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泰，满州镶蓝旗人。康熙十九年生，三十八年中举，二十一岁为御前侍卫。官场并不得志，到康熙五十五年才补为内务府府员外郎，终康熙之世居于此职，为此心中常怏怏不乐。四十二岁时作诗自叹：“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又在《咏怀》诗中写道：“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想不到后来知遇雍正，出将人相，为一代名臣。
还在康熙年间，作为雍亲王的雍正要鄂尔泰为其办事，鄂尔泰以“皇子宜毓德春华，不可交结外臣”，拒不承应。
雍正认为他刚正不阿，是忠臣的资质，即位后召见他，赞赏地说：“汝以郎官之微，而敢上拒皇子，其守法甚坚，今命汝为大臣，必不受他人之请托也”。雍正元年正月命为云南乡试副主考，五月即超擢为江苏布政使。雍正不计前嫌，以才德用人，有豁达大度之气魄。三年（1725年）九月升鄂尔泰为广西巡抚，寻觉之仍可大用，在其赴任途中，命调为云南巡抚管理云贵总督事，而原总督杨名时只管理云南巡抚。二人名实颠倒，为的是人尽其才。雍正四年十月，实授鄂尔泰为云贵总督，加兵部尚书衔。雍正六年十二月，雍正命鄂尔泰兼管广西，封为云贵广西总督。雍正十年正月，鄂尔泰内召至京，受封为保和殿大学士，居首辅地位，充经筵讲官，国史、实录、明史三馆总裁，二月封一等伯。七月，因西北两路用兵不利，雍正命鄂尔泰督巡陕甘，经略军务，后又巡视北路军营。雍正十三年，贵州台拱地区新设州县的土民叛乱，雍正为显示赏罚分明，以鄂尔泰经理未善，削其伯爵，留男爵，休沐，仍食大学士俸，并命为办理苗疆事务大臣，眷注实未变化。
鄂尔泰受知于雍正，以及他的业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这方面已作过专题叙述，无庸赘言，仅将鄂尔泰的作用略一钩勒：他正确地提出改土归流的目标、方针、措施，获得雍正的批准；认真实行，调兵遣将，任用能吏，剿抚兼施，基本完成改流事业，就中他不辞辛劳，深入各地山寨，就近指挥，成功较为迅速，他负责的云贵广西的改土归流，推动了邻省两湖、四川的改流事业。
二是用人有道。鄂尔泰与雍正论用人，讲才职相当，讲设官为办事而非养闲人，讲珍惜与教育人才，是用人学上不可废弃的精当至论。鄂尔泰有识人之明，拔哈元生于末弁之中，识张广泗于众属吏之间，但对他们的评价亦较客观。他在雍正八年（1730年）五月说哈元生，“虽勇敢，少近残刻，止可备调遣，不足以资统帅”。后来哈元生的经历证明他的看法是准确的。他论张广泗，胸襟颇开阔，立志颇坚定，“但明敏强干，犹属见事办事，若夫先筹全局，次扼要领，不遗琐细，而一视繁难，张广泗心能知及，而尚未能了了”。雍正对鄂尔泰说：“卿之识人，实越常人”。又说：“卿之识人感人，朕实信及”。君臣际合，本身就是他们君臣知人用人理论的体现。
三是搞祥瑞。在报祥瑞的大臣中，鄂尔泰当首屈一指，他以此遭讥，在所不惜，他深知初登大宝的雍正为了显示其是一位天命所归的真龙天子，想借祥瑞来巩固其皇权统治的心理，故希望天下四处祥瑞，以昭天颜。
春秋时，齐桓公九会诸侯，称霸四方，自谓功高无比，治宫室壮丽，乘服华饰。国人颇有其僭，也就是越过了才能享受的规格，连管仲也于府中筑台豪华。鲍叔牙疑其事，就问管仲说：“君奢也奢，君僭也僭，这样可以吗？”管仲说：
“我王不惜勤劳，以成功业，也是图一时之快，若以礼谏之，君将苦而生怠。今我所以如此，也是为我君分谤也。”鄂尔泰是个忠臣，其所以竞报祥瑞，也是在于有意为雍正分谤。
鄂尔泰他亦知祯祥之妄诞，故大理令刘某奚落他，不但不记仇，反而嘉其公直，向雍正推荐他。他的报祥瑞，是在政治斗争中支持雍正的一种手段，当然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其倡导迷信是愚蠢的行动。
不难看出，鄂尔泰亦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他适时地提出并实行改土归流，有政治目光。他身为云贵两省总督，但考虑到完成这一不限于两省的事情，建议统一事权，为此雍正调整了几省边境行政区划，鄂尔泰又协调了当时在他功绩之上的川陕总督岳钟琪的关系，没有大局量不可能进行改流事业。这是他作为政治家的主要内容和标志。用人的理论和知人善任，也是政治家的品格，鄂尔泰具备了这一点。鄂尔泰曾说：“大事不可糊涂，小事不可不糊涂，着小事不糊涂，则大事必至糊涂矣。”这就是要明辨大是大非，为政抓纲领，重大局。他的同僚张廷玉虽与之不协，亦服其见识，说他的这个名言“最有味，宜静思之”。云贵总督后任尹继善也服膺鄂尔泰“大局好，宜学处多”。清人钟琦评他为“识量宏渊，规画久远”。清朝前期，国事有多方面的发展，但由于皇权加强，臣下难于发挥到具有政治家那样高的作用，所以极少产生政治家，因此鄂尔泰的出现在当时算得上非常难得。他本人有功于清代历史的发展，雍正统治下能有这样人物的出现，表明雍正用人有道，在君主绝对独裁之中，尚能容纳建立不世之功的人物，说明雍正也并非象世人所说那样专一屠戮功臣。
鄂尔泰受知于雍正，始于康熙时表现出的“公忠”，以后他益以此自励。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他对新任云南巡抚的朱纲说：皇上用人行政，“无甚神奇，只是一个至诚，事事从天上体贴下来，以一贯万，一切刑赏予夺皆听人自取，而了无成心。如果无欺，虽大过必恕；设或弄巧，虽小事必惩。我辈身任封疆，只须实心实力为地方兵民计，即所以酬恩，即所以自为，一切观望揣度念头皆无所用，一并不能用。”他把事天归为至诚，说做臣下亦应以此道对，只要诚心，事情没有办不好的，没有不得到赏识的，即使办事不甚妥协，也会得到谅解。他为讲这番道理，敢于说雍正的用人行政没有什么神奇的，而雍正体察他的真诚之心，在殊批中说：“朕实含泪观之。卿实可为朕之知己，卿若见不透，信不及，亦不能如此行，亦不敢如此行也。朕实嘉悦而庆幸焉”。鄂尔泰的忠诚把这对君臣联结在一起了。雍正将他作为“模范督抚”向群臣推荐时，夸赞他“居官奉职，悉秉忠诚，此专心为国，而不知其他者”。
雍正还欣赏鄂尔泰的才识，说他每事必“筹及远大”。
是把他的忠和才结合起来看待和信用的。
与臣下无所谓私交，但在雍正和鄂尔泰之间，却有着私交成分。雍正三年（”25年）冬，鄂尔泰陛辞往云南赴任，正值身体不适，雍正命他乘御舆前往，鄂尔泰于途中折奏行程和已恢复健康，雍正获悉后说：“朕与卿一种君臣相得之情，实不比泛泛，乃无量劫善缘之所致”。四年（1726年），雍正作主，将鄂尔泰的哥哥鄂临泰的女儿许配给允祥之子弘皎，当鄂尔泰折奏谢恩时，雍正说他最信任的就是允祥和鄂尔泰，今既奉旨联姻，正可互相交往，“彼此规谏，以报朕知遇之恩”。对鄂尔泰的家事，雍正也表示关切，在五年五月初十日鄂尔泰的奏折上批说，他“默祝上苍厚土、圣祖神明，令我鄂尔泰多福多寿多男子，平安如意”。八月初十日鄂尔泰奏称，到云南后，连得二子，已有五个儿子了，感谢皇上的祝愿和赐福。雍正说他的祝愿出于至诚，“今多子之愿既应，其他上苍必赐如意也”。九月十六日，鄂尔泰在奏折中写道：“（皇上）爱臣谆笃，臣之慈父；勉臣深切，臣之严师”。读之令人肉麻。雍正却说是“字字出于至诚”，又在殊批中告诉他，在庆贺五旬圣诞的宴会上，因没有他出席，特将亲自尝过的食物寄往云南，就如同君臣对席了。当鄂尔泰经略陕甘期间，雍正命内大臣海望为其建设官邸，赐给用物，治成，雍正亲为检查，嫌不精好，责令海望重办，迨鄂尔泰回京，进入新宅，雍正又亲书“公忠弼亮”匾额赐之，雍正如此酬忠，鄂尔泰亦发感恩图报，肝脑涂地，在所不惜。留下了一段君臣和谐的千古佳话。
智经97耿耿于怀，难成大事
“忘掉恩怨，既往不究，遇小过当宽恕。”
——雍正
雍正在大刀阔斧，锐意改革的时候，对社会弊端明察秋毫，然而他也深深懂得，众怒难犯，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处世哲理，用他自己的话说：“遇小过当宽恕教训”。
在当时，地方绅衿胥吏还有一种靠隐瞒田产来逃避政府税收的办法，对此，明察秋毫的雍正自然也不肯放过，而将其作为整顿世风的治理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