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密折，李绂曾向雍正提出过疏浚运河的建议。雍正觉得李绂的建议很有道理。于是就命他与河道总督齐苏勒商讨此事。齐苏勒回奏称：工程浩大，不可轻重，拟于实地考察后，再为议奏。雍正在收到齐苏勒的奏折后，批道：“朕命李绂来传渝旨，不过令尔得知有此一论，细细再为斟酌，并不为其所奏必可行也。大串河官惟希望兴举工程，尔属员多不可信。况此事关系甚大，岂可孟浪，若徒劳无益，而反有害，不但虚耗钱粮，抑且为千古笑柄。倘若于国计民生有益，亦不可畏难而终止。总在尔详细筹划妥当，将始终利益通盘打算定时，备细一一奏闻。并非目下急务，尤非轻举妄动之事也。”意即：我命李绂传旨给你，主要是为了让你知道有疏浚推扬运河这样一条建议，并交由你细细斟酌此事。
当然，我并不认为李绂的建议一定可行。大多数管理河道的官吏都希望大兴土木工程，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从中渔利了。因此你手下的官员的意见多不可轻信，而且此事关系重大，又怎么能孟浪行事呢？若徒劳无益，不但白浪费国家钱粮，还会招致后人的讥笑。不过假如这件事真对国计民生有益，那就另当别论了，就算任务艰巨我们也要迎难而上。
因此你就必须对这件事进行详细筹划并且通盘考虑了。当然，这件事不能急于求成，不能轻举妄动。
请看，通过密折，摆脱了文体的羁绊，什么样的意思都可以无拘无束的表达，这又是多么让人感到快意呵。从雍正这番话看来，他是要臣下进行详细筹划实地安排，同时雍正也能对他们的意见予以取舍，从而做出正确的决定。
雍正即使身在皇宫，可是却耳目千里，洞察一切事情的真象，从而作出明智的决策，在封建社会作为一代封建帝王的雍正能如此倚重知心肱股朝臣，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其雄才伟略，用人手腕之高真是亘古未有，彪炳千秋。
智经60朋党二字，万世之祸
“贪他人之功以为己之利，实最可耻之徒”。
——雍正
由于雍正推行的以儒家思想治国治民的举措，致使读书人结交成风，特别是科举官员之间，循私瞻顾现象日益严重，这给国家的长治久安埋下了深深的隐患。雍正在目睹此种世风滋长的情况后，当然不能坐视不理，大胆指出：“朋党之祸，最为无耻。”
纵观古今，只要作为五伦之一的“朋友”私情不除，中国在政治领域中的朋党现象就很难根绝。在传统社会里，科甲官僚讲究师生、同年，朋比风气尤甚，许多人“只知有科甲，而不知之谕旨；只知有科甲，而不知有上司之宪檄”
正因为如此，雍正才认为科甲之人居官若作弊“转不如非科甲之人矣。非科甲者作弊，易于败露，科甲之人作弊巧诈隐密，互相袒护，往往不易败露，其害转大”。
由此认为：打击科甲党，意义即在“科甲彼此袒护之恶习，实有关于国计民生，人心风俗，是以朕极力化导，训饬谆谆，必欲尽革此弊，以为久安长治之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从抓纲治国的意义上说，雍正的上述行为，尚不失为一种高瞻远瞩的举措，他的本意是为了使国家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此外，雍正惩治科甲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他非常厌恶沽名钓誉之辈，如我们在其它篇章中谈到的杨名时因贪图名声，被雍正罚他自掏腰包疏浚洱海河道的事即是一例。这里还有一例：谢济世在参劫田文镜之后，雍正随即就指出谢济世参劫的目的是：“不过欲使天下督抚因循苟且，庸碌偷安，邀众人之虚誉，保一己身家，而不为国家实心效力。”
面后，雍正又指责杨名时“性喜沽名钓誉，而苟且因循，置国家之事于度外”。
由此可见，雍正之所以惩制他们，是因为怪他们不务实政，不办实事，只知因循守旧，只看重一己的名利。
这就是说，在打击科甲士人结党一事上，雍正的出发点基本上还是正确的，而且他的这个举措也收到了很大的成效。但是，出发点正确，并不表明他因此而做的一切努力都是正确的。特别是在对李绂和杨名时的打击上，雍正本人的确犯了以成见待人的错误。
杨名时，字宾实，江南江阴人，康熙三十年进士，系理学名臣辛光地的门生。其入仕时间较雍正朝许多著名官僚如朱轼、张廷玉、史贻直、李绂、魏廷珍等均早，故被科甲文人尊为前辈。而且，杨名时学问精深，品行端方，也深受普通士人推祟。所以他才成了在官僚士仲颇有影响力的领袖人物。如果打击科甲土人党一定要拿人开第一刀的话，而选取德高望重的杨名时这样的老先生，是很不应该的。
然而，雍正从他的政治需要出发，并不顾忌这些，却对杨名时这样身份特殊的官僚心存疑忌，密为防范，进而借机践辱，必欲使之声名扫地而后快。
三年，雍正借杨名时被停密奏之机有意刁难，时谕云贵总督高其倬：“杨名时前日之题奏，朕看来只知有身而不知有君之人。内制端阳果锭赐你兼有赐杨名时、李卫者：杨名时若具本谢不可，他惹必欲题奏，则是不欲受思也。亦不必强赐，即不必与他罢。他若有口秦求你转达者，不必应他、大概汉人们着了急，丢了丑，即欲告退，你要着实劝导他可惜朕恩，抑且恐有身家之祸。”大意是说，从杨名时前天的题奏来看，这是个只知自己而心中无君的人。廷内制造的中秋水果形状的银锭，是赐给你井赐给杨名时、李卫的。杨名时认为具体受恩不合适，他是一定会以题奏来谢的，他这是不想谢恩了！如果他口头上请你转达谢恩，可别答应他。汉人大概着了急，丢了丑就会请求隐退的。如果这样，你就劝导他珍视皇上的思典，或者以身家性命灾难的利害来警告他。
这段话，践辱、刁难、捉弄全都在里边了。身为皇上，如此授机预谋地整治一个老臣，大概也是因为怀疑杨名时，对允樱有什么好感而发。雍正之所以如此，在于他作为大位的继承者，始终有种名不正言不顺的惶恐，总害怕别人小看之故。尤其对杨名时这类前朝老人有怀惧，然而越是怀惧越要想方设法地予以刁难、践辱和打击。
此后，杨名时因清查滇省盐课问题，误将密批谕旨载入，雍正责其“明明欲收荐人之功于已，而不肯以用人之柄归于上”，“怙恶不悛，太奸大诈，全无人臣之体”，将其交部严加议处。至此便转入打击了。
更引入注目的是五月四日，鄂尔泰、杨名时各具本章庆贺黄河澄清。二人本章均不合定式，雍正将鄂尔泰免议，却将杨名时议处。并称：“鄂尔泰公忠体国，其本章错误之小节，朕不但不忍加以处分，并不忍发与部议”，“至于杨名时巧诈沽誉，朋比欺艨，从不实心办事，毫无亲君爱国之心，与鄂尔泰相去宵壤。今若以因鄂尔泰之事将就推及，宽杨名时之过，则赏罚不当，反失公平待下之道也”。
很明显，雍正的上述言行的确是有失公允的，特别是从他对鄂尔泰和杨名时的不同态度来看，更让人觉得此举未免过于苛刻。
当然，作为科甲士人中的德高望重者，杨名时确实也有党庇同僚的嫌疑。如他在云南任职五年，仅仅只参劫过——个科甲出身的官员。虽然是否与人结党，并不在参劫科甲官员人数的多寡，但雍正还是认为：“若不将其处治，以为众戒，科甲习气实难消除。”因此雍正才对鄂尔泰说：“杨名时五年来，朕以至诚格之，奈伊狼子野性，毫不知感畏。朕整理科甲积习，伊挺身乐为领袖，即一字一言皆怀诡谲强粱，—味讥讽文章。今海内李光地辈已逝，如杨名时者少矣。伊仗伊向来夙望，必固其党庇恶习，抗违朕意，即如朱轼、张廷五现任大学士，莫不因伊前辈慑服尊重，此人若不治其假誉，反成伊千百世之真名矣。……此辈假道学，实系真光棍，诚为名教罪人，国家蛊毒，若不歼其渠魁，恶习万不能革：
杀气腾腾、摩拳撑掌之相可鉴，“狼子野性”、“假道学”、“真光棍”、“名教罪人”之恶名比比皆是，看来杨名时确实难逃恶运了。
那么雍正对杨名时的攻击究竟是对还是错呢杨名时在受审时，只自认了有沽名钓誉的行为，但对雍正的其他指责则拒不承认，这样一来，杨名时的案子就成了一个历史悬案。杨名时忍辱负重多年，直到乾隆即位，才给他平了反，由于此案影响甚大，当杨名时奉乾隆召书进京时，一路上的老百姓都想看看杨名时的丰采，实实地出了名；特别是在他任职多年的云南，老百姓奔走相告，相约为他置酒践行，甚至有些老百姓拉住了他的马缰，哭着挽留杨名时。
由此便不难看出杨名时在当时人心目中的地位本已有之，无须沽名了！
而与之相比，李绂铮铮铁骨和耿直性格，就更令有敬仰了！
因此可说，在打击科甲党一事上，雍正多多少少是犯下一些错误的。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雍正此举的积极意义以及他在这件事上所表现出的娴熟的治人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