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五年七月，河道总督标下参将有个名叫兴王政的因克扣兵饷，激起兵士交甲退伍。雍正也采用“各打大板”
法，命将兴土政革职章问，同时严惩闹事兵士，斥责说：
“至该营兵果有被屈情由，理应赴上司衙门控告，何得倡率喧哗，目无法纪。”用白话来说就是：“说到该营兵闹事，确实有其受屈的一面，但可到上司的上司那里申诉而得到妥善解决，要是白发闹事的话那还成何体统”。
智经66司法腐败，吾朝纠弊
“执法惟一‘平’字，治天下惟一‘公’字，若不肯协赞，非之臣也。”
——雍正
只有公平执法，才能无愧于心，无愧于天地，无愧于昔天下之臣民。这是雍正每每告戒臣下的肺腑之言，但执法为何才能做到“公平”却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这就关系到执法者本身内在综合素质和其它外在因素的影响，当然，实践出真知，执法者只有把自己带入现实生活的前沿才能感悟真理，体现公正。
雍正时期，勤于政事的雍正总是事必躬亲。亲自审案，这对日理万机的来讲，自然是并不轻松的，然而他却乐在其中。在处理各类案件的实践过程中，雍正逐渐积累了许多丰富的经验，发现了许多执法过程中的不公正或执法不彻底的现象。为此，他又提出了一些有益于健全法制的主张。
如他发现在多数人命案中，故杀、谋杀的现象并不多，斗殴误杀人命的却比比皆是。其杀人动机多半只是因为一些小事而发生口角，以致双方打斗起来后，越打越凶竟至拼命，等到案发后，这些人又追悔莫及。雍正从中发现了问题，认为这是愚民无知，不懂法律而造成的，即因政府普法力度不够，才使老百姓因不懂法而酿成大锗。这就是说，法律在当时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措施，不能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
根据上述情况，雍正决定大搞普法宣传，以整顿世风，收到标本兼治的效果。但他也考虑到，书本上的法律条文太多，一般人难于尽知，为此他命令刑部，专门把对殴杀人命的法律制裁措施逐条摘去，详细讲解说明，然后由地方政府刊刻，分发于各乡各地，使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以减少人命案件时有发生的社会现状。
当时朝廷设置的监狱中存在着许多弊病。凡遇各部院、八旗、步军统领及五城御史等衙门交迭的人犯，不论案情轻重，刑部衙门一概收禁候审。结果是这些囚犯多受狱吏欺凌讹诈。等到定案时发现，其实重案很少而轻案多，甚至还有许多是清白无辜的人，无端遭受丁牢狱之灾。
十一年，大学士张廷玉为此提出了区别情况分别是收禁刑部人犯建议。雍正遂与九卿商议后采纳子张廷玉的建议：
此外，张廷玉还发现刑部在定案时，所引用的法律条文往往有失妥当，很容易出现官吏舞弊现象，使重罪轻判或轻罪重罚。于是他再次向雍正提出建议，并请求都察院和大理寺确实起到真正的监察作用。雍正认为张廷玉的建议非常有道理，于是又命九卿议定了具体的纠弊作法，并加以实施。
由于清律沿袭的是唐、明历代的旧章，其中也沿袭了唐、明的赎刑一说，所谓赎刑，就是指当人犯了罪后，可以靠花钱来减轻或免于惩罚。例如。雍正初年曾定有西安“驼捐例”“营田例”，都包含有捐赎的条款。此后西北两路用兵，急需军费开支，雍正更用上述办法筹措到许多钱粮一如具体规定：不论汉人旗人，凡犯死罪又情有可原的，三品以上官员捐运粮银一万二干两，四品五千两，五六晶四千两，七晶以下二千五百两，贡监生二千两，平民百姓一千：
百两，捐运之后俱准减去死罪；若犯充军流放刑法的，各类人等则各自交足死刑捐银数的百分之六十；若犯有期徒刑以下各罪，则各自交足死刑银数的百分之四十，捐运之后就准予减轻受惩罚。这样一来，就使官员和富贵人家能用金银赎罪了，而穷人无钱，仍要受到严惩，这无疑是一种不公平的法律现象。
雍正本人也认为上述做法是不公正的，因此在实行过程中要求从严掌握此类处罚条款。如五年十月，刑部议准王惠等人可照营田赎罪例赎罪，雍正在复审后，只批准杨廷璋等三人赎罪，却以王惠殴死人命，林必映、林鼎身为单人、监生而开设赌场，大于法纪，不准其捐赎抵罪。这就是说，假如罪大恶极，就是想掏钱也不行。
除了允许官吏和有钱人花钱赎罪外，雍正还在康熙前朝法条的基础上，将一种叫“留养承祀”的法律条款制度化了。所谓留养承祀，就是指某些入虽犯了重罪当斩或要被流放到边远地区，但政府考虑到他上有双亲需要抚养，下边没有妻儿承继香火，同时该犯又尤兄弟奉养老人，因此决定留他—条小命，好使老人得以奉养，香火得以传递。由此看来，雍正是从稳定社会家庭结构的实际情况出发的。但雍正同时又指出，在留养承祀的具体问题上，应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对待，即必须看被害者家中是否有人丁来奉养双亲。假如被害人家中也没有其他子女，而杀人者却瓦得留养承祀，那岂不有失公道吗？
此后雍正又规定：凡亢军囚犯和免死发配囚犯，倘若家中有祖父母或父母深染重病无人照料的，对充军囚犯，处以杖责；对免死囚犯，枷号两月，杖责一百，然后再准许其留下来奉养老人。接着又规定：假如丈夫失手打死妻子，父母虽已故，但该犯却没有子嗣延续香火的，可将该犯枷号两月，杖责四十大板，之后才准其存留承祀。
从上述规定看，雍正既照顾到了老人的一面，使人老有所养，又照顾到了下一代的情况，使人家业永存，香火不断传延下去。在封建社会，此举是颇符合当时的社会情况和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因此也就大体上体现了公平原则。
雍正的所谓公平自然也有其历史局限性，然而他所提倡的公平的精神却值得后世深思。为了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雍正本人曾说：刑法应是至公至平的，不能随意忽轻忽重。
基于上述看法，雍正还向“八议”制度提出了挑战性的看法，所谓八议，是封建等级制在法律上的反映，历代相沿。所谓“八议”，是指下列八种人犯罪后享有宽有的特权；议能，有大才干者；议功，对国家有大功勋者；议贵，高级官僚；议勤，对封建国家服务勤劳者；议宾，前王朝皇室的后代。“八议”写入法律，是在曹魏时期，这使贵族官僚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历朝政府，对议内的人物，除十恶不赦之罪外（十恶为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均可以从轻论处。八议者犯罪，官吏不能擅自逮捕，须先将所犯罪实情，上奏奉旨，才能推问与拘审；如若奉旨免究，其犯罪的处罚便作罢不论。八议者也不受拘押缚系和刑讯之苦，审问以后，法司也不能依照普通的司法程序加以断决。唐、宋时代，八议犯死罪非十恶者，法司要条录其所犯罪状并附上应“议”的条款，先奏请商议，商议后将处置办法上报，由裁决，法司部门只能原情议罪，却不能正决。明清时代法律也有类似的规定，除个恶之罪外，八议犯罪不论死罪、徒罪、流罪都须经过这种议奏的手续，并且大都能获得减刑或免刑的机会。不但八议者本人在司法上有特权。其家属也能享受这种优待。
明、清时法律对于八议者的祖父母、父母、妻子及子孙犯罪，和八议者本人一样优待，都需上奏取旨，不许擅自勾问，奉旨推问以后，也不能由司法部门直接定罪，还应开具所犯和应议的情状，先奏请议，议定后再上奏，由裁决。总之，享有八议的特权阶层，还包括他们的家属，是不受司法机构及普通法律程序约束的，法官也不能依法逮捕他，审问他，更不能判决他的罪名。这种人只有才能命令法官审问他们，也只有才能宣判他们的罪名，汉司只是加以执行。而且这种八议减罪的办法是极富于弹性的，过问与否，惩罚还是允罪及减免的程度，都取决于的意志，司法部门不能擅自主张，这是封建等级制度在法律上的反映，此举历代相沿，被统治舌视为不易之法。之所以被视为不易，就是因为统治阶级要借此保护其特权不受侵犯，要维护其高入一等的政治地位。但雍正却不这样认为。他说：八议制度对亲、故、功、贤等类人的犯罪采取曲法优容的态度，这是不对的，这将使国家执法机关在执法时出现忽严、忽宽的不良现象。更何况这些王公贵族的亲属、已故臣官的后代，以及有功之人和贤哲之人，平时已得到了国家的优崇，更应当带头守法，为士民做个表率。但如果他们非但不起表率作用，犯了法还要得到曲宥，这怎么能让人心服呢，又怎么能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呢？恐怕与他们的身份、地位也不相符吗。并且，由于八议制度撑腰，这些人中的不肖者，反而更可以知法犯法、为所欲为了，这样法律不就成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了么，算是什么法律呢？
雍正的公平原则，可以说是对封建等级制度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即不但认为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甚至还认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甚至比昔通百姓犯法更可恶，更应从严受到制裁！他的这种说法，尽管在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完全实现，但即便是作为一种倡导，也是有着非凡意义的；试想，有——个一身正气，公平执法的好在带头执法，手下那些心怀不轨的肖小之辈如想违法乱纲，他也不先摸摸自己项上有几颗脑袋。
智经67与人为善，以诚相待
“宜以‘诚’为要，将鄂尔泰之训时刻不要忘一心效法树立榜样。”
——雍正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雍正在铁腕政治的背后，有一颗宅心仁厚的爱心，他深刻地认识到，单凭一人之力要想把一个泱泱大国治理得井井有条，就是累死了也不济事，所以要以诚相待自己身边的大臣，使他们成为自己的臂膀，换一句俗语说就是众人划浆，才能开动大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