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指出，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符合中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新特征。因此，制订十二五规划的基本要求是：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建议》对十二五规划的制订要求中，没有提到十二五期间的GDP增长目标。而在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曾明确提出，要在十一五期间“实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这意味着，十二五期间的经济工作重点已由原来的重增长变为主攻结构调整。而且，在《建议》中，“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被放在十二五规划制订要求的首位，可见决策层对调整经济结构的决心之大。因此，外界称十二五期间，调结构要“动真格的”。
过往，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一般都被置于首要位置，投资驱动成为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显著特点。但是，在此次发布的《建议》中，“三驾马车”的排序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变化，消费放在了首位，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表示，“三驾马车”顺序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消费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为此，《建议》提出，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逐步使中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大力发展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增加就业创业机会。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着力提高城乡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要增加政府支出用于改善民生和社会事业比重，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形成良好的居民消费预期。
关于产业发展，《建议》的提法是，“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就三个产业的排序来讲，虽然并未发生变化，但服务业的重要性显然有所上升，在未来的经济结构中，服务业的比重会逐步提高。为了推动服务业发展，《建议》提出，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建立公平、规范、透明的市场准入标准，探索适合新型服务业态发展的市场管理办法，调整税费和土地、水、电等要素价格政策，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和体制环境。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积极发展旅游业。拓展服务业新领域，发展新业态，培育新热点，推进规模化、品牌化、网络化经营。推动特大城市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除了政策支持之外，服务业的重点领域也已明确，即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旅游业。而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特大城市，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也被确定为服务经济为主。
近两年来，中央一再强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被重点突出，被提高到几乎与三大产业并列的地位。《建议》中特别提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与2010年9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通过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相比，《建议》提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范围没有变化，稍有变化的是，新一代信息技术被提到了节能环保之前。
制造业的关键词是提升核心竞争力，由大变强。《建议》指出，制造业发展重点是优化结构，改善品种质量，增强产业配套能力，淘汰落后产能。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调整优化原材料工业，改造提升消费品工业，促进制造业由大变强。完善依托国家重点工程发展重大技术装备政策，提高基础工艺、基础材料、基础元器件研发和系统集成水平。
关于加强现代能源产业和综合运输体系建设，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新能源的地位得到再次确认，而且，在各种能源的排序中，新能源居于首位，紧接着新能源的是传统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二是近年来业界呼吁较多的智能电网也在这里提到。近年来呼声较高的另外两个重点领域，三网融合与物联网在“全面提高信息化水平”一节中被提到。《建议》指出，在十二五期间，要实现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三网融合”，构建宽带、融合、安全的下一代国家信息基础设施；推进物联网研发应用。
《建议》还提出，要发展海洋经济。坚持陆海统筹，制定和实施海洋发展战略，提高海洋开发、控制、综合管理能力。科学规划海洋经济发展，发展海洋油气、运输、渔业等产业，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加强渔港建设，保护海岛、海岸带和海洋生态环境。
值得强调的是，虽然十七届五中全会所确定的是中国经济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但由于强调了外需向内需的转变、高碳向低碳的转变和强国向富民的转变，而这三个转变，无论哪一个都是对此前较长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修正，因此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保守估计，该等战略意义的受益年限不少于二十年。
在笔者看来，上述三个转变的核心是“强国向富民的转变”。简单地说一些，所谓富民，就是提高居民收入对GDP的增长分享比率；所谓外需向内需的转变，就是提高支出法GDP下的居民最终消费比例。鉴于这是建立在就业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基础上的，因此向内需转变的过程自然也是提高居民收入对GDP增长分享比率的过程。所谓高碳向低碳的转变，由于涉及规模庞大的新能源投资以及具有相应乘数放大效应的设备更新投资，而扩大投资本身也是扩大内需以致成为增加就业机会与提高居民收入的手段，因此，最终的结果依然是提高居民收入对GDP的增长分享比率，概括地讲就是富民。
那么，如何衡量居民收入对GDP的增长分享比率呢？答案并不复杂。简单而不失准确的测量指标，是以居民人均收入增幅为分子，以人均GDP增幅为分母，得数计量单位为倍。
总体上看，1978～2009年，国内人均GDP累计增长65.11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49.01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累计增长37.57倍，其中城镇居民收入对GDP的增长分享比率平均为0.75倍，而农村居民收入对GDP的增长分享比率为0.57倍。
不过，过去30多年里，国内居民收入对GDP的增长分享比率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1989年，国内人均GDP增长29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300%，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350%，城镇居民收入对GDP的增长分享比率为1.00倍，农村居民收入对GDP的增长分享比率为1.17倍；1989～1999年，国内人均GDP增长37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32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267%，城镇居民收入对GDP的增长分享比率降至0.87倍，农村居民收入对GDP的增长分享比率降至0.71倍；1999～2009年，国内人均GDP增长25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9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33%，城镇居民收入对GDP的增长分享比率进一步降至0.76倍，农村居民收入对GDP的增长分享比率大幅降至0.52倍。从上述不难发现，改革开放最初的11年，是居民收入对GDP增长分享比率最高的时期。此后逐年下降，最低的2007年，城镇居民收入对GDP的增长分享比率不到0.55倍，农村居民收入对GDP的增长分享比率不到0.43倍。这亦反映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矛盾。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居民收入对GDP的增长分享比率不仅逐年下降，而且国际差距越来越大。其中，1978～1999年的平均值与发达国家基本持平，而最近10年迅速放大。以美国为例，最近10年美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对人均GDP增幅的比率为0.93倍，比中国高41至17个基点。
糟糕的是，分地区数据显示，2003～2009年，上海市城镇居民收入对本地GDP的增长分享比率为0.93倍，江苏省为0.74倍，而内蒙古仅为0.42倍。这同样反映了东西部居民收入及生活水平差距不断扩大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