雍正并不赞同此事，他要求一个人要平等竞争方为英雄豪杰。即使是打击对手，也应如此。
打击首领，瓦解余党，或者儆示同类人物小心点、站远点，别惹上腥臊。这是雍正在打击对手时惯用的策略。因此雍正在惩治科甲朋党首领的同时，对有朋党嫌疑的其他官虽则也采取了训诫的方式，以便他们因此知道警惕自己，不至于再犯类似的错误。
雍正皇帝此类训诫很多。如对福建学正程元章讲：“竭力摒除科甲向来因循党庇，求名而不务实之恶习，效李卫之居心行事可也。”又谕贵州巡抚何世瑾“将向日科甲朋庇夤之恶习洗心革面，竭力挽回整饬，则绅稷生民获福无量矣，勉为之。”以武功考取进士的福建巡抚刘世明有沽名钓誉、取悦科甲绅衿之嫌，雍正也降旨严饬说：“武进士以科甲自居，尤可笔，无耻之甚者也。”又说：他“且莫忘汝武臣习俗方好，若少忘本，但曲意阿附邪党，取悦绅柠，恐祸至汝身，非此辈笔墨所能救汝，实害也。便令朕负不君之名，汝便屑天下后世之令誉，在刘世明能不抢头对天乎，若不痛白省改，恐后悔不及矣。”
试想一下，在这种打拉结合、恫吓瓦解策略的作用下，谁人敢不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夹起尾巴做人呢？毕竟胳膊扭不过大腿，跟皇上较量是不明智的；既然如此，那就猛劲儿拉车，跟着皇帝老儿跑吧！雍正王朝，采用抑止用仕，广开用人渠道的官吏政策，矫正了康熙时期鼓励仕进、大兴科举政策上的偏差。在打击科甲党人的同时，还从官僚制度上对科甲官员的徇私舞弊行为加强了防范。如在此之前，科道、吏部等政府部门只任用科甲士人为官，雍正认为此举弊大于利，因此宣布：“朕意欲将旧例变通，以社党援之弊而收用人之效，旦使科目袒护之习惭次解散，正所以教导而保全之也。”
接着雍正又下令，说：“知府、知县若为师生即予回避，司道以下及督抚有谊关师生者，均须申报存案。”此后他又制定了师生徇庇议处条例，规定：“师生馈送徇庇，道府失察州县，督抚失察道府，均须议处。”
从上述举措来看，警戒有科甲嫌疑的官员，必然会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而改革官僚体制本身以及制定相关的法律条文，则从根本上堵住了科甲官员结成朋党的老路，因此雍正此举大有双骨齐下的味道，而且这也是他惯用的策略之当然，雍正打击朋党是有针对性的，对其亲信大臣，他并不反对彼此交往，有时甚至是鼓励他们互相往来。如元年十一月，雍正曾密谕直隶巡抚李维钧：“怡亲王待你甚好。
若有为难不便奏闻之小事，密密使人同等商酌，他不会使你落空的。密之，不可再令一人知之也。”
实事求是地说，雍正皇帝打击朋党运动的扩大化、过激化，在朝廷内外造成了人人自危、谈党色变的氛围。他的这一密谕也不能不让人生出戒惧之心。李维钧在收到密谕后，诚惶诚恐地回奏说：“臣夙守坚介，在职多年，与王公大臣一无交接，而与怡亲王亦素无谒见。”
雍正知道李维钧是怕惹上朋党的嫌疑，因此又对他说：
“怡亲王可以算是你的天下第一知已，他这样敬你、疼你、服你、怜你，实出至诚，他这——种真实公忠血诚，实宗藩中之难得者也。朕昔日实不深知，自即位来，联惟日重一日待之耳。户部中之吏治若可有补于王者，只管随便写来与王，他领会得来的。此谕不必令王知也。”
这一言行用意是非常明显的，意即只要大臣们不以结党营私为目的，如果其交往是出自公心，那么雍正非但不反对，而且还鼓掌赞成。
鄂尔泰即为最明显的例子。据史料记载，鄂尔泰为人心高气傲，“常卑视占人，气出其上”，以宰相自居。所到处，“巡抚以下走千里拜谒，虞若无人，公（鄂尔泰）亦以身殉国，知无不为，一切嫌疑形无所避，门庭洞开，宾客车马麻集，漏尽乃已”。雍正对此也并不予过问，信任依旧。不过，像怡亲王允祥、鄂尔泰这样的情况在当时气为例外，绝大多数官僚尤其是汉宫、科甲出身者均须小心翼冀，远避朋党嫌疑。
古代官场常有一派操纵另一派事情发生，还有厮杀场面，暗算事件。雍正深知此理，提前预防，悄然施展神力，或让其反思与自己积极配合，雍正操纵别人的方法，他堪称是大师级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