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周期：从坤卦左行，表示冬至一阳初生，起于北方；从干卦右行，表示夏至一阴初生，起于南方，本周期指的先天八卦图的最内圈，即由卦的初爻组成。这一寒一暑，表示太阳在一年的周期运动。
第二周期：由卦之中爻组成，半圈阳爻表示白昼太阳从东方升起，经南天而到西方；半圈阴爻表示太阳落山后的黑夜，这是记太阳运行一日的周期图像。
第三周期：由卦之上爻组成，半圈阴爻表示月亮运行的上半月，即朔；半圈阳爻表示月亮运行的下半月，是为弦。由此可见，这一图像是统一年月日时周期。
三、中华古代方术探源
方术来源
中国方术，源远流长。一提起方术，我们自然想起坊间流行的符咒。这些无非反映升斗市民对生活小小的盼望，譬如新年所挂的桃符、门联，端午吊祭屈原的艾草、菖蒲，全是符的泛现象，而我们过年时的“恭喜发财”、“迎春接福”等口彩，都可视作咒词的变化形式。
这种符咒文化跟中国一样古老。在古老的民歌中，我们不难找到回音。像《礼记郊特性》——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无作，草木归其泽！就很原始地反映氏族部落初民对自然灾害的敬畏。
所以，初民的统治者即是巫师。最脍炙人口者，莫如商王盘庚，他是群巫之首，掌管各个“尸祝”，成为政治艺术中最重要的一环。
至夏商，祝的运用，大行其道。汤王的“去网三面”的故事，扬弃夏桀杀伐之气，天下归心。
西周时，祝更演变成为皇帝加冕典礼礼乐的主要部分。
春秋战国时代，祝的用途更加妙不可言。祝的执行者已不限于“尸祝”，呼风唤雨要祝，延年益寿要祝，治疗疾病要祝，甚至用兵，也要祝其一祝，方才心安理得。
发展到后来，不但有善祝，恶祝也成为初民反抗暴虐统治者的声音。《史记殷本纪》的“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现在一般中学生都耳熟能详了。
两汉以来，符录又与咒术结合。咒偏重于短期行为，要求立竿见影，符则就如门神，起到长期镇守的作用。符咒并称，终于成为流行于中原最常见的方术之一。
东汉末年，张角利用太平道的“符水咒法”替人治病，乘机笼络人心，组织了规模宏大的黄巾起义，达数十万众，造成天下响应，京师震动的局面。
汉末川人张鲁创立五斗米道，也以“请祷服众，造作符书”以取信于众，并为他们治病。
三国时代的于吉，也用烧香念咒，制作符水为百姓治病，可见当时符咒方术的影响已颇广泛。
魏与西晋，天下大乱，道教遭受打击，连带各种方术也比较沉寂。
东晋以后，文人在经历了三国时代的战乱频仍和西晋社会动荡后，对人的命运及人的存在价值进行反思，深深体会了生之无常，欢乐的短暂，人生理想从过往的内圣外王转为对毫无拘束的神仙境界，企羡不已。他们相信符咒可祈福消灾，远则有列身仙班，近有功名富贵可能。因此，符咒在东晋广为流行，甚至在士大夫阶层也有相当市场。
东晋文人兼道士葛洪，在《抱朴子》一书中列举了流行于当时的种种符咒方术，如人山用的“六甲秘祝”、“老君入山符”等，涉水用的“涉水符”等，遇到蛇虫虎狼，还有“禹步辟虎狼”、“陈安世符”等。
南北朝以后，符咒方术进一步发展，除了寻常百姓以外，摇身进入帝王家。南朝梁时有个叫萧纪的人，纠众作乱，从水路直下湘东，直攻梁朝。梁王派方士伯人在长州苑中画萧纪像，然后造了一个铁符钉于其上，以为这样萧纪就会不战自溃（见《梁书》）。不难看出符录已作用于军国大事。
在北魏，符咒获得最大发展。自寇谦之对天师道一番改造后，“新天师道”很快成为北魏的国教。换言之，“新天师道”的符录方术也就为统治者所接受。从太武帝起，皇帝登基必受道教符录，已是不成文的惯例。
隋唐是符咒方术发展的高峰，两代都在官制中设立了“咒禁博士”一职，官阶为从九品。主要工作是“念咒作禁，制作符水，以厌劾百鬼，招致福祥”。
尤其是唐朝，因道教始祖李耳与皇帝同姓，遂定为国教。
宋代以后，随着全真教和士大夫道教的兴起，道教符录派开始没落，在上层社会丧失了地位，但在民间，依然香火不绝。特别是在道教斋醮仪式上，符咒更是作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宋元以后，符咒方术进一步民间化，种类更加繁多了。
神秘的方术
方术是中国古代用自然的变异现象和阴阳五行之说来推测、解释人和国家的吉凶祸福、气数命运的医卜星相、遁甲、堪舆和神仙之术等的总称。方术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巫术。人们相信天主宰着一切人事，人间的统治者受命于天，把自然界的日月星辰、风云雨雪、山川草木、鸟兽虫鱼等的变异，视为灾异和祥瑞的征兆。殷、周之际出现的阴阳五行思想，到战国时广泛流行。
中国神秘学的内容尽管没有严密的论证，都是一些神异、猜测、附会、感性、经验的东西，但其内容是相当广泛的，它包括星相术、相命术、占梦术、风水术、炼丹术、测字术、巫术、养生术等。方术典型地代表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其理论基础有四：一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二为五行相生相克；三为阴阳转化；四为原始崇拜。其方法有：演绎附会，揣摩臆测，察言观色，模棱两可，随机应变，类比象征，使用遁词等。
风云变幻的人文环境，人间的旦夕祸福迫使人们对命运、未来及各种变数苦思冥想，由此，形成了博大深邃的生存智慧，也就是神秘学。人文的东西往往很难准确地把握，所以，中国人的学问，无论是《论语》、《老子》，还是谋略、术数，都是含混的。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一批方术师，特别是鬼谷子被称作算命术的祖师。唐朝时李虚中开创了生辰算命术，他以人的生辰年、月、日推演寿天贵贱，其说汪洋奥义，关节开解，万端千绪，所以，算命的人又尊他为祖师。五代末之徐子平（曾与著名的麻衣道人陈图南隐居华山）将李虚中的方法进一步加以发展，他测算年、月、日、时“四柱”，每柱天干、地支各一字，共为八字，然后按阴阳五行生克变化推演命运，称为四柱八字算命术或子平术。
算命术起源于占星。先人认为，人的命运都是由冥冥上苍决定的，所以，《易经》中说：“干道变化，各正性命。”黄帝就设立星官，负责观察“日月星辰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古书中也有许多关于星辰与人事命运关系的记载。东汉时王充著《论衡》，首次将星象与五行结合起来，成为命理学之先驱。可见，算命术历史久远。相面术也是一样，起源于先民，到春秋战国时已有许多记载。如周室内史叔服、楚之令尹子上、越之范蠡、秦之尉缭都能相面，叔服说公孙敖的儿子谷“丰下”（下颌丰满），“必有后于鲁国”；子上说太子商臣“蜂目而豺声，忍人（残忍的人）也”；范蠡说“越王为人长颈鸟喙”，故离他而去；尉缭说秦始皇“蜂准（鼻子高），长目，鸷鸟膺（胸部挺起），豺声，少恩而虎狼心”，遂离去。汉朝时许负、王充、王符，唐朝时袁天罡，宋朝时陈抟，明朝时袁珙（著有著名的《柳庄相法》）、袁忠彻等人皆为大家。袁天罡还发明了称骨测命法，他将人的出生年、月、日、时换算成骨头重量，求其和，然后可查出命运。
中国古代的风水术独树一帜。风水术也称堪舆术（堪：天道；舆：地道），是中国古人集居住环境选择、墓葬选址、建筑布局、景观评价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其理论基础为天人感应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董仲舒为天人感应学说的集大成者，他同时结合阴阳五行学说阐述其专制独裁、三纲五常的思想，而后人则由此创造出丰富的风水理论体系。风水师将山体分为“五行”：圆山为金，直山为木，曲山为水，尖山为火，方山为土；将方位分作五行，使用五行相生相克理论，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得出五行相生的吉式或五行相克的凶式。相传晋代的郭璞著《葬书》，提出葬者乘生气（生气即行乎地下的阴阳五行之气，人皆由气构成，人生则气聚，人死则气散，但可通过择地使气凝聚，笼罩死者，感应生者）、气藏风得水（避风，有水环绕）等学说。著名的《黄帝宅经》则提出宅性说（按房屋朝向分为阳性宅、阴性宅）、命座说（住宅的不同方位是相应家庭成员的“命座”，在这些地方有各自的忌讳）、建宅顺序说（根据宅性确定依次动工修建的顺序，如阳宅宜从亥位建起，按顺时针修至干位）、时令说（不同的季节有其忌讳，如春天不宜建东屋）、虚实说（五虚令人贫贱，五实令人富贵）、宅墓配合说等。像这类中国古代风水理论著作汗牛充栋，后世多有发展变化，日益复杂、精密，像五行、八卦、64卦、干支、日辰、方位、阴阳、气脉等无不汇入风水理论之中。上到皇帝下到百姓，大到选都小到门窗之位，无不取决于风水。
中国古代的养生术、房中术著作也是卷帙浩繁，足见中国人对世俗的热衷，对长寿、饮食、男女之道的花样翻新。中国的食疗、药疗、炼丹术、养形术、养神术、五禽戏、气功、按摩、推拿、房术等理论和技术让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
从方术内容上来看，中国人是世俗主义者，所以，方术也是为了满足人们世俗的欲望。如追求荣华富贵，吃喝玩乐，长寿成仙，死后也要葬于“风水宝地”，庇荫子孙大富大贵；再如，中国人重视封建伦理尊卑，方术中也浸透了男尊女卑、官贵民贱、光宗耀祖、忠孝节义、帝王将相等内容。
从思维方式上来看，中国人是象征主义者，我们不擅长于逻辑推理，但擅长于类比、比喻，五行学说及其运用正是如此；譬如，四季可以配五行，除春夏秋冬之外，再加上“长夏”即可；方位也可配五行，除东西南北之外，再加上“中”即可。利用五行生克、阴阳八卦来推演，很像代数学，颇能糊弄人，可是其前提和五行本身就不是科学的，只能算作伪科学。
方术与中国传统医学关系很大。一是巫师、道士常常运用巫术替人看病，二是中医与方术在理论上是相通的，它们都以五行学说为基础，三是中医与相术的方法也是一样的。如中医的主要诊断方法是望、闻、问、切，与相术的察颜观色、询问抚摸是一致的；中医所说的肝火旺者面赤，目涩，性躁，与相理所说的面赤者“性急、多暴躁”是一致的。可以说，医、相是同源同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