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用现代文来说就是：季康子向孔子请教如何治理政事。孔子回答他说：“政就是端正的意思。你带头使自己端正起来，谁还敢不端正呢？”超龙能益思正己率屑，以身作则，身正才不怕影子歪，这是带领干部的根本，如果失去了这个根本，怎么能治理好军队呢？当然，现在的情况就复杂得多了。
根据雍正的指示精神，直隶巡抚李维钧在考察吴桥知县常三乐时，见常三乐为官虽操守廉洁，但懦弱不振，难以承当嘱托，拟将常三乐改任不理民事的教职，报吏部审批。吏部认为，既说常三乐生性懦弱，必有废弛实迹，而李维钧又不实指废弛之事纠参，不予批准。李维钧感到常三乐虽然清廉，并不劣迹可议，但不称职，不便留任，不知如何处理才好，特请雍正皇上裁夺。雍正答复说：“这事很好办，就照他居官罢软，殊属溺积，相应参革就是了。这样常三乐可说是有些冤枉了，清廉而不得赏，无劣得罚，但谁让他不思进取，为政无绩呢？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种人可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如果认为无过就是有功，在崇尚改革的上司那里可就吃不香了。有一位外国的伟人说过：“一个人最大的缺点就在于他没有缺点。”
雍正的这一手法，让那些不知进取、户禄索餐的今人看了不知会不会有所警觉，扣心自问？
智经59公关原理，沟通为上
“朕时常将头抬一抬，将心抚一抚。”
——雍正
雍正以“狙”震惊天下，他的铁腕政治使数百年颓风—，蹶而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政绩，但雍正内心却也是侠骨情怀，在与朝臣沟通感情方面尤其让人信服。
雍正在宁夏道鄂昌奏谢“允其奏折言事”的折子后写了一篇长谕，讲叙得很详细，这段话很能体现雍正包揽天下事的雄心。他写道：
“今许汝等下僚亦得折奏者，不过欲广耳目之意。
于汝责任外，一切地方之利弊，通省吏治之勤惰，上司孰公孰私，属员某优某劣，营伍是否整饬，雨·果否时若。百姓之生计若何，风俗之淳浇奚似，即邻近远省，以及都门内外，凡有驻人听闻之事，不必待真知灼见，悉可以风闻入告也。只须于奏中将有无碗据，抑或偶尔风闻之处，分析陈明，以便朕更加采访得其实情，汝等既非本所管辖，欲求真知灼见而不可得，所奏纵有谬误失实，断不加责。”
从这段话里，可见雍正要了解的事情之多。
有地方政事的好坏；有地方官的勤情优劣；有大吏侍属员的公正或拘私；有军队的训练和纪律；有水旱和农业生产的情况；有百姓的生活和风俗等等。这些内容，无论巨细，均可在密折中上报。
为了提高官员们递密折的积极性和胆量，雍正不要求所报的事情件件属实，即使事情不太确定，只要注明出处以备调查即可。
雍正还告诉地方官，不但可以汇报本地的事情，在当地听说的外省乃至都城里的事情也可以人报。
就这样，雍正就搭起了一张无孔不入的情报网！
事实上雍正王朝的许多重大改革措施，都是经过君臣秘密协商而后才付诸实施的。沟通的渠道是密折。
西南的改土归流即是一例。
雍正元年，礼部掌印官缪沅就处理苗民事务，建议雍正皇上命令苗民土司楮子分袭土司一职，以杀其势。说白了就是为了化解土司过盛的权力，可以让土司的各个儿子来分享一定的领土和特权，这样就能起到瓦解土司权力过大的现状了！
雍正认为，此项建议的确不错，因此就把它交给湖广总督杨宗仁，争求他的意见。于是杨宗仁就向雍正呈上一份密折，认为那样做会出现强弱兼并的现象。雍正对杨宗仁的意见大不以为然，因此在密折卜批道：“从来统驭外藩。以众建诸侯以分其势为善策。一时陡然举行，彼中头目自必不愿遵依，苟可缓缓设法，谕令听从，逐渐分袭，似亦潜移默化安边之一道，其强弱欺凌之虞，何必为之远虑邪！朕谓其势即分，心、即离异，日后纵欲鸱张其中，必互相掣肘，或畏惧相诫，则其邪谋自息矣。于我内地颇觉有益。朕偶然见及于此，非欲必行其事，尔等切勿勉强遵承，以求符朕旨为念，当徐徐斟酌，详议具泰可也。”
在密折上，雍正虽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但并没有急于作结论。他这样做是为了让臣下多加讨论，以使自己多听听各种意见。此后，李绂在处理苗民问题上进一步提出了改土归流的意见，雍正收到李绂的密折后，批道：“土官相袭已允，若一旦无故夺其职守，改土为流，谁不惊疑？
意即土司制度相袭年代久远，若突然夺了他们的职权，实行改土归流，一定会让他们惊恐不安的，应当慎重。
接着贵州提督马会伯又上密折奏请用武力推动改土归流的举措，于是雍正要他与云贵总督鄂尔泰进行磋商，并在密折上批道：“黔属仲苗之凶悍及从前地方官之姑息因循，皆朕所悉知，览所奏数条，虽数有理，然不可轻举妄动。鄂尔泰慎重明敏，实心为国人也，诸凡与之详细商酌而行。意即：贵州苗民的凶悍以及从前地方官吏的姑息纵容的情形，我都知道了，看你所奏的数条意见，也颇有道理，但是却不能轻举妄动，以免打草惊蛇，鄂尔泰为人慎重又机智干练，而且是实心为国家办事的人，所以诸事你应该和他详细讨论然后再订出具体可行的行动方案。
几乎与此同时，贵州巡抚石礼哈也提出了动用武力解决苗民问题的方案，雍正怕他年轻气盛行事鲁莽，因此在密折上用？批回绝了石礼哈的请求，并准备将其调往广州，用何世瑾接替石礼哈的职务。何世瑾在密折上提出了相反的意见，奏请用招抚的政策。雍正同意了何世谨的请求。但在何世瑾的招抚政策并未取得效果的情况下。云贵总督鄂尔泰使用密折再次提出了动用武力的要求。当时雍正在看到了他甚为依重的鄂尔泰的建议后，才感放心，因此在密折上批道：
“前者马会伯奏到，朕恐其孟浪。后见何世瑾之奏，朕又要恐其怯懦因循。正在忧疑，鉴汝此奏，朕始宽怀，量尔料理必得情事之中也。事定之时，应具本题奏，当发军功赏叙。
石礼哈已调用广州将军，因汝此奏，复命其暂停往粤，俟料理此事毕，再赴新任矣。”
意即：此前马会伯曾提出过用兵的建议，我怕他行事孟浪，后来何世瑾又提出招抚的方案，我又怕他懦弱国循，正在举棋不定时，看到你的这个密折，才让我放心了。我想你一定能够执中行事。因此，石礼哈已被任命为广州将军，但我在看了你的奏折后决定暂时不让他赴广州，待贵州用兵一事料理清楚后，再让他去广州上任。
至此，通过反复使用密折商讨，对苗民用兵并迫其实行改土归流的重大政策就算确定下来了。从上述情况看，在实施这—政策前的几年间，雍正君臣高层曾经有过许多次磋商，在使用密折磋商的过程中，雍正本人从对苗民事务的不熟悉，主意不定，到把握实情做出裁决，是他不断吸收各种不同意见的结果。如果换是使用八股文的奏折等形式文体，是很难了解到具体而微的情况的。看来从文体和保密意义上密折制度无疑对“杀土司权势，促西南改土归流”决策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雍正时期，在很多重大的问题上，都能利用密折制度与某些大臣进行探讨，以取得详细筹划通盘打算的目的——治理江河工程又是明显的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