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要实现国泰民安，绝非一件易事，如果说谋位是一座难逾的高墙，那么治国则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雍正匠心独具、独辟蹊径，他一上台就把矛头指向阻碍国运昌隆的贪官污吏。
在整治贪官污吏这个问题上，雍正自有自己的见解，他常以杀一儆百来警示其他官吏，对于他们其中有的人假公济私的行为更是深恶痛绝，在当时，就有雍正铲除污吏挪移之罚。
挪移之罚，先于侵欺。挪移多是因公挪用，常常有不得已的情况：侵欺是贪污。两种情况，都是亏空，性质有所不同，在处分上也大不一样。一般的惩治，先抓贪污，后及挪移。官镣遂因之取巧，将侵欺报作挪移，避重就轻，希图免罪。雍正对这种情弊了如指掌，他说，贪婪的官员，“借挪移之名，以掩其侵欺，预料将来被参，亦不过以挪移结案，不至伤及性命，皆视国法为具文，而亏空因之日多矣”。为对付贪官的钻空子，雍正改变体例，在挪移和侵欺两项追赔中，不管那个案子发在先头，一律“将挪移轻罪之项令其先完，侵欺重罪之项令其后完，使捏饰挪移希避重罪之人无所为其伎俩”。他这种办法，显然把轻重倒置子，具有不合理的成分，但却又含有合理因素，即对惩治贪官确有好处。他是不拘成规，想得出，做得出的人。这个办法只能在特殊情况下行于一时，随着打击贪污取得成效，又恢复旧日先完侵欺后完挪移的成法。
后来雍正在几次避重就轻的案件中，先抓挪移之罪，后抓贪污重罪，看似先抓次后抓重，实际上是别有心机的，在雍正后期打击贪官清查亏空的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之后，逐渐恢复了旧日后先查侵欺再追挪移的成法。
凡事都要讲求因果关系，方法和策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都要结合具体情况达到举一反三，灵活运用，就会收到一定的成果。
智经17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明主者，不恃其不我欺也；恃我不可欺也！
无敌必当研究对策，棋高一招”。
——雍正
雍正刚继位之时，就把目标定在重打贪官上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安抚民心，才能安邦定国，国泰民安，为巩固自己的政权，他不断巧拳出招，招招都灵。
政策是依靠人来实施，一项新政策的实施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尤其是坟革旧的官僚体系，针对旧的官僚阶级来说无异于痴人说梦、与虎谋皮，要想名言正顺实施一项新体制，如触动厂参与者或势力人物，那就更难了，除非是有绝招取胜，雍正澄清史治的难度在当时可想而知了。
从战略角度考虑，依照康熙末年的财政状况，如若国家再有大灾难，那么国家财政必然捉襟见肘，国库空虚到无银用兵和赈灾的地步，用雍正的话就是“关系非浅”了，后果不堪设想。另外，地方绅衿势力的扩张，对欲集中皇权的雍正来说，无异是眼中之钉。
种种忧患，雍正当皇子时就一清二楚，他只是在等待机会。
后来，当雍正一朝当上天子的时候，心里更加清楚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外强中千的机构，要下大力气来力振数百年之颓风。
雍正明确规定了在地方上清理钱粮的方针、政策和注意事项。一个月后，即元年（一七二三年）正月十四日，发出在中央设立会考府的上谕。他说钱粮奏销中弊病很大，主要是看有无“部费”，若没有，就是正当开支，计算也清楚，户部也不准奏销，而一有郝费，即糜费百万，亦准奏销。当日大行皂帝也知道这种弊端，不过不敢深究，从宽处理，然而“朕今不能如皇考宽容”，此后一应钱粮奏销事务，无论那一部门，都要上新设立的会考府清厘“出入之数”，都要由怡亲王允样、舅舅隆科多、大学士白潢、尚书朱轼会同办理。雍正要求允祥严格推行他的清查政策，对允样说：“尔若不能清查，朕必另遣大臣；若大臣再不能清查，联必亲自查出。”雍正一再表示他不宽容，决心从上到下、从内到外，把惩办贪官、清理亏空的斗争迅速地、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雍正还规定了如果地方官员贪污挪移钱粮，而督府为其包庇隐瞒，即搏督抚——并洽罪的“连坐”之法，雍正这一狠招，着实令诸官心惊肉跳，对于徇私舞弊。
包庇纵容的贪官起到了很大的震憾作用，尽管当时在他即位时是面对一个烂摊子：如吏治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
但他决策得当，实施得体，很快就有了起色。
雍正心里明白，各地的亏空粮钱的问题，肯定是地方官员贿赂上司所致，从国库事钱供他们挥霍、要不；然就是自身贪污，中饱私囊了。他想起康熙在位时，施政宽宏大量，对地方官员贪污行为手下留情，即使察看电是流于形式。都以应付过去，由于当皇子之时辅助执政，使雍正积累了充分经验，对下面的财政情况了如指掌，对下面官僚种种做法，心里一清二楚。雍正能够居安思危，认识到长期国库亏空是关系到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及时实施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
“新官上任三把火”。雍正上台，第一着就向吏治开刀，实在是因为吏治腐败是康熙晚年最大的弊政之一。而清查亏空正是整顿吏治的最好突破口。
全国大小官吏无数，对于新君还很陌生。雍正除了隆科多、年羹尧等几个可信任的人外，无所借助。正好可以通过清查亏空这个运动，撒下大网，借势观人，激浊扬清，杀一儆百。也就是说，借助这个运动，可以名正言顺地打击异己势力、树立威权。正如前述，康熙末年的储位之争异常激烈，雍正的登基即位又是众说纷纭，以致人心不服，根基不稳。雍正发动清查，正可以借机名正言顺地打击诸王的朋党势力，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
清查亏空的第三个好处是有助于摸清家底，切实掌握财政状况。
雍正是励精图治之主，想干的事情很多，青悔正在用兵，异己尚未铲除，但干大事要花大钱，只有摸清家底，改善了财政，才能身上有钱，心里不慌。
雍正虽然未必懂得“从数目字上管理国家”的道理，但他知道“一旦地方有事，急需开支，拿什么去应付”的道理。
明主治吏不治民，从贪官污吏身上要钱，不但不会引起民怨，还能博得好名声。
雍？在治理贪污上以道治魔的策略，真乃一高招，这也？分体现了他慧眼独俱，洞察世弊，因势利导，统御群僚的雄才大略。
智经18因时因事，具体分析
“因地制宜，固材施教，软硬兼施，变化多端，万不可拘泥于一法一策也。人未有感服畏惧者，能令？感畏优劣善恶两途，为益者得力，为害者敛迹，何事何举不能办理就？也。”
——雍正
打江山难，坐江山更难，对于初登大宝的雍正来说，能？统御群臣，关系到他这皇帝位子是否牢靠的大问？，但雍？何许人也，他凭自己机谋万端的智谋，牢牢地控制了权？，铲除了异党，靠恩威并施、雷厉风行的铁腕政治，确保了自己至高无上的皇权稳如泰山。
雍？得到了皇位之初，如何巩固自己的政权让他费尽心？，刚刚继位就要推行改革新政，其难度可想而知了，况且？、允榴党羽是他的强力对手，雍正知道如果此时就大力打击的话也许会引起公愤，本来现在刚继位，雍正王朝政权未稳穗，也不堪和这些皇族正面为敌，这样，他采取了迂回战术，暗中各个击破，让其受制于他。
首先，他在正式登位之前，就宣布任命允？、马齐、允祥和隆科多四人为总理事务府大臣，并称自己在居丧期间，心绪不宁，所有启奏诸事，俱交迭四大臣处理。
雍正这样做真正的目的是让大臣们明白其不避前隙，用人唯能的博大胸怀，以服天下。
总理事务府大臣位高权重，原应是新朝的核心人物。但雍正在任命自家兄弟和亲信的同时却破天荒地也任命了允和允的死党马齐居此重位。这无疑是个惊人之举，会让满朝文武认为雍正乃是—‘个大度宽容有容人之量的君主。因此雍正此举收到了稳定人心的效果。同时，由于隆科多和允祥是雍正的心腹嫡系，所以即便允鲲和马齐手捏重权，也做不了手脚，而且还会受到允祥和隆科多的监督的制约。这——绝招。也似乎只有雍正能使出来，堪称是驭下用人的大手笔。
很明显雍正起用允？、马齐走的毕竟是一步险棋。因为任用自己的政敌加入新政权的领导核心，势必会影响到新政的实施。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似乎也只有铤而走险方能取胜。正如楚霸王项羽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这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策略，它的目的是为了生存，为了取得最终的胜利。为此，雍正干脆一举提拔丁一大批允？集团的成员，并对允？的亲属格外优待。例如：
赐允？的儿子弘旺贝勒衔。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在雍正的诸皇侄中，当时只有允？的儿子弘皙有这种殊荣。允？
的母家地位低贱，其舅噶达浑为辛者库奴仆，康熙当时并未因允？将其母放出来，给予正常人的地位。雍正为了照顾允？，削了噶达浑的贱籍，放为一般旗民，并赏赐世袭佐领世职，足见其优厚待遇。
雍正办的这种宽宏大量的胸襟，着实令当时他的政党对手刮目相看，他能够以具体情况看待和分析—些具体问题，也能就其要害解决，他明智的思维和合情合理又合时宜的驭人用人之道也让百姓称道，尽管有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雍正办的一件件事情又不能不让他们心服。
佟吉图原是允？管内务府广善库时的司官，也同允？交情甚厚，后来他退职闲居，声称自己是“藏器待”，意在为允？异日效力。雍正即位后，说佟吉图“是个有才能的人，大可信用”，一下子提为山东按察使，后又很快提升为布政使。
另外，原来与允？关系密切的佛格、阿灵阿的儿子阿尔松阿、贝勒满都护，也都出人意料，得到了雍正的重用。
允？见自己的一批追随者在政敌当权的情况下，反倒加官晋爵，似乎比在先朝还要得意，不免喜上眉梢，弹冠相庆。然而他却有所不知，在此情况下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必然会审时度势，逐渐脱离允？集团。因此，明白了这个道理，允？非但不感激雍正对他的恩典，反而对新君心怀敌意。
未过多久，雍正晋封允？为亲工，赐爵号为和硕廉亲王，允？妻子乌雅氏的亲戚前来祝贺时，乌雅氏却说：“有什么可喜的？不知道哪一大掉脑袋哩厂允？本人也对朝中大臣说：“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明日诛戮之意？”还说：
眼下皇上给我的恩惠，都是不可相信的。当时，雍正任命阿灵的儿子阿尔松阿为刑部尚书，谕旨传达给阿尔松阿时，阿尔松阿却坚决推辞不敢接受，因为他怀疑雍正是想利用这个职务加害于他。
允？夫妇、阿尔松阿这些参与过储位斗争的人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他们心里都明白，雍正是不会饶过自己的，现在所给与的“荣宠”，将来都可能变为获罪的根由。
允？及其死党虽然明白这些利害关系，但是由于当时雍正所采取的怀柔政策非常得力，使得这些人没理由对雍正再继续为敌下去，因为他们要想得到的现在已由雍正一件件地帮他们实现了，为什么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对付一个于自己有恩的好主子呢？
雍正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待的处世哲理让拥戴他的人拍手叫好，与他唱反调的人也倒戈相向，从中可以看出他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奇高妙着，难怪雍正不能不为一代智帝也！
智经19裁减庸员，效益第一
“可信者非人何求，不可信者非人而何。不明此理不可以言用人。”
——雍正
雍正知道一个国家的兴盛主要在于是否用人得当。他对于那些身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尸位素餐之庸员从不姑息。任人唯贤充分体现了雍正的用人原则。特别是他提出了“人君图治，首在用人”的原则更让人感到英雄有用武之地。
的确，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吏治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吏队伍的总体状况和官吏本人的素质。专制政体是本已确定的、既成的，而君主是否开明，官吏是否清廉就决定民生社会的福祉与祸殃。因此，用人得当与否，是关系到能否实现君主理想施政，也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兴衰成败的大问题。
雍正皇帝非常明白这个道理。并为此提出了“人君图治，首在用人”的原则。这就是说，一个皇帝要想实现大治，使国家繁荣昌盛，首要的任务就是选择有能力的官员。
在“人君图治，首在用人”的基础上，雍正帝又提出了“有治人，无治法”的主张。他强调从治是因为他看到了官吏的因素在改革中起子决定性的作用，即人是主动的，法是被动和变幻无常的。他认为：“凡立法行政，孰可历久无弊’
日久法弛，法久弊生”。
这就是说，但凡制定法律、执行政策，怎么可能长期执行而不出现弊端呢，客观事物是不断变幻的，所以，僵死的法律条文实行久了，就失去了有效的约束作用，生出许多弊端，就需要改革。
鉴于以上认识，雍正提出了他的用人原则，即：为政以得人为要。用得其人，自能因地制宜，顺时敷教。若不得人，纵奇策神术，徒美听闻耳，于事何济？
意思是说：君主执政，以选择最得力的助手为首要任务。只要用人得当，自然能因地制宜，顺应事物的发展规律去办事；但若用人不当，就算再好的治国方略也会被他们用坏的，那对事情又哪来什么益处呢？
鄂尔泰是雍正的非常信任的大员之一。君臣两人在对政策的见解上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常常通过奏折来讨论各种问题。
雍正四年，鄂尔泰说：
“事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用违其才，虽能者亦难自效，虽贤者亦或至误公：当用其可，即中人亦可以有为，即小人亦每能济事，囚才，囚地，因事，因时，必官无弃人，斯政无废事。”
意思就是说，政事有缓急难易之别，而人各有所长。如果用得不对，即使是贤人可能把事情办砸。用得对，小人有时也常常能顶事。如果用人应当用其可用，处理政事要选择合适之人。
雍正对鄂尔泰的看法极其赞同，并没有表明异议，他后来的行动电是按他的意思去做的。
“人”做事之基石，只要这个人能把事情做好并有出色表现，雍正自然高兴也善待用之，特别是能帮自己出谋划策的人，更是青睐有加。雍正的唯才足用，也为当时的政权稳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雍正的用人之道合理，起用的基本上都是能干实事的人，自然对以后的改革政策的有力实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他深深明白个国家兴广与用人正确与否息息相关，所以他当丁帝王，就把康熙在位时的弊端加以改正，以利于自己治国安民。
需要说明的是，按历朝规定，京师官员一旦离任是要回原籍休养的，一律必须离开京城。所以当官短的离开京城有“五日京兆”之说；即便是候补、待分配的官员，除了允准在京外，都要回原籍去呆着的。朝廷吏部办事有规矩，到用你时自会通知你来京或者去某地的。想打通关节，来京活动谋职的，也只是匆匆而来办完就走。京城虽好，并非是久留之地。如此，京中少压力，京都不拥挤。别的地方不说，雍正的裁减庸员，是颇有改革意味的，无疑使朝廷保持了活力，提高了运转效率。
中国历代君王，过去都以朝中有老人为福。周文王得姜子牙于渭水边时，姜子牙已八十多岁，周文王封他为太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