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是把双刃剑，用不好，既伤身又伤人，因此有了权力，会吾掌权，麓成为衡量一位领导者领导艺术水平高低的一大法宝，雍正“扬弃”父皇康熙曲掌权之道，敢于创新，大胆内强自身，外树形象，深藏耒露，树立权威，以权谋势，稳操胜局。
智经61理直气壮，树立权威
“当日雍正即今日之”。
——雍正
一位成功的领导者，首先他应该具备相当的威严，对心怀异志的属下有一股浩浩的威慑力，才能把握大局，统御群僚，雍正在这一方面，可算是深谙此中道理的顶尖人物，所以在登上皇位那一天起便意味深长地对身边的王公大臣们明示：当日雍正即今日之也。气魄纵横，震烁古今。
当时最不服从自己登位的莫过于以允首的允摄允？这班兄弟了，雍正利用天子大权使他们一个个尝到了雍正的利害，而达到震山惊虎之目的。
雍正元年，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到京师拜谒康熙灵堂，寻病死，雍正命送其灵龛还喀尔喀，让允？裔印册赐奠，允？不愿离京，先称无力准备马匹行李，及至出发，行到张家口外，不肯再走，宣称圣旨叫他进口，遂在张家门居停。心想，我倒要看看你雍正能把我这允？王爷怎么样。雍正见此光景，心里清楚允？只所以敢不听号令，是因为以允？为首的“八王党”势力在朝庭亡势力很大，所以目无雍正。雍正以己之矛攻己之盾故意命允？其议处。允？要求行文允？，让他继续前进，但责罚不行谏阻的长史额尔金。雍正说允？
既不肯行，何必非要他去，额尔金的话他原不听，处分有什么必要，命允？再议。允，就请求把允？的郡王革去。而这时允倾安然地住在张家口，亦不差人请罪。雍正就将他革去世爵，调回京师，永远拘禁。又查抄他的家产，得金锻六十多万两，金银器皿及土地房屋的价值，还不在这个数内。想那允？遭此大劫，心里不知有何感慨？
试想一个堂堂的王爷，尚被雍正修理得如此凄惨，那些有异志的所谓大臣，谁还有几颗脑袋？敢藐视皇权？
从此，雍正的权威想不树立都不可能了。
在封建君主专制时代，深居皇宫，与外界联系的途径很少。因此，他们常常担心朝内外大臣为非作歹，贻误苍生；更怕枭雄把持重权，觊觑皇位。在这样的情况下，历代统治者无不广布耳目眼线，以其周知庶务，通达隐幽，洞悉臣下的一举一动，任何时代的专制政权，看来都离不开对官员、民众的监控，另一方面，这也是了解下情的需要。在这方面，雍正吸取了历代王朝的经验教训，完善于密折制度。
在封建时代，臣下给的报告文书名目繁多，分为：章，表，奏，议，疏，启，记，札子等等，奏折制则是后起的一种官方文书，产生于宋明时期。满人人关后，清朝延袭厂明制，清初臣下给的文书主要有两种：一称题本，一称奏本。
题本有两大缺点：一是繁文缛节，传达迟缓，即必须用宋体字缮写，还必须留有附本，此外还必须由内阁审核后才能由审阅，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文书手续繁复，自然就难以避免耽延误事的现象产生。二是由于文书手续繁复，在题本旅行的中间环节中就极易造成泄密的事件，这一点正是历代统治者最为关心的，雍正自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注意到了明代的经验教训。
明代明世宗嘉靖年间，奸相严嵩独擅内阁二十余年，招权纳贿，作威作福，谏官们却攻不倒他，这主要是因为严嵩的义子赵文华在朝内任通使，“言路稍有动，无不先知，故使傥言正论多有泄露，使许多忠臣义士反因进谭而遭到打击迫害”。雍正当然注意到了这—现实。
此外奏本虽不似题本那样繁复，但也要经过通政司、内阁等部门，也难以避免泄密事件的发生。有鉴于此，雍正决定在顺治帝和康熙帝的基础上来完善奏折制度，以达到深居九重，洞察隐幽的目的。
密折制萌芽于明代，到清顺治朝时才有了“密折”这一名称。此后康熙帝曾将之加以推广。特别是到了康熙晚年，由于储位纷争，官员朋比为奸，党同伐异，以致把康熙搞得身心交瘁。在这样的情况下，康熙帝认为，设立明代那种特务组织有失身份，而自己又不乐意微服私访，于是才命令内外官吏中的亲信人物密折奏事，这样不但可以明日达聪，而且可使诸王文武大臣知道有密折题奏诸事，便自然不敢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由此雍正看到了密折的妙用，因此从一登位开始，就极力推行这一制度并使之完善化。
雍正对先皇康熙“天下大权，惟一操之，不可旁落”的政治主张显然是颇有赞同的。除此之外，他还从康熙那里学到了许多从政的思想和方法，所以登位之初，他就在不断总结前人的历史经验基础上，推陈出新地建立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政治体系。为了实行新政，雍正不惜玩起了两面派的把戏，即一方面肯定先皇的成绩“永遵成宪，对外宣称，不敢稍有更张”。另一方面却部分否定，暗地里采取新措施，改弦更张，从而实现权力的和平过渡和保持国家的长期稳定。
这其中的奥秘，也只有雍正如此奇高心智之人，才能运用得如此得心应手，毫无遗漏。
智经62大凡临事，最忌犹豫
“大凡临事，最忌犹豫，尤不宜迎合，切勿忘。”
——雍正
“人非外像而可人度”是雍正识人用人时，面对干百人生，所持的客观心态，它告诫世人一个真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我们在本书中谈到过密折的作用，而在治吏方面，雍正同样重视利用密折达到启示臣下训饬不法官吏的目的。
田文镜被提拔为河南巡抚后，雍正考虑到他感恩图报心切，可能会犯急躁冒进的错误。因此，他在田文镜的奏折上批道：“豫（河南）抚之任，汝为之。但天下事过犹不及，适中为贵。朕不虑不及，反恐效心切，或失之少过耳。”意即，河南巡抚一职，你比别人有能力，所以我才把这扣子交给了你。但天下事不能做过了头，能做到适可而止才是最好的。我不担心你任事不努力，倒担心你因报效国家心切，反而会犯了错误。
果不出雍正所料，田文镜真的就犯了错误。于是雍正再次指示田文镜：“大凡临事，最忌犹豫，尤不宜迎合，没一味揣摩迁就，反致乖忤本意……今后勿更如是犹豫不定，随时变转，始于身任封疆重寄，临大节而不可夺之义相符也。
切勿忘！”
雍正这是在提醒田文镜，要他正确理解的意思，不要只顾曲意迎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雍正对爱臣关心之切而又要求极严，以使他们能够正确的处理好君臣两者之间的关系。
对官吏之间，雍正也常常给以相应的启示。如李卫的同僚鄂弥达在赴京陛见期间，李卫曾上奏请求雍正允许鄂弥达早日回到任所，并替鄂弥达讲了许多好话。雍正在读了李卫的奏折后，非常高兴，因此批道：
“尽心奉职之人，同城共事焉有不彼此相惜之理。
鄂弥达于驻防武臣中论，实一好将军，汝今奏伊约束驻兵之长，伊在朕前极，赞报汝之勤敏，亦出公诚。朕日览之甚悦，如是方好。”
意即：尽心尽力为国家办事的人，既然同在一座城市共事，又哪里会有不彼此相互关心爱护的道理。鄂弥达在驻防武将之中，实在算是一个好将军，你此次又奏称他治军有方，而他则在我面前极力称赞你勤政爱民，敏捷干练，这就是出于公心和诚意。因此，我看到你的奏折后非常高兴，每个大臣假如都能像你们一样合衷共济就好了。
为了使诸大臣能够合衷共济，雍正不遗余力地做了许多启示他们的工作。如禅济布与丁土一共同被任命为巡抚台湾的御史后，雍正曾在他们的奏折中批道：“和衷二字最为紧要，倘有意见不同处，秉公据实密奏。万不可匿怨而友，尤不可循友误公。”
这就是说，雍正不怕他们产生不同的政见，却担心他们会因私废公，不秉公办事。
对于另外一些认真任事的官员，雍正对他们采取极力表彰的策略。如雍正在读到高其倬的请安折后批道：“朕览高其倬此奏，字句之外，实有一片爱君之心，发乎至诚，非泛泛虚文可比。联观之不觉泪落。故传谕嘉奖之，以表其诚。”
但对于某些不法或沽名钓誉的官员，雍正对他们可就不客气了——即采取严加训饬的政策。如一位名杨名时的官员时曾上奏论“因循干誉”的陋习，雍正在读了他的奏折后，非但没给杨名时以应有称赞，反而责怪他也犯了因循干誉的毛病，并在扬名时的奏折中批道：
“人为流谷所染，每苦不白知！
这就是他在挖苦杨名时只发现别的缺点却看不到自己的缺点了。接着雍正又进一步指出：“在所谓渐染者，不过沽名矫廉之习，其病本轻而治。无如身既为流谷所染，而反泥古自信，反躬内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必簧鼓唇吻，掉弄机锋也！”
从雍正这番措辞严厉的批文来看，他对杨名时的训示不乏讥刺挖苦之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杨名时起到当头棒喝的作用，使其能够幡然悔悟。
通过上述做法，雍正给了下臣许多启示，并以此指导他们具体执行了许多政务。按他的话来说，密折所起的用入方面的作用是：“通上下之情，以利施政；启示臣工，以利其从政。”总的来说，雍正所讲得相当精确。自然密折制度的妙用，并不仅仅只此而已。
此外，雍正对奏折的批示，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他往往因人而异，即便有的事非常相近或面对同样一件事，但由于上奏的人物不同，雍正给予的批示也大不一样。
如本书中提到的西南改土归流的举措——当时缨沅、李绂石礼哈和鄂尔泰等人都就此事提出过相似的建议，但雍正给他们的批示却截然不同。
首先，他对缮沅的建议采取了不置可否的态度，只将他的意见交给了湖广总督杨宗仁议奏。此后，李绂又两度提出相似的意见，雍正只给予了部分肯定。接着古礼哈提请用兵，雍正指示他不可轻举妄动。当鄂尔泰再度提出用兵后，雍正却对其大加赞赏。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对此，雍正在《？批谕旨》一书中有过合理的解释：
“至其中有两奏事，而朕之批示迥乎不同者，此则因入而施，量才而教。严急导之以宽和；优柔者济之以刚毅；过者裁之；不及者引之。并非逞一时之胸臆、信笔旨画，前后矛盾，读者当体朕苦心也！”意即：面对相似或相同的事，我的批示有时却截然相反。这主要是因为我面对的臣子性情能力不同，因此我才对他们量材施教——对脾气急躁执正过于威严的，我就劝导他们应宽和任事；对于优柔寡断的，我则有意培养你们的刚毅果敢；对事情做过了头的，我便加以翦裁；对事情做得不够标准的，我自然要引导他们努力行事。
也就是说，我并没妄逞一已心情信笔乱画，当你们读到这部《批谕旨》后，应当体会到我的良苦用心。
从实际情况看，雍正这番话讲得的确中肯。即如对田文镜急于向报恩以致行事过于急躁一事来看，雍正就对他过分的急躁冒进给予了应有的警告，另外，从雍正的这番话，我们还能看出他苦心孤旨、事必躬亲的为政风格，以及他为了处理好国家事务而采取的因人而异，量材施教的弹性指挥策略。
密折制度化，还能起到令官吏互相监督的作用，即此举成了雍正控制各级官吏的一种手段。通过密折，可以在以三个方面发挥监督作用：
一是可以借此命上级监督下级。二年四月，河南巡抚参奏学道王某，称其：“声名虽属平常，犹不至坏。”三年六月，新任川陕总督岳钟琪在密折中奏年羹尧被贬赴杭州，说他高陕时，“止有外委数十人出送，悉皆平日得年羹尧资财之人也，臣俱密让其姓名。”
二是可以借此命令下级密参上司。如三年五月，知府高？密奏年羹尧为大将军时“威势赫奕，文武大小官见之无不胆颤，出入用侍卫顶马摆对。”三年六月，浙江布政使佟吉图奏巡抚法海说皇上坏话：“内外所用，俱属小人，惟年羹尧是豪杰。”浙江按察使甘国奎也参法海“轻忽主恩，姿行无忌。”
三呈还可以在官员间进行互相纠察。如就在佟吉图、甘国奎参法海不久，福建巡抚毛文铨即奉密旨访查佟、甘二人为官操守，结果查得“佟吉田办理地方事务闻亦平常，又性情傲慢，待上无礼，是以事多壅滞，各属节礼查未收受，钱粮平头，以及署印谢仪都是要的”。“至于甘国奎，臣访得日日做坐功，遇有大案委屑员代审，故此常有冤枉。…又查得甘国奎执拗自大，上司屑官都不相合，官民多怨。”
由此看来，官僚间的这种不分等级，不分地区的互相纠察，有效防止了臣下串通一气，共同瞒上，对抗皇权。而且臣僚间的互相防范、猜忌，也加强了他们对的向心力，故当时官僚在奏折中纷纷表示：“（臣）所瞻依赖者，惟知有皇上，不知其他。”由此可见雍正驭人心智实在是高到了匪夷所恩的地步！不由人不敬服。
智经63为政有道，不宠妃宦
“为政之遭，察史除暴为首，一要作则，二要察吏。”
——雍正
白衣苍狗多翻覆，沧海乘田几变更。纵观中国历史长河，后妃乱政，宦官当权，风起云涌时夹着血雨腥风，触目惊心。雍正从小博览群书，历史的经验练就了他一双慧眼看世界。皇子丰富的阅历成就了他经天纬地的雄才大略，到登上皇位时，雍正已是一位久经风浪出类拔萃的全才。
在雍正的帝王生活中，从不宠太监不好后宫，他按照忠诚与不干预外廷事务两条原则，要求和制驭身边的太监们。
在继位初年，雍正就嫌太监们多半不懂规矩，从一些小事上找太监们的毛病，要求太监经过御座时要表现出敬畏的样子，对诸王大臣也要恭敬，见了诸王大臣必须起身站立，行走时要给诸王大臣让路，并不许光头脱帽，也不许斜倚踞坐。其实，雍正对待太监的态度很对，绝非小题大作。
翻开中国的历史，太监把持朝政的现象叫人触目惊心唐朝肃宗、代宗有个太监叫鱼朝恩。干预政事，贪污骄横，置狱北军，人称地牢。太监程元振，因拥立代宗而得宠信，专政自姿，冤杀大将来？，斥逐宰相裴冕，诋毁大将李光弼。满朝为之生惧。
唐文宗时有名太监叫仇土良，文宗也受到他的控制，该太监横行贪残，不可一世，在甘露之变事败后，仇士良大肆屠杀朝官，在朝二十余年，前后杀二王，一妃，四宰相。
唐僖宗时的太监田令孜，恃宠横暴，把持大权，被僖宗称之为阿父。
明朝武宗时正德年间，太监刘瑾，在已有的两个特务机关东厂、西厂外，又加设内行厂，派遣缉事人四出活动，镇压异己，斥逐大臣，引进私党，并诱武宗游宴，侵夺民间土地。
明朝熹宗时有个著名的太监魏忠贤，名字虽好，却是个祸国的奸佞小人。魏忠贤勾结熹宗的乳母客氏，专断国政，使明朝政治日益腐败。又兴大狱，杀东林党人，自称九千岁。
诸如此类触目惊心，林林总总，不胜枚举。一代智帝雍正在熟读历史，汲取教训之同时，如何能不警觉，并加以防患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