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则天皇后时，娄师德荐狄仁杰为相，而狄仁杰不知此事，对娄师德很轻视。娄师德死后，则天皇后问狄仁杰说：“师德识人才吧？”狄仁杰：“臣与娄师德同为相，并没听说娄师德识人才呀。”则天皇后说：“朕之所以能知卿，是师德所推荐的，也可说师德知人了。”狄仁杰感慨良久，叹曰：“娄公盛德，我为他所包容这么长的时间、却未能看到他的盛德，现在看来真是无边无际啊。”历朝历代，君王们用人多是随心所欲的，能比则天皇后会用人才的人也不多见。而大清雍正也是最善用人的之一，其重用而又杰出的大臣真是烂若星辰，他们共同撑起了一个光耀夺目的雍正王朝。
雍正元年，御史汤之旭上书：当今朝廷判案，执行起来问题很多，有的法律之间也互相抵触，有的法律条文不适台当今的社会状况，需要重新立法。
雍正答复御史说：你的见解是对的。但是天下事情的治理，是依靠从政的人治理，而不仅仅是法规法令。叫一个好人去办事，就没有办不妥的事情。但如果用人不当，去办事的人歪曲法令，或者借用法令的名义去办坏事，怎么办？这种事可是不少啊！所以，即使把法令规制定得很完善，弊端总是有的。雍正在这里强调的是怎样以德治世的问题，认为关键在用人。
御史是直言进谏之官，是忠臣。雍正的说法未必就能令人信服，因为按法律办事，什么人都可以办好：而如果不按法律办事，好人也办不了好事。再说，不按法律办事的人怎么能是好人呢。歪曲法令，就是不按法令办事。如果有人借用法令的名义办坏事，那就说明这个法令尚未完善，还不是好法令。所以古往今来，立法是非常重要的，是立国之本，并不是雍正所说的那样用几个好人，凭感觉、凭良心就能把事办好的。这个问题涉及到了基本制度问题，是搞人治还是搞法治的大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涉及到了封建体制的根基，不是那个时代的人所能认识得到的。所以汤之旭也好、雍正也好，也都无法从根本上阐述清楚。《诗》上有句“巧笑傅兮，美目盼兮，隶以为绚兮”。意思是：带酒窝的笑容真好看，美丽的眼睛左右转，白底上的花儿真鲜艳。孔子说，这是“绘事后素”，是说画花要在白纸上画。其实国家处理财务，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法律，无论何人都要依法办事，有法可依。
雍正最重视的是用人而不是立法。三年时，雍正对大臣们说：“治天下之道，惟在用人一事。”
母容置疑，在当时的封建社会各项法令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雍正的这一观点还是很明智的，因为任何一个多好的法令制度都得靠人去贯彻执行，正所谓“举头三尺有神灵”是那个时代的道德法度。
无数事例说明，治理天下，唯在用人如唐朝武则天用苏良嗣为相，其当尼姑时的师父怀义固有宠于她而骄横，怀义去朝堂遇到了苏良嗣，怀义不礼，苏良嗣大怒，命左右舞其脸。怀义诉于则天，则天说：“阿师当于北门出入，南牙宰相（指苏良嗣）所往来，勿犯也。”
武则天用苏味道为相，然而苏味道在相位数年，依阿取容，常和人说：“处事不宜明白，模棱持两端可矣。”当时的人都叫他为苏模棱。则天后来又用张柬之为相，是狄仁杰推荐的。然而，张柬之乘则天生病，逼她让位，最终让中宗李显恢复了皇位。
刘邦之用韩信，武则天之用苏良嗣，狄人杰之荐张柬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用人之例不算少。无不在说明一个道理：治理天下，唯在用人。如果仅以用人而论则雍正说得很好：治天下，用人唯私，则天下不治；治天下，用人唯公，则天下大治。
《史记？夏本纪》中有证：当尧帝之时，洪水滔天，人民忧患，尧帝求能治水者，君臣四岳皆举鲧。尧帝曰：“鲧为人负命毁族，不可。”群臣四岳曰：“现今没有贤于鲧者，愿帝试之。”于是尧帝听从群臣四岳的话，用鲧治水。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尧帝又求人，得舜，舜行天之政，巡狩，行视鲧治无状，杀死鲧于羽山之下。天下人（以为舜之杀鲧为对。尧帝死，舜帝问群臣四岳：“有谁能来帮我像尧帝一样治理天下？”群臣四岳闩：“伯禹为司空，天下就能像尧帝时一样治理。”舜帝即拿伯禹为司空，治洪水。
群臣四岳—开始也举错人，禹的被发现并不容易，看来是经过长期观察才发现其才能的。——一部辉煌的{史记》，描绘了上古时用人民主的事，什么事，大家说了算，所以上古用人不难，武则天用人喜欢人推荐，有点民主的味。雍正识人用人的目光胆量无不让满朝文武由衷信服。
智经73合理授权，信任部下
“卿自有料事之方，实不烦朕南顾之怀也。”
——雍正
疑人勿使，使人勿疑，历来是作为一个明智的领导者所信奉的行为准则，这一做法会激励属下发挥能动作用。在本职工作中大展身手，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政治抱负全部奉献出来来报答领导的信赖和提拔，正所谓土为知己者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雍正用人，起初谨慎，而一旦用之，便会充分信赖，令其放手去干；一旦有功，便往往会越级提拔，予以重用。所以雍正统治时期，政令清明，国泰民安。用人不疑这一心智也是值得现代企业领导效仿的。
雍正四年四月，鄂尔泰奉命对贵州府广顺州长寨用兵，不久又亲至贵州，到长寨等地巡视。事定之后，在那里设立了长寨厅（今长顺县）。长寨用兵，成为雍正时期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开端。
同年十月，雍正实授鄂尔泰为云贵总督。并加兵部尚书衔，以利于他在辖区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因广西与贵州接壤，改土归流的事务也较多，雍正于是将它从两广总督辖下划出，归云贵总督管理。雍正六年十二月，又特授鄂尔泰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
鄂尔泰受命后，奏称广西情形与云南稍异，请容他酌实情去料量，办事的速度可能迟缓一些。雍正对鄂尔泰无限信任，对鄂尔泰所奏一一照准，并说：“卿自有次第料理措置之道，实不烦朕南顾之怀也。”正是这种君臣间的充分信赖，西南改土归流事业才能得以大力的推行。
在改土归流过程中，滇沅土司刀瀚、沾益土司安于蕃，是一伙势重地广的积恶土官，他们视人命为儿戏，倚贿庇作生涯，私占横征，任其苛索，从而成严惩对象。雍正四年六月，鄂尔泰发兵擒拿刀瀚和安于蕃二人，在其地分设镇沅州（今镇沅县），沾益州（今沾益县）。同年冬天，鄂尔泰因乌蒙土司禄万钟攻掠东川府，镇雄土司陇庆侯帮助禄万钟作歹施虐，于是命游击清军官职的一种哈元生率军讨伐，在四川的清军一部配合下获得全胜，即将其地改设乌蒙府（后改称昭通府）和镇雄州（今镇雄县）。这次乌蒙之役，哈元生立下战功。雍正随即命鄂尔泰具奏，也即打报告，将哈元生提拔为副将。就是这样，雍正对有功者必奖励，及时提拔，使得哈元生再立新功，几年间升至云南提督雍正五年，广西泗城土司岑映良的力量较强大，聚兵四千，耀武于南盘江以北地区。直到闻怀蒙改土归流的消息后，才撤兵敛迹：鄂尔泰巡察到贵州南部安笼镇，准备对他进剿，岑映良害怕战死，只好投降。鄂尔泰就此又把南盘江以北划归贵州省管辖，设立永丰州（后改称贞丰州，今贞丰布衣族、苗族自治县），又改泗城为府（今凌云县）。到此，梧州、柳州、庆远等地的土民，为反对土舍的酷虐压迫而竞相备粮请兵，推动了西苗族地区改土归流工作的进展。从雍正六年八月至雍正八年，清军先后在思陵州、思明等地进剿。节节胜利，远近土司、土舍于是呈缴军械，纷纷投降，广西局势至此终于稳定丁下来。
雍正六年，鄂尔泰认为清理黔东南土民的诸种问题，重点应放在都匀府，其次是黎平府，再次为镇沅，要分别轻重缓急，次第解决。于是鄂尔泰命贵州按察使张广泗带兵深入黎平府古州（今榕汀县）地区的古州江（今都柳江）流域、都匀府丹江（今雷山县）地区的小丹江（九股河上游）流域和八寨（今丹寨县），在坚决有力的镇压了这些地区的土舍后，顺利地将这些地区改土归流。
随着改土归流的深入进行，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湖北、四川六省交界地区土司、土舍在声势浩大的改土归流运动的猛烈冲击下产生社会震荡，引发了巨大的变革，不仅这一地区的土民纷纷投奔官府，请求改流。这些地方的土司、土舍也在内外强大的压力下，相继呈请交出世袭印信，让出领地。雍正七年，六省交界地区改土归流完成，设立了永顺府，并设桑植、保靖二县。
当永顺府建立之时，邻近的湖北容美土司田？如心怀疑惧，先是表示自己要改恶从善，但仍恃远自恣，依旧私征，土民怨恨，相继逃亡。雍正命田土司进京询问，但他拒不应召。于是雍正下令湖广、四川总督做好进军准备。不久，鄂尔泰奏请将容美改归贵州，奏准后下令湖南按撩使王柔，总兵刘策各赴苗疆宣谕，当地土民也投交印信令箭，催促田曼如自首。田？如畏罪自缢死。清政府将田曼如家属分别安插到别省居住。将其地改置为鹤峰州（今湖北鹤峰县）。不久，在强大的政策攻势下，湖北施南土司被觉悟起来的土民押交官府；忠峒土司与其他十五个土司畏惧于政策，相继赶赴武昌城，恳请归流，于是在施南改设宣恩县。
于此同时，四川也实行了改流，将天全十司领地改为天全州、黎大所改为清溪县，在酉阳土司领地改置县制。
至此，作为雍正时期的一项重大举措，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基本完成，改流后的土司远离原来的领地。到别处安插，而改流后的土民负担减轻，成为最大的获益者。土民自报田产，然后计亩征银，革去了“有田地，无粮输赋”的弊病。
改流后的原土司、土舍地区与内地政治、经济联系密切了，文化也相应得到了发展。
雍正八年，鄂尔泰在云、贵边界筑桥，由于这一年是庚戌年，雍正于是将其命名为“庚戌桥”，以纪念鄂尔泰椎行改土归流政策的功绩。雍正对鄂尔泰给予高度信任，君臣相合，是改土归流能够顺利完成的因素。这种信任，从雍正对鄂尔泰所说的那句“有何可谕”，即可看得出来，君对臣如此信赖，成为盛传—时的佳话，如此，改土归流之事能力、不好吗？’
在改土归流中，发挥作用的命官首推鄂尔泰，次为哈元生、张广泗等。九年，雍正颁召说：鄂尔泰为军机大臣、大学十，赏赐伯爵。对哈元生不秩拔擢，召见时解衣赐之，命其为军机大臣。把张广泗由知府重用为巡抚。
雍正的这一论功行赏、拔擢政策，激励大臣们发挥能动作用，在改十归流中争立功勋。从其对臣下充分信赖，不秩拔擢来看，不失为一个领导高于、英明帝工，无怪乎雍正十朝会人才辈出，世人瞩目了。
智经74引蛇出洞，制造声势
“不可行则变，杀一儆百，惩前毖后。”
——雍正
“名利”会使‘些人冲昏头脑，忘却本性。这是历史以来许多朝代的开国重臣及封疆大史们之所以不得善终的根本所在。试想一个目空一切的人的所做所为能理智到那里去，雍正朝的年羹尧、隆科多二位肱股大臣就犯下了同样的错误，而雍正面对这二位位及人臣的开国重臣在危及国家政权安危的时候，又是怎样驾驭的呢？
要想尽快扳倒自己亲手树立起来的模范典型，使之威风扫地永不翻身却非易事，加之年羹尧久居重位，根深蒂固，党羽颇多，所以要将他打倒确实需要花费一些心汁。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从某种程度上说，推翻自己一手提拔的人才比当初提拔笼络时还要难。雍正对此也须谨小慎微、见机行事才好，他可以传旨轻松地将年羹尧给免厂、杀了，但那样未免过于草率，非但难以服众，还会给人一种“野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误杀忠臣的印象。
而且还会招致祸端，对此，雍正的做法是：联络众大臣造就声势，暗示年羹尧部下挺身而出，予以柱举揭发，引蛇出洞，使其势力逐步削弱，而后将其慢慢地引向自己设计的陷阱之中。
怎样才能真正地孤立年羹尧，经过深思熟虑后雍正使出了一个杀手锏，就是保护甚至是提拔年所弹劾的官员，使其为我所用，进而让他们倒戈年羹尧，使年陷于四面楚歌，八方围困的不利境地，到那时，即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使年羹尧成为孤家寡人一个。
此前，年羹尧为了达到扩充自己势力的目的，不断地排斥异己，把那些不太听话的官员通过别人进行弹劫，比如他指使甘肃巡抚胡期恒上奏弹劾陕西驿道金南瑛。但雍正心明眼亮，硬是将此弹劾给顶了回去，使年羹尧的阴谋没有得逞。不久，四川巡抚蔡廷也被年参奏，这是一个经刑部审议后应当判斩的案例，但雍正却对此不以为然，甚至公开召见蔡廷，对他进行宽慰，完全没有治罪的意思，蔡廷也就顺水推舟地表达了自己对年羹尧的不满。雍正看到蔡廷对自己有用，便力排众议，提拔蔡廷为左都御史。
为了找到打击年羹尧的证据，雍正可谓煞费苦心，他常常抓住一点小事不放，小题大作，将小事上线上纲，使年羹尧陷入进退为难的尴尬境地。比如雍正三年二月，出现了所谓“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祥瑞嘉兆，朝内百官都纷纷向雍正上书表示祝贺，年羹尧也不想错过这个拍马屁的机会，于是上书颂扬雍正朝乾夕惕，励精图治，但他一不留神将“朝乾夕惕”误写成了“夕惕朝乾”，这显然是年的失误，但也不至于闹到兴师问罪的地步，可雍正却抓住不放，放言说年羹尧别有用心，图谋不轨。他“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归之于朕耳”。
有了这一把柄，雍正便借题发挥：“年羹尧青海之功，朕亦在许与不许之间未定也。”并说由此可以看出：“年羹尧自持己功，显露其不敬之意，其廖误之处断非无心。”这就使得年羹尧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清了。
为了预防年羹尧拥兵叛乱，雍正采用了拆散其党羽的做法，全面更换川陕官员，同时还私下暗查年的属下，决心将年的同党一网打尽。雍正还就年羹尧的问题让一些不知底细的人裹态，引蛇出洞——这一招果然厉害，一些对年赞赏的人自投罗网，河南省河北镇总兵纪成赋在对年表态的问题上优柔寡断，他居然考虑观望了两个多月，才真正明白了雍正的意图，于是他便赶紧表明立场，声称年羹尧是个背恩负国之人。雍正就是这样一种刚柔并济的手法迫使一些官虽与年羹尧分庭抗礼。
做一件事情一旦时机成熟，就应该抓住机遇，当断则断，切不可犹豫不决，以致错过了大好时机。看准整治年羹尧的火候已到，雍正便迅速下诏命年交出大将军印，调虎离山，以防后患。
在降年羹尧为浙江杭州将军时，雍正在年羹尧谢恩的折于上写下了含意颇为深远的一段话。这段话是这样说的：
“朕闻得早有诊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之语。联今用你此任，我亦奏过浙省之论，朕想你若自称帝号乃天定数也，朕亦难挽；若你自不肯为，有你统朕此数千兵，你断不容三江口令人称帝也。此二语不知你曾闻得否？再你明白回奏二本，朕览之实实心寒之极，看此光景，你并不知感悔。上苍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