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伟人曾指出：领导乾是出主意，用干部，而如何用好干部，则大有学问，吾则也就没有管理学、钡导学存在的必要了，雍正在管人用人方面，既继承又创新，有其独到之处：五湖四海，尽为我用：
智经69以法治群，才服百姓
“有治人无治法，更条例不如秉公守成。”
——雍正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天下众生皆逃不过一个“利”字的诱惑，一个人变得贪婪，诈巧卑下，恶毒，是因为一个“利”，刀光血影，明争暗斗地巧取豪夺，还是因为一个“利”，一代心智雍正有处理人和利之间的关系时，以法治群，让人敬服由心。
在当时，地方绅衿靠自己的头衔包揽地方钱粮或抗粮，即他们常常打着儒户或宦户的名号，将亲族或友人的田产挂在自己名下，以此来逃避税收，或干脆明目张胆地抗粮不交。这是当时的一种不良社会现象。对此、雍正采取了以法制众这一心智。
如有一名贡生包纳钱粮的案件被雍正查知了，于是雍正下令将这一名叫张鹏生的贡生枷号三个月，杖责四十大板，并拿他作典型，仗责之后将其发配到黑龙江去充军。同时还就此趁热打铁，命令吏部重新拟定了一部法令，以制止绅衿包揽钱粮的恶习。
新的法令规定：“凡贡生、监生因包揽钱粮而有拖欠的，不论多少，一律革去功名。包揽拖欠至八十两的，以贪赃枉法罪论处；并照所纳之数，追加一半罚款。地方百姓听人揽纳，则照抗税治罚。对失察的地方官吏，则给予罚俸—年的惩罚。”
雍正这项新法的出台，町以说是面面俱到，即：
用革去功名追加罚款的办法阻止了贡生和监生的不法行为；对听由绅衿包揽的百姓也给予了应有的惩罚——这就有力地阻止了平民百姓任由绅衿包揽的状况。对失察的官吏也采取了约束措施，即罚其俸银。
因此可以说，雍正在这件事上是采取了三管齐下、各个击破的策略。因为只有同时控制住了官、民和绅衿：这三个环节之后，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由此看来，雍正在治理不法绅衿这个问题上，不但施政严猛，而且还智虑周详，刖具慧眼：
另外，绅柠本人抗税抗粮乃至拖欠粮赋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由于绅柠们有功名在身，又在当地有一定的号召力，因此连当地的官员也要对他们礼敬三分。
比如当时的山东绅衿就拖欠钱粮成风，有“不欠钱粮，不算好汉”的口号在民间广为流传。因此，雍正将山东的进士、奉人、秀才、监牛等一千多人革去厂功名。
再比如湖广地区也不断发生士民抗粮事件，并且这些人纠结一处，公然与官府对抗，雍正在得知此事后指示：“此等刁风恶习，自当一一执法惩究，尤贵平日不时访察，化导于早也。”
最严重的当属甘肃绅柠抗粮不交的事件。当时甘肃知州陈舜裔因催逼绅衿交粮而激起了士民的哗变，结果被护理巡抚印务的钟保参了一本。雍正在收到钟保题请将陈舜裔革职的奏折后，当即指出：陈舜裔“催办国课，并非私派苦累民间，若因此将其革职，则实心办事之人必畏缩不前，而无赖生事之人皆以挟制官长为得计矣！”
正所谓自知者明，知人者智，雍正不愧为一个具有非凡心智的君主。在这个问题上，他一眼就看出导致哗变的罪魁祸首并不是陈舜裔，而是那些不法士人。同时，他还看出若因此事处罚了陈舜裔，此后就再没人敢坚持原则了，那样的话，只能助长某些无赖士人的嚣张气焰：因此，雍正非但没有处理陈舜裔，反而下令逮捕了所有抗粮不交的士人，并同时责斥查事不明、“沽名邀誉”的钟保。他的这一做法，极大地鼓舞了那些敢于坚持原则的地方官吏，同时也证明了自已是位别具慧眼、深明大义的改革家。
另外，雍正对绅衿的抚粮，右—门制定了相关的法律。
即：凡系绅衿应纳的钱粮，税务部门都必须登记造册，按时催交，按季审核。每年年底，监生、绅衿必须五人互保没做抗粮包讼的事，国家有关部门方准予其应试——这样一来，那些绅衿惧于被阻断升官之路，便很少有人敢抗粮闹事了。
智经70威猛严肃，气质刚毅
“应教者教，应戒者戒，应罪者罪，则孰敢为非也。”
——雍正
雍正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指责往往语出尖刻，一针见血，指责那些不法绅）》们是：“蔼检逾闲不顾名节，或出入官署，包揽词讼；或武断乡曲，欺压平民；或抗违钱粮，藐视法令；或代民纳课，私润身家。种种卑污下贱之事，难以悉数。”
从雍正的这番话来看，他已发现了当时不法绅衿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并为他们把准了脉，上纲上线地来认识了‘既然如此，主张大力革除弊政的雍正就必然要向不法绅衿开刀了。
雍正认为，政府、绅衿、平民三者的矛盾，肇端在不法绅衿，就把矛头指向他们，希图剥夺和限制他们的非法特权，使他们同平民一体当差。二年（1724年）二月，下令革除儒户、宦户名目，不许生监包揽同姓钱粮，不准他们本身拖欠钱粮，如敢抗顽，即行重处。雍正深知地方官吏同绅）》勾结，特地告诫他们认真落实这项政策：“倘有瞻顾，不力革此弊者，或科道官参劾，或被旁人告发，查出必治以重罪。”过了两年，雍正再次严禁绅衿规避丁粮差役，重申绅衿只免本身一丁差徭，“其子孙族户滥冒及私立懦户、宦户，包揽诡寄者，查出治罪”。适应这项方针，雍正政府施行了一些具体政策。
士民一体当差制度，是雍正采取的另一项重大的改革措施。这一措施是在耗羡归公的基础上实现的。康熙年间由于各州县的耗羡是由地方官吏私征的，因此，地方乡绅往往和当地政府相勾结，少出或完全不出赋税和徭役，而地方官吏则把这种不合理负担转嫁到老百姓头上。
为此，田文镜曾指责某些地方官，说他们“征收钱粮、滥加火耗，绅衿上役不令与民一体完纳，任其减轻”，看来这种弊政主要还是因为当时不平等的社会制度造成的。早在清兵入关之后，当时清政府为了笼络人心，曾规定可以根据官员的品级免除该户一定数量的了役，并免除士人（没做官的知识分子）本身的差役和一切杂务。因此，地方官员按照这一规定，在征收钱粮时将官员和士人分别称为“官户”和“儒户”，给予他们一定的特权，使他们享有一种特定的和其它不成文的特别待遇。
为此，一些地方绅衿往往凭借此种特权贪婪不法。其表现主要是：
和地方官吏私相勾结，包揽词讼，分享政府的司法权；横行乡里，欺压百姓，致使百姓惧怕他们比惧怕官吏还厉害；代替地方官向当地百姓征收钱粮，并与地方官暗中勾结，从中渔利；将宗族或姻亲的田产挂在自己名下，借此免除他们的徭役税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地方绅衿的这种不法行为，势必会造成种种不良的社会后果。最主要的弊端是他们的种种特权同政府的权力发生了一定的冲突，长此以往，必将腐蚀官僚队伍，影响到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因此，雍正为了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固，就必须与不法绅衿展开斗争，约束他们的行为，撤销他们的某些不合理的特权，以解决当时社会矛盾。
此后，雍正又再次重申，除绅衿本人外，其子孙族户以及私立的儒户、宦户如有包揽“诡寄”者，必治以重罪。这就是说，朝廷只允许免除绅衿本人的差徭，此外一切人等，并没有私享某种特权的权利。当士民一体当差政策在巩县一出台，就招致了众监生的不满，于是众监生在县学教官扬卓生的煽动下出来闹事，并借此反对士民——体当差的政策。于是，巩县境内出现社会骚乱，雍正得知此事后，将闹事的监生统统索拿归案，予以教训打击。这才稳定了巩县的社会秩序。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河南封邱县令唐绥祖因黄河堤防须用民工，便按雍正订出的士民一体当差政策，订出了具体的实施办法，即：“每田百亩出夫一人，计公受值。”这样，凡有田产的百姓，包括地方绅）》，就都进入了当差之列。唐绥祖的这一政策刚刚实施，就遭到了当地监生的反对。他们声称：“征收钱粮应分别儒户、宦户。”强烈要求唐绥祖维护他们的所谓特权，此后，封邱生员王逊、武生范瑚等人又拦截知县绥祖，强迫他取消实行按田出夫的政策。结果，唐绥祖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因而使众生员群情激愤。于是他们决定以罢考的方式反对士民一体当差的政策。不久，河南学政张廷璐到开封监考，封邱众监生暗中串联，开始实施罢考计划。与此同时，武生范瑚还把少数应试者的试卷抢去，当众撕毁，以此表示对士民一体当差制度的抗议。
这一事件发生后，总督田文镜、巡抚石文焯迅速向雍正做了汇报。雍正认为，地方上出了这样的事情，应该“整饰一番，申明国宪”，“惩办一二人，以儆其余”。这也就是说，雍正打算再次利用杀鸡儆猴的策略，通过对个别典型人物的打击，达到使其他人慑服的目的。为此，雍正特派吏部侍郎沈近思、刑部侍郎阿尔松阿赶赴河南，处理此事。在审理的过程中，科甲出身的张廷璐、开归道陈时夏，以及钦差大臣沈近思沽名钓誉，有意瞻循，尤其是陈时夏在审理此案时竟不坐堂，反而与诸监生座谈，称他们是年兄，求他们赴考。
雍正在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愤怒，称他们是：“儒生辈惯作如是愚呆举动，将此以妄博虚名，足见襟怀狭隘。”表示决不容忍儒生这种误国行径的。
因此，张廷璐被革职查办，陈时夏被革职留任。与此相反，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田文镜和阿尔松阿却坚决贯彻执行雍正的方针，对那些闹事监生予以了严厉的惩处。最终，罢考闹事的几个首领王逊和范瑚被处斩，另一个叫王前的被判绞监候。
杀鸡儆猴的手段立即收到了立杆见影的效果，众监生看到王逊、范瑚等人的下场后，再没人敢闹事罢考了。
从雍正处理的这件事来看，他抓住丁众监生的弱点，即那些人虽饱读诗书，空有满腹经伦，但却胆小怕事。正因为抓住了几千年来大多数中国文人的弱点，采取了威猛严惩的政策，结果只处罚了个别人，就起到了震慑众监生的作用。
此后，雍正又针对各省监生以罢考的方式挟制长官的行为，下达了—，道命令，即：以后若有邀约罢考的，就永远停止他们的考试资格；即使全县罢考，也照样办理，决不姑容。
这个命令再次抓住丁文人的希图靠读书发迹的弱点，即使不是要罢考，以为自己高人一等，不愿当差考嘛，不考拉倒，我永远取消你的考试资格，看你还敢不敢闹！这一举措，无异于断了封建文人的升官之路，在这样的威胁下，又有谁还敢与朝廷做对呢？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于是绝大多数监生只有毫老实实当差，放下了文人架子，和民众一体平等。
智经71推陈出新，起用新秀
“天下事，用人为本，其余为叶枝事耳。”
——雍正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一个朝代的升起没落，一个企业的兴衰成败，归根到底就是人才在起决定作用。一代智帝雍正以善于用人为天下第一要义，他认为：
“天下惟以用人一事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就很精辟地说明人才在一个朝代的兴衰上至关重要。培养人才，起用新秀更是雍正王朝之所以光耀夺目的奥秘所在。
雍正在振敷百年颓风的指导思想下，澄清吏治时大胆提拔人才，是历代封建帝王所不及的。
雍正元年，在指示湖广总督杨宗仁破格提拔人才时强调，要他注意考察那些贪婪、残暴和老弱多病、办事无能的官吏，一经发现，不要手软，尽快从岗位上把他们撤下来，换用一批年轻力强，有魄力，有精力，有能力的官员。
雍正十一年，他发现兵部有两个老郎中，已经年迈力衰，有点老湖徐了还在尸位素餐。就责备兵部官员说，像这样的人还留在部里，不但干不了什么事情，还使后进的官员升不上来，让他们接照原来的品位退休吧！同时下文各个部院，清查这样的官虽，发现一个，打发一个。
每三年，中央和地方都要对各级官员进行一次大考核，从雍正后朝的统计数字中来看，其中因为年老多病而桩清除的数字最多，远远超过了贪污、疏忽等别的原因。
为此，为了补充官吏来源，提高官吏的整体素质，除了命令现任官吏多方举荐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外，雍正还主张以新吏代替那些目昏耳聩的老官僚。他为此指出：“为选拔真实人才起见，意谓与其顾惜熟练之唐员，不如另觅新进之英杰也。”
他的意思是说，为了选拔有真实才干的人，与其使用那些懂政策但政绩平平的老官僚，倒不如另觅有才干的新秀来充任某些职务。
任何一种新方案的实施、新事物的出现都会有阻力，雍正的这个意见立即遭到守旧派官僚的抵制，表面上来看，那些守旧官僚提出的反对意见也许是不无道理的。但雍正却对此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纵阅历亦不过仅可循分供职而已，何足深惜！若具中上才情之人，岂有于一邑事务必得阅历而后始能措施之理？”
意思是说：“就算阅历不够那又能怎么样呢？阅历不过能使人照章办事罢了，又有什么值得珍惜的。再说，对于那些才智在中等水平以上的人，就算阅历不足，他们也是能处理好一个州县的事务的。
对于所谓的“经验不足”，雍正接下来的反驳更加幽默辛辣，他说：“朕未闻有先学养子而后嫁者！”意即：我从来没听说过有大姑娘先学会生孩子、养孩子之后再嫁人的道理。
此外，他还批驳了反对者的第三个意见，说：“必待全面看透方保，则世间无堪举荐之人！一面根据目前所见举荐，随处留心试看，倘与前言不符处，只管据实陈奏……为国用人之道，大公之心可也。”意即：要等到全面看透了冉推荐，那天下还有可供推荐的人吗？你们就一面根据目前的情形给我推荐人才，一面多留心观察他们，倘若他们所行所为与你们以前的荐言不符，就只管按实际情况向我汇报。只要你们本着大公无私为国家举荐人才的心思，就算误荐了坏人我也不怪罪你们。
从雍正大胆起用新人这一举措施来看，他是敢冒风险和天下之大不讳的，因为在他执政时期，朝臣中有大批的新官僚进入中枢决策层，同时也有一大批守旧官员被罢官免职——此举的有益处是为政府输进了新鲜血液；不利的一方是假如此举稍有差错，有可能造成政局的动荡不安。
而雍正凭着自己高超的领导技巧，驾轻就熟地进行了革新政府、改组旧体制的运动。从实际情况来看，他的大胆起用新人的举措收到了相当好的成效。
智经72真才实学，方可信任
“以临事经验方可信任，万不可信其而必不改移也。”
——雍正
雍正的用人宗旨是：“以临事经验方町信任。”也就是说实践是检验一个入能力大小的唯一标准，只有经过观察此人平时的实践表现，才能预知此人是否可以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