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因江西“颇有邪教”，要求该省官员“密访为首之人，严加惩治”。又在浙抚黄淑琳奏折上：告知该省“颇尚邪教”，“若不早绝根株，俾致滋蔓，则大费减除矣”。黄随奏报无为救活动情况，雍严遂示：“此当徐徐而行之事，非急务也，但须时刻留心，不可日久而怠。”又给江南总督查弼纳、镇诲将军署江苏巡抚何天培道：“闻汀南颇有邪教。妄立名号，惑诱愚氓，”要他们将“为首之人严拿治罪，有能去邪归正者概予从宽，出首者量加奖赏”从这些斥批中，可以看出，雍正对待秘密结社的力‘针，‘是高度重视。把它看作隐患，不因其势未成，其变末作而忽视。二是秘密进行，以密对密，不动声色，企图抓住首领，一网打尽。三是稳妥，不要躁急图成，因秘密结社不是…朝之事，也非一日致政府于死命的，故要讲求方法，逐步瓦解它。
雍正在后来的几年实践中，更加知道破坏；秘密结社的困难，并想出打人群众团体内部进行破坏的毒辣方法。五年（1727年），他在田文镜的奏折上批道：“此等邪党，率皆诡寄深藏，惟彼同类之人，声应气求，原无彰明较著形迹，猝难发摘”。因指示说：“非深入其教者断不能窥测底里，访察愈严则闭藏愈固，不但地方大吏莫能施为，便州县有司亦无从探其脉络。盖胥吏中即有党羽为之耳目，以伺官之动静，非才能牧令默运机巧，设法钩致，弗克稽获”。田文镜遂令有才能的州县官选择一二心腹人，改装易姓，潜入其教”。
在雍正的严密搜查下，发现两起与秘密结社有关的较大案件。一起是五年（1727年）发生了“泽州匪类妖言聚众”
案。案中主要人物，有翟斌如，又称翟神仙，河南济源县人，曾在陕西命阳县所谓“妖道”潘风池率领下传授符术，会看风水，以行医为掩护。有张冉公，组织教会，藏有立天后会经一部，内中“俱是泄漏天机的话”，雍正说它是“妖妄邪书”。有杨廷选，原是河南济源县干总。有靳广，原为山西泽州王泰来家人，不满富人的刻薄，聚众在大箕材，练习武术，准备打劫王泰来家，被人告密。泽州知州刘毓邑以查点保甲为名，逮捕会友二人，靳广遂带领众人于途中抢劫被捕人员，打伤州役一人，擒拿十三人，刘毓9请绅士出面讲和，靳广等将州役放回，刘毓？却暗中抓人。山西方面知会河南，田文镜等极力配合，翟斌如、靳广先后被捕，杨廷选自杀。此案发生后，雍正派监察御史性桂到山西审理。指示有关人员，“此案漏网人犯须竭力缉捕，毋令一名致有免脱”。“未获人犯，当速行密设赏格，严督擒捕务获”。雍正还说，此案中人有康熙末年亢？暴动的余众，这是大害，不可大意。最后，雍正命将翟斌如、靳广、张冉公等六人斩决，杨世隆等秋后处斩；办理此案不力的山西巡抚德明撤职查办，田文镜等从优议叙。因为这件事，令怡亲王允祥和大学士转谕各省督抚藩桌，务将民间秘密结社“随时随地地逐一搜别，铲除净尽”。
另一起是山东三元会案。山东东平州人牛三花拉（又名牛三花子，真名牛见德）”，组织三元会，又名空宗教，以贸易为名，在莱州、青州等府进行传教活动，自云能超度人的祖宗，宣传“正”空家乡，无生父母，现在如来，弥勒我主“经文，靠人可以去灾获福。”广收徒众。六年（1728年）七月，被人告密，高密县令抓获多人，其首领牛三花拉逃亡。雍正得到山东总兵万际瑞的报告，即指示：既然是邪教，一定查清是什么教，为何立教，哪些人参加，要分清有政治目标与为敛财两种情况，区别对待。但“渠魁务须捕获，万勿疏脱”。山东、河南官员追查一年，毫无牛三花拉的踪影，河东总督田文镜题请将空宗教徒分别判处枷号三个月重责四十板、枷号二个月重责四十板的刑法，雍正同意了，仍要求他“严缉正犯，务获究拟示惩”。
秘密结杜，形式上是落后的，内容上有许多荒诞无稽的东西，但在清代，人民处于痛苦之中，要求得到解脱，科学文化又不发达，很容易把希望寄托于秘密宗教的神明，想靠天神和自己力量的结合，反抗封建的黑暗现实，赢得幸福生活，这就是它的合理性。
雍正时期，没有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总的讲，封建社会秩序是稳定的，但从上述群众性的秘密组织活动到小规模的农民暴动的出现，说明人民的反抗斗争始终在进行着，社会并不十分安定。雍正的种种强化统治措施，起到了一定控制人民的作用。所以秘密结杜被破坏和其他反抗斗争被镇压；但是这些斗争的不断出现，表明即使雍正那样的严密统治网，也不能阻止人民运动的爆发。
人民斗争的出现，在那个时代是必然的。封建社会里土地占有的不平均，使人民遭受地主、高利贷的剥削，加上政府的赋役压榨，生活无着，当然要采取对付剥削者、压迫各的办法，以致不惜违犯政府禁令，铤而走险了。雍正的改革赋役，打击贪官污史和不法绅衿，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民的负担，至少在多数情况下没打增加对人民的剥削。但地主厉行征收额定赋税，电是一部分人民所不能承担的。他又极力保护地主阶级的法定利益，使一部分农民在封建盘剥下无法生活。雍正朝同所有的封建王朝一样也存在着农民与地主阶级的基本矛盾，人民与政府的对立。这些矛盾，自然会引出人民的反抗运动。这种斗争是正当的。
雍止对待人民反抗斗争，以镇压为基本方钊，不论具体情节，只要是抗官的，就被视为邪党乱民，即以犯上作乱的反叛罪讫处，对那些首领，严刑杀戴，从不手软。他的另—方针是的民众运动中暴露出的官府问题认真处理，对为恶和失职的官吏也十姑息。就是说他在屠杀反抗群众的同时，改革弊政，以减少日后呵能发生的反抗运动。他代表地主阶级政治利益，镇压民众是过激的；他谋求改良，又是政治家的作为。镇压异端起义运动，改革政治，他是这两者的结台体。所以说，他是地主阶级的政治家，是封建皇权的维护人。
智经78颁行语录，教化万民
“朕惟欲厚风俗，先正人心；欲正人心，先端学术。”
——雍正
雍正为了巩固自己的封建统治。为使自己的意志为万民所接受，同时，也为封建纲常名教，为百姓的思想、行为准则符合封建伦理，雍正很注重对国人的教化，进而达到厚风俗、端民习乃至促进社会稳定的目的。
雍正将其旨在教化国民的《圣谕广训》、《拥党论》、《仗义觉迷录》等御书“语录”，作为基本教本，令民间宣讲，是他整风端俗的重要步骤和手段。
其实，采取一些形式对国人进行教化，古来有之，并非雍正的发明。远的不说，雍正的父亲康熙帝就将其“语录”——“圣谕十六条”作为教化民众的规条，命在全国宣讲。但雍正更讲究规范化，其“语录”也颇具特色。
本来，康熙的“圣谕十六条”已将封建的伦理纲常言简意赅地表述明白了。而雍正还觉得不够通俗易懂，百姓们较难晓解，但又不能另创一套以招不敬不孝的恶名。所以，他一登位就亲身将这“十六条”加以诠译，力争用通俗的语言把它变为皇父和自己两人意志的体现。雍正—年（公元1724年）一本洋洋万言的名为{圣喻广训》的化民教本出笼了。同时，雍正针对胤探等政敌而撰写的（御制朋党论》，也于二年颁布。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他又颁布了针对曾静、吕留良案而御撰的《大义觉迷录》。于是，三本御书便成为教化百姓的基本“语录”集子。当然，后两种实在是多此一举的东西，但将自己的自编书作为愚化人民的教材。
也确实只有雍正才干得出来。
为使“语录”家喻户晓，雍正采取了两个自以为得意的措施。—是于七年命在乡村昔设乡约（奉命在乡里中管事的人），一般的乡、村，都派一名地方官府任命的生员，名为“约正”，约正可从政府获取一定的钱粮。另有名为“值月”
的三四人不等，由本乡村德高望重的老人担任。约正、值月负责向村民们宜讲《圣谕广训）等“语录”。二是，雍正为使宣讲不落空，特做出硬性规定：每月初一、十五必须宣讲，八旗旗人也必须由各级衙门统一，定期举行。他认为，这样就会做到人人都能接受教化了。
据载，当时各地宣讲“语录”非常郑重其事，严肃得很。礼仪隆盛当属在省城了；宣讲之日，地方文武大员朝衣盛服，毕集公堂，在先设好的香案面前，齐行三跪九叩大礼；礼毕，共到宣讲所，由司礼生宣布讲解开始后，主讲人到香案前行大礼完毕，恭捧上瑜到讲台，然后，所谓司教老人便跪读毕，再由司礼生宣布讲解正式开始。于是，主讲人便开讲。一般说来，各地多数只讲《圣谕广训》，一次讲解一二条，有的地方也将《大义觉迷录》与《圣谕广训》结合宣讲。至于《朋党论》多为官员自修课。
在一般乡村，宣讲“语录”也含糊不得。届期，百姓必须齐集乡约公所，礼节虽不很障重，但村民在听值月宣读，约正解说的过程中，只能严肃站立敬听，这么一折腾，很多人是吃不消的。其实，去听讲的人多为朝廷顺民，而一些所谓“作奸犯科”、真正需要教化的人却往往不去听宣讲。于是，有的地方官又别出心裁，建议在乡约公所前立’‘木榜，上写奸盗作伪，干名犯义，有伤风俗，现经犯法治罪的人名，待奉人改过后，再从榜上将名消掉，从而使恶人受教育。
在地方，惟有一个家族可以不讲《圣谕广圳》，即孔圣人的后裔家族——衍圣公孔府。在雍正时，孔子被雍正有意识地抬上了天，所以孔氏家族就自然在被教化者之外了。雍正三年（1725年）七月、衍圣公孔传铎请颁赐《圣谕广训》
和《朋党论）二书，雍正则说：所以承先志而推衍{圣谕广训》，目的是使“愚氓”易晓，而且，在着“广训”时，一本先师孔子之道，无一语出乎圣教之外，而你是至圣后裔，如果能遵祖训，身体力行，则修身齐家之道，化民善俗之模，莫大乎此类；何况植党为圣人所深戒，向来孔氏子孙从无趋附匪党之事。所以，所请二书不必颁赐给你！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雍正所以颁布几种“语录”并上千宣讲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