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回族新的觉醒，曾给回族的发展带来了曙光和活力。然而就当时整个中国的国情和回族本身的实际情况看，封建保守势力依然强大。所谓觉醒，仍只是少数先进分子的觉醒，而不是全民族的普遍的觉醒，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和觉悟仍亟待提高。1919年“五四”运动中，“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原是中国知识界，包括回族知识分子长期觉醒中探索出的爱国救国之道，“民主”和“科学”是永恒的真理。然而在军阀当权的现实中，却遭遇了难以克服的重重阻力。愚昧、贫困、战乱和无穷尽的内耗，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觉醒中的新的曙光，常常被乌云所遮盖。整个中国是这样，回族也不例外。
四、近现代回族文化运动的主流思想
近代回族文化运动是一场在国家内忧外患和民族积弱积贫的历史条件下，由回族知识分子发起的，以振兴民族、宗教、国家为目的的一场文化运动。自1906年童琮在镇江创建回族新式学堂为起点，在“辛亥革命”前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在“五四”运动后，进一步得到发展，并走向高潮。到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内战的爆发而走向衰落。前后历经半个世纪，该运动以创建社团、创办新式学校、创办报刊杂志为主，其发展涉及回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各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回族社会文化的发展。历来人们只看到这场运动内容的丰富、效果或成就的巨大，但很少有人发掘其在回族思想史上的价值与地位。而在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先生就曾称其为“有价值的运动”，呼吁“希望国家和社会对这场运动能有真挚的认识和实际的帮助”。而要对其价值有清晰的认识，就必须对其主流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所以，近现代回族文化运动的主流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国家、民族和宗教的基本认识
由于回族知识分子是这场运动的发起者、组织者、宣传者，因此，要探讨其主流思想，就不能不从他们的言论入手，特别要把握他们关注的焦点。结合当时中国、回族、伊斯兰教的发展来看，谋求国家的独立、领土的完整、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富强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同时，自清末以来，受残酷压制的回族陷入了难以发展的困境，“论文化，则不但不能对中国文化有所贡献，即回民本身亦已教育落伍，文化水准落伍。论社会政治，则五千万回民完全处于被统治地位。论经济，则为人附庸，而被剥削”的境地，以致在民族精神上呈现“为保存本身的生命起见，由自主求进状态，变为消极自守，不干外事的状态，放弃社会上一切权利，专求宗教本身的推延，驯至成回民仅富于宗教意识，而薄于国家意识”的状况。同时，近代中国伊斯兰教已“失进化机能”。目睹这种令国家、民族、宗教步履维艰的态势，回族知识分子积极追求新生之路，致力于探讨国家、民族、宗教的发展问题，提出了对国家、民族、宗教的基本认识的观点。
对国家的认识
近代回族知识分子对于国家的认识主要是从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上进行阐述的。首先，他们认为人民是国家的基础。保廷梁在其《劝回教同人复兴教育之责任说》一文中指出：“国家如个人也；组织个人以多数之分子，夫而后成为其人；组织国家亦以多数之分子，夫而后名之为国”。那么，国家之分子是什么呢？赵钟奇说：“夫人集而成家，家集而成国”。所以说：“国家藉人民以成立。”其次，他们也认识到国家是人民的依托。王静斋说：“国家为吾辈同胞生死之地，食毛践土之区”，故“身之本在家，家之本国也，人生世间，舍家与国，此身何所附丽也？”此所谓“人民赖国家以保存”。这基本上阐明了国家与人民休戚相关、互为维系的关系。
在论述国家与人民的辩证关系时，他们尤其强调人民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应承担的责任。如有人指出，国家的精神是集合人民的精神而形成的，国家的运行也是以人民的活动为条件的。所以，有人说：“国家何以有精神？何以有活动？集合国家之分子以为其精神，活动以为其活动也，……国家之分子失其精神，失其活动，则国必亡。不宁惟是，苟分子中有一部分能力欠缺，在人身则为有病，病则阻碍身体之发达；在国家则以为累，累则障害其国力之伸张。”“是故，欲兴国者，不可不先兴其家；欲兴其家者，不可不先兴其人”。可见，“国家之进行在于国民”，唯有“国民皆健全焉，则国家之进行也，敏捷而秩序，否则，国家之进行必参差而且有危亡之祸。”不仅如此，他们还指出，在国家发展中，人民应勇于承担重任。如有人说：“分子之对国家也，既有密切之关系，则分子即不能振作精神，以助长国家之精神，不能不积极活动，以集成国家之活动。”尤其在抗战时期，王静斋撰文号召回族同胞“国民应尽之义务，首为生命与财产，为国输将，挺身冒险，皆利国利家之道。遇难苟且，贪生畏死者，能得生存之自由乎？人不免一死，为国捐躯者，其人虽灭，而其名永存于世也”。从这些认识中，我们不难看出，近代回族知识分子爱国情感的真挚与赤诚。
对民族的认识（主要是对回族的认识）
清末以来，回族知识分子往往将民族与种族等同起来。如有人认为：“中国人民种族，大抵可分为满、汉、回、蒙、藏及夷苗等。”也有将民族、宗教混为一谈的，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知识分子中，曾展开“回族回教辨”的讨论。在讨论中有许多人根据自己的认识对回族的含义提出了各自的看法。金吉堂就曾提出“回教民族说”，即“信回教的可以成为民族，信回教的民族可称为回族”。这一提法在当时曾为多数人所接受，如“许多作家，在记述信回教的民族的事实或批判的文字中，都喜欢用这四个字（即回教民族）作他们的标题”。1930年，甚至有人提出：“回教民族是把世界上许多信仰回教的各个民族，拉拢在一起，而给它特立的‘一个概念’”。但也有人反对，如尹伯清则认为中国没有回族，只有回教徒。总之，尽管认识各不相同，但其相近之点在于侧重由宗教方面考察回族，致使族教不分，甚至将回族与伊斯兰教等同起来，因而很难得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可贵的是，大家都一致认为回族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如他们说：“回族与中国的关系，非居于中国之外国人可比。”明确宣称“我们是中国的人民，是五族之一。”这便突破了以往“自称天方曰吾祖国、宗国”的错误认识，体现了回族自我意识与爱国意识的极大增强。
对宗教的认识
面对近代中国伊斯兰教逐步衰微的情形，回族知识分子并没有妄自菲薄，而是希望能将伊斯兰教的积极因素发掘出来。所以他们极为强调宗教的正面的、积极的作用。他们指出宗教是“古之圣人以维持世道人心而与人树一行为之标准”，并以伊斯兰教的创建与传播为例证来加以说明，提出伊斯兰教的发展结果使阿拉伯社会出现“政平讼理，兴礼让，泯私斗，无诈无虞，共庆安阜”的局面。甚至还有人认为：“宗教为驾驭社会之利器”，如果没有宗教，“断不能保持吾人家庭的地位与圣洁，不能保持吾人思想的秩序与明静，及不能养护吾人心里的忍耐及慈悲。”他们认为宗教是进化的，并将宗教的发展分为自然宗教时代、文明宗教时代和精神宗教时代。并据此提倡人们应“不泥于教，亦不背其教，变而通之，与时宜焉”，要使宗教的积极作用得以发挥，宗教则应“随宜递变”。此外，还有人认为：“宗教是社会的一部分，是不能离开社会的，要求宗教兴盛，必先求社会安宁，若社会不安宁，哪里有什么宗教可言呢？”
这说明当时已有人认识到宗教与社会的密切关系，且提出宗教的发展必须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的思想。这与以往的“袭宗教之形式”的思想相比，难道不是极大的、可喜的进步吗？
2.爱国与回族、伊斯兰教的关系
在对民族、国家、宗教作了深入的思考和有了清楚的认识之后，近代回族知识分子始终坚持将这些认识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实际、回族与伊斯兰教的发展结合起来，并在此基础之上，深入地探讨爱国、爱教和民族发展之间的关系。这里，我们分别就爱国与回族、爱国与伊斯兰教两方面的关系作具体的分析。
爱国与回族的关系
在对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有了正确认识的基础上，近代回族知识分子逐步认识了爱国与回族的关系。首先，他们批驳了回族中“自称天方曰吾祖国、宗国”的错误认识，指明了“回族与中国的关系，非居于中国之外国人可比”，切勿“自弃自外”，“而失其固有之国籍，以退居于无国民责任之列也”。明确宣称：“我们是中国的人民，是五族之一，国家的胜衰兴亡，对于我们都痛痒相关的”。这是在引导回族大众将本民族视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同时，他们结合回族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历史反思中指出：“我们回教的爱国心，使很浓厚的、诚挚忠勇的事迹，历历可据。”在中国历史上，“良臣猛将，代不乏人……伟业丰功，足以争光历史，流芳千古。”这是向回族人民宣传历史上回族就具有爱国传统，藉以唤起回族人民的爱国热情，希望全国回族积极承担起爱国的使命。为此，他们激励回族人民“发奋兴起，实力担负中国国民之责任”，并大声疾呼：“愿我教弟子，志士仁人，作尔气，奋尔力，从学武备，负笈戎行，习操练，讲射击，明测绘，晓战法，上而报效国家，下以援救苍生。”这些思想意味着近代回族知识分子已经对回族与国家之休戚相关的关系有了明确的认识，即国家的胜衰兴亡关系着回族的存亡绝续。所以，在国难当头之时，回族人民应发扬其爱国传统，积极投身到爱国斗争中。其认识之明晰，情感之迫切，是以往回族史中所未见的。
爱国与伊斯兰教的关系
近代回族知识分子早就认识到“宗教无国家则发达甚难”。具体论及伊斯兰教时，他们针对其在中国流传日久、精义渐失的状况，批判清末以来的伊斯兰教中存在的“奉其教者，徒副虚名，刭刭于饮食末节，而忘修身大要；拘拘于教门领域，而失进化机能。使其教中人不幸而不得闻回回之要，其教外人不能而奇异之疑”的弊端，提出发展伊斯兰教的思路为：“去伪存真，救宗教之弊也；明义显公，释宗教之疑也；重业尚质，固宗教之本也；推除即新，大宗教之用也；因时权变，广宗教之学也。”提倡通过改良伊斯兰教来促进其自身及国家之发展，从而将爱国与伊斯兰教的发展结合起来。“辛亥革命”后，回族报人丁竹园大胆提出：“保国即是保教，爱国即是爱身”的响亮口号，直接点明“无论哪一教，即是中国民，就当同心戮力来维持我国国家大事，没有国还有教吗？”抗日战争时期，马松亭说：“爱国与爱教并不偏废。”唐柯三说：“爱国亦属信条之一，若不爱国，不但是国家的败类，抑是宗教的罪人。”王静斋也撰文指出：“吾侪穆民，不仅当遵守回教道理，且当爱护国家。”抗战以后，回族知识分子又提出“兴教建国”的主张。由此可知，在爱国与伊斯兰教的关系上，他们从国家与宗教的密切关系出发，认为伊斯兰教只有将其自身的发展与国家命运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才能使自身获得发展，以致达到爱国爱教的统一。
3.实施爱国行动的具体思想
由于对国家、民族、宗教之间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近代回族知识分子还积极从各个方面考虑挽救国家、拯救民族、宗教的方案，藉以激励回族人民投身其中，为国家、民族、宗教的进步而努力。具体地说主要有以下几种思路：
民族自强救国
在近代觉醒的回族知识分子的思想中，最具特点的是，他们均认识到回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是推动中国历史进步不可或缺的力量。为此，他们向广大回族人民指出：“中华民族中重要成分的回族，论数量、论文化、论分布地带、论民族精神，如果放弃国事，放弃权利，就等于中华民族少了一个回教民族，减削国家一部分的极大的力量。”同时，由于在探讨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中，认识到本民族应在国家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从而在考虑到本民族仍面临困境的前提下，他们却能提出：“我们要想救国，必先救自己，要想强国，必先强自己，有健全之分子，自然有健全之国家。”这种通过民族自强以救国的思想，是近代回族文化运动的强音，并指导着近代回族文化运动的发展，而近代回族文化的发展又与中国历史时代的发展是同步的。
教育救国
由于受近代教育思潮的影响，近代回族知识分子中有不少人认为“教育于各方面为治本之原则”，兴办教育事业，有“公权上之利益，道德上之利益，身体上之利益”，并明确指出教育兴国的重要作用：“助长国家精神之道有种种，兴教育其先务也；集国家活动之道有种种，兴教育其首功也。”“人何以兴？非教育不兴；家何以兴？国何以兴？非教育不兴。”而且进一步呼吁“有教育者昌，无教育者亡；旧教育者死，新教育者生。”这说明他们已深刻认识到教育的发展与国家兴亡的关系，所以他们极力推崇教育救国的思想。同时，在民族自强思想的指导下，回族知识分子鉴于本民族的文化状况，认为发展教育是当务之急，于是向回族同胞发出倡议：“教内同胞，富者捐其资，贫者尽其力，智者出其谋，才者竭其思，聚子弟而教育之。”随着回族新式教育的兴起与发展，不少回族知识分子提出具体的方案。如保廷梁主张：“要改良家塾，重视家庭教育、智育、体育、德育、女子教育等；可设半日制学校，聘请义务教员，设立教育会，仿建寺之规，从回族官商两界及殷实之家募捐筹集教育基金。”王静斋则针对以往经堂教育中只读伊斯兰教经典不学习汉语文的情况，提出中阿并授、经汉两通的主张。为了使回民教育得到充分的发展，孙绳武建议：“回民教育计划欲求满意的实施效果，必须有统筹的指导机关。”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成立后，向教育部提交了一份全面发展回族教育的计划，对大学教育、中学教育、小学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以及设立图书馆、阅报室和发展电化教育等项，提出了详细的建议。
上述各种建议与方案，无不反映出近代回族知识分子呼吁发展教育的急迫心情。而近代回族教育的发展成就其实正是在这种思想认识的基础上获得的，也可以说是这种思想的推动获得的。
宗教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