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他反复告诫旗人：要“量人为出，谋百年之生计”。
他不仅目已生活简朴，珍惜米粮，也严禁旗人的分外享受，对旗人玩物丧志、奢侈靡费深恶痛绝。雍正元年，他下令不许旗人酗酒、斗鸡，重定公侯及八旗军民的婚丧仪制，让旗人祟尚节俭。雍正十二年，就拽人的问题，他又指出：“近闻八旗人等仍有未改陋习，以夸多斗廓相尚者。”因命八旗都统务必加强教育。
对这些禁令，由于雍正只是着重进行教育，没有制度惩罚规章，所以收效也不大。旗人仍然变卖禄米。
雍正对旗人的表现虽然心里不满，但也仍然采取宽仁的态度以期安定人心。
雍正一方面让旗人崇尚节俭，另一方面又实行抚恤政策增加旗人的收入，试图改善旗人的生活。雍正元年，他决定拨发内帑银八十万两，分给各旗，以作为官兵婚嫁丧葬的费用。其中规定护军校、骁骑校等婚事给银十两，丧葬给银二十两；马甲、步军等给银递减。在这里，他知道自己所实行的抚恤政策是临时性的补助，对八旗军民的生活所助有限，从根本上还是不能解决八旗军民的生活问题。
清军人关后，经顺治、康熙两朝，经过八十年的繁衍，满族旗人的人口已经有了很大的增加，而八旗的旗地和兵额又是固定的，所以正如我们谈到的旗内就出现了很多余了，这些余了没有职业，生活十分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雍正就想利用扩大兵额来解决，但又受到政府财力的限制。于是雍正就以略为增加兵数的方法来缓和，令从满、蒙、汉军中选取四千八百人为养育兵，每一旗满、蒙、汉军增加六百名养育兵，其中包括满洲四百六十名，蒙古六十名，汉军八十名。每一个满洲、蒙古养育兵每月关饷银三两；分下去的汉军养育兵也是每个月三两，但实际只给二两，多余的饷银给额外增加的养育兵，这样汉军每旗又可增添四十人。这次总计添加养育兵五千一百二十人。
同年，雍正又特别增加汉军名额数，把汉军的二百六十五个佐领扩充为二百七十个佐领，兵额从一万七干五百二十八名，增至两万名。
雍正九年，西安将军秦布奏称，他所管辖的官兵定额只为八千名，然而因户口繁盛，旗丁已近四万人，因请在余了中挑选一千名当差，每月仅给饷银一两、米三斗。雍正批准了他的要求。就此事类推，雍正又考虑到驻防各地的八旗情况相类，因此就命其他驻防地也扩大兵额，挑选余丁充任。
但雍正也清楚这样适当增加八旗的兵额，只能稍稍缓和八旗人的生活困境，其危机从根本上仍然得不到解决。
因为雍正对八旗人的生活安置问题没有真正解决，旗人为了生计，就将旗地内的公田典当或出售做为生活的来源。
按定例，八旗旗地的公田，旗人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因而旗人典当和出售旗地是违法的。对此，雍正十分宽大，并没有依法惩治典当和出售公田的那些旗人，也为没有真正解决旗人的生活问题而深感内疚。但是又不能任其发展，因此就命各旗查明典卖公田的情况，动支内库银按原价赎回，并准许本旗及别旗的人照原价购买、典当和出售的公田。雍正这是力图保护旗人产业的国有特性，不令流入八旗之外。
限制出卖田米和旗地，是消极的防范措施，雍正还着眼于发展旗人生产，即位之初，就兴办热河屯垦。元年（1723年）六月命于热河、喀喇和屯、桦榆沟三处屯田，从京城满洲、蒙古八旗中择取没有产业的旗丁八百名前往，编设佐领，另设总管从事经理。十一年（1733年），命喜峰口驻防兵屯田，每名给地一百五十亩，菜园四分，照民四例交税，税银留充兵饷。
雍正晚年谋图扩大旗人的生产地区，令人往黑龙江、宁古塔等处调查，规划分拨旗人前往居住耕种，正当就绪之时，由于他的故世而没能实行。
在八旗人员逐渐地脱离生产、追逐享乐、生活窘迫的现实面前，雍正力图挽救危机，劝诫他们节俭，为他们堵塞钱财漏洞，又希望用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财源。他的种种努力收效甚微，没有阻止旗人的腐化趋势，旗人的生计问题依然存在。他以后，问题更趋严重。这是清朝一代的问题。清朝对八旗养起来的办法，使他们渐渐成为寄生者，渐渐成为废人，这个基本政策不改变，旗人的问题根本解决不了。雍正希望发展旗人的生产，是有识之见，但没有从根本上变更对旗人的方针，所以就不可能改变旗人的状况。
智经53以诚相待，摆平恩怨
“古来臣相，经劳易，任怨难，吾当以诚处之。”
——雍正
人待人，乃无价之宝，这条至理名言，许多人都知道，雍正为了获得臣下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他非常注重感情投人，从而使他的臣下对自己诚心诚意，感恩戴德，如此一来，他的权威便能得到巩固和提高。
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十六日，一个刚奉旨升迁的武官来到皇宫乾清门，要求面见谢恩，他便是即将到云南大理提标右营中军赴任的守备李景泰。
其实，守备一官是清代绿营军中较低微的武官，守备之上还有都司、游击、参将、副将直至总兵、提督；守备之下只有千总、把总、外委等下属。李景泰在前朝时，从一般兵丁升任千总，一个偶然的机会，康熙帝召见了他，发现他写字、射箭样样在行，便将他留在京师，分配到负责护卫和随侍钓鱼娱乐的“粘竿处”，但仍是千总待遇。雍正即位不久，特别命令李景泰到乾清官陛见，立即特授蓝翎侍卫，并让兵部尚书给李景泰安排一个紧要地方做守备。李景泰虽然官升级，但却是皇上的特简，所以，自然感恩戴德，闻命后即要向皂卜表忠心。
雍正听到太监汇报，即传命李景泰到禁宫养心殿陛见。
李景泰诚惶诚恐地来到养心殿，跪请圣安、谢恩并自陈履历。
雍正训示说：“你是个千总，极卑贱的。只是蒙圣祖隆恩，才派你到粘竽处效命，肤又赏你做侍卫，很快外放为守备，你到外边要好生做官，教养士卒，操练兵马，文武和衷，兵民相安，少吃空粮。你报答厂朕，就是报答圣祖丁：
李景泰听出厂皇上的弦外之音，赶忙伏地问答：“奴才极为卑贱，深蒙圣祖重恩。主子继承大统，就特拔奴才为侍卫，又放为守备，奴才只有竭尽犬马之力，属守宫箴，以仰报皇上隆恩。”
“云南是个紧要地方，所以朕才打发你去。你不要嫌守备官小，如果干好了，自然有更高的地位摆在你面前。”雍正目的已达到，又用诱饵指点李景泰。
李景泰自然受宠若惊，感激梯零地回奏：“守备官也不小了。守备有守备的职分，千把总有干把总的职分，兵还有兵的职分。奴才只怕是不能尽职。”
“你说的极是，你说的极是。知道尽职就是了。”雍正快舌快语，掩饰不住内心的高兴，连声说道。
李景泰连连叩头谢恩，转而却说：“奴才母亲今年已七十六岁高龄，而云南万里长途，奴才恐怕不能去。”
雍正听了，顿觉突然，但却装作关心地问道：“你没有弟兄么？”
“奴才倒是有弟兄，但却是远房的。”李景泰回答道。
“啊……”
“你怎么不早说明白呢？”雍正显然不快了。
李景泰辩白道：“奴才家中细事，在外廷不敢直说。今日主子施恩教训，奴才才敢奏闻。”
雍正若有所思，转瞬又问：“你是直隶河间入？”
“奴才是河间府肃宁县人。”李景泰回答。
雍正沈思片刻，显然被李景泰的孝心和识明大体所扪动，便随门说道：“就把山东、河南附近守备缺赏给你吧。”
“主子圣恩，使奴才母子聚首一处，即使粉身碎骨，也报答不尽：奴才只有竭尽犬马之力，以图报答主子隆恩于万一了。”李景泰像捣蒜一般地叩头，声泪俱下地说道。
雍正看到李景泰这副忠诚的样子就说：“你的忠孝两尽丁。”李景泰伏地谢恩退出。雍正遂传旨兵部：“李景泰母亲年迈，云南地方甚远，将山东、河南附近守备让李景泰补任。”不久，兵部尚书白潢遵旨安排李景泰任山东胶州营巾军守备，不到三年，李景秦就做到了山东胶州副将高官厂。
另外如：雍正三年七日，两广总督孔毓？的奏折：“广东按察使宋玮才德兼优，宜进京提升。可惜有病。”恰雍正在接到孔毓殉的奏折之前，已下旨命宋玮赴京引见，看了孔毓？的奏折，知宋玮有病，即命宋玮暂停来京，以免长途车马颠簸劳苦并指示孔毓？“转告宋玮，等病好了，可以走路了，再来北京，切勿任他勉强扶病而行，免得赶路把身体拖垮了。”到十一月，孔毓？奏折宋玮已痊愈，正要起程赴京，雍正很高兴。此亦颇见其爱才怜才之心。
雍正八年，浙江按察使方觐调任陕西布政使，在赴任途中病倒了。雍正知道后，就命方觐回到家乡好好休养，等候派遣的御医去给他看病，并告诉他陕西之职已另委他人，要方觐痊愈后即报告，另有重任安排。御医变成了出诊行医，待大臣情谊甚殷。
原河南开扫道陈时夏在封丘罢考事件中被参留任，两年后又升为江苏巡抚。陈时夏是云南人，家中有八旬老母。陈时夏孝顺，奏请皇亡，愿将母亲迎养江苏任所。雍正就命云南督抚派员护送陈母到江苏，并特地指示：“起身日期一听其母之便，在路随意歇息行走，不必因乘驿定限。”只此一言，足可令天下儿女感激涕泪。当大臣问为何对陈时夏这么好时，雍正说：“朕即攉用陈时夏，欲其宣力以报朝廷，自不忍令他垂白之母睽违数千里外，两相悬切。”《诗）曰：
“惠于宗公，神罔时恫。”意思是说周文王孝顺祖宗，文王宗祖的神灵没有过怨，也没有过恨。雍正此举似有文王之德。
以上这些爱臣的事足以说明雍正这个用人高手的心智所在，他利用人与人之间的坦诚相待获取了大臣们的心，从而使他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为他的统治王朝效忠。
智经54宽严神明，着眼未来
“凡事皆不可预定，或宽或严，总以公字第一，宽以济猛，猛以济宽。”
——雍正
宽严神明，这就是指雍正治理天下的一种方法，他以宽松为纲领，刚柔并济、恩威齐下，使他手下的大臣们心服口服，雍正待人有博大的胸襟，有那种立足于现在，着眼于未来的气势，考虑问题时从长远利益出发，为子孙后代打基础。
雍正的宽缓政策的实施，在吏治问题上表现得较为突出。如六年三月，直隶总督宜兆熊、巡抚刘师恕参奏良乡知县冉裕裴擅自殴打旗人，请求雍正将其解任问审，雍正斥责他们说：“宜兆熊、刘师恕所参直隶官员，往往过于苛刻，似此类者甚多。封疆大臣不为国家爱护人材，辄将可用之员因细故微瑕而致于摈弃，岂不可惜！著严饬之。”
雍正之所以在其中后期实施放宽政策，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是因为长期的过严的统治政策有损于雍正“圣明君主”的形象；过去长时期地用严猛手段镇压政敌、整饬积弊颓风，固然对强化皇权，巩固统治有利，但客观上却与当时祟尚宽仁的时代风尚相左。所以雍正继位不久，官僚士入就对其治道议论纷纷，或谓其“深刻”，或议其“求治太速”，其“权术驭下”，或斥其“贪财”、“好杀”，以致使其成为—代圣君的希望成为泡影。尽管雍正口上也宣称“众口褒贬，世之是非，朕不问也”，但内心深处对此颇为痛惜、遗憾。
因此他在允？、允？死后，曾垂泪面谕诸臣：“朕原欲为十全令主，以报普我君父之恩，今有二人之事，便黾勉卜分之善，亦减去其半矣。此朕所遭不幸，岂非朕父子前因夙劫冤孽耶？”
其次，曾静案发后，外间流言的传播对雍正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为此他曾说：“朕览逆书，惊讶堕泪，览之，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联也。亦未料其逆情如此之大也。”由此可知，社会舆论压力已迫使他不得不高度重视树立自己仁慈形象，以迎合世俗评判标准。
过严的统治政策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也引起了雍正的注意，使他感到了有纠偏的必要。长期以来，由于过多强调严猛为政，导致一些官僚典意迎合，遇事往往不顾具体情况而有意从重。最为典型的是四年十月，南汇县失盗，在盗贼尚未完全缉获时，该知县报有贼数人，捕营报有二十余人，江南总督范时绎遂以知县勒减盗数题请革职，并将按察使并参劫。雍正云：“夫失盗之初，盗未缉获，人数多寡尚在未定，安可遽定其勒减之罪乎，此皆诸臣不能秉公持平，而以私意揣度朕意，似乎朕之为治好尚严厉。”
再次，还有一些官僚出于卑劣之心，专事苛刻。如江西巡抚布兰泰“苛刻琐细，不知为政大体”。公然奏称：“臣在江西所办事件，往往从重从严，待皇上事敕改，使恩出自上。”雍正闻言揆度，“心中为之战栗，不觉汗流浃背”，遂将其革职。
由此可知，臣僚遇事苛刻成风，不但败坏皇上名声，而且也使君臣关系、官民关系趋于紧张，所以在即位五六年后，雍正有针对性地要求一些地方官“平和率屑”，提倡宽厚。六年八月，雍正指示江西巡抚张坦鳞时说：“卜（布）兰泰一味深刻扁浅而兼不明自用，负朕恩。现江西经迈柱彻底清理，一切事不难于措置，非江苏之可比。到任但秉公，平和宰属，谨守成规做去，自相安无事矣。勉为之。为大吏者，必有包罗通省之襟怀，宽厚而不疏，和平而不懦，方能胜任。少为一己浅见，则过犹不及，一失屑员之心，一人之伎岂能几何？未有不遗误者，胆众为要。”
澄清吏治、打击政敌诸种政治目标的基本实现，为宽缓施政创造了先决条件。从严治政是雍正初年特殊政治形势的必然产物——深刻的帝位合法性危机，日趋腐败的官僚政治体系，迫使雍正不得不采取严猛政策，对此雍正本人曾做过反复的说明，他说：“人心玩？已久，百弊从生，此时若不加惩治，将来无所底止”。由此可见，雍正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实施严猛政策的。但在他内心里并不主张这种做法，早在雍正二年，他曾对左右亲信大臣悄悄说过：“若果人心知儆，旧习渐除，令朕可以施宽大之政，乃朕之至愿也！”因此到了统治的中后期，在政敌清除、帝位稳固，吏治澄清，百姓乐业，个人治政经验日趋增多的情况下，雍正遂有宽大为治之念，虽未骤然全面推行，但在他的遗诏中已明确表示这一立场：“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时，从前朕见人情浅薄，官吏营私，相习成风，罔知省改，势不得有惩治整珲，以戒将来，今人心共知警惕矣，凡各衙门条例有从前本严，而朕改易从宽者，此乃从前部臣定议未协，朕与廷臣悉心斟酌而后更定，以垂永久者，应照更定之例行，若从前之例未宽而朕改易从严者，此乃整饬人心风俗之计原欲暂行一时，俟诸弊革除之后仍可酌复旧章，此朕本意也嗣后遇此等事，则再加斟酌，若有应照旧例者，仍照旧例行。”
由此可见，在处理国家政务方面，雍正虽然实施过较为严猛的政策，但他的本意却是为了使国家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同时在实施严猛政策过程中，一旦发现了个中弊端，也能及时纠偏，知错必改。
智经55塑造人才，不拘一格
“借人之才为才，用人之力为力。”
——雍正
人乃无价之宝。俗语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也就是说，真正有用的人才难得。雍正本来就是一个用人高手，他知道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尽揽天下有用的人才，借他们的智力为自己的智慧，那才是高手中的高手，这就是雍正的高超用人方法——塑造人才，不拘一格。
雍正时常说：“朕用人原只论才技，从不拘限成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