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爱国主义传统无疑是回族历史发展中最具特色和最富有时代精神的优良品质，是回族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反映民族前进与进步的主旋律，是民族意识和民族觉悟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围绕爱国主义传统这一主题，我们不仅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反映回回民族对祖国的伟大贡献，同时还能深刻揭示其民族意识逐渐成熟最终觉悟的基本趋势、内在规律与光明前途。从而更加鲜明地突出回族史的民族特色，振奋民族精神，发扬民族正气，促进民族团结，鼓舞各族人民为振兴中华作出更大贡献。”
八、白寿彝和二十世纪中国史学
1.生平与著述
白寿彝（1909~2000年），字肇伦，经名哲玛鲁丁，河南省开封市人，是20世纪杰出的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中央委员。1957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1927年，就读于上海文治大学和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1929年考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学习中国哲学史。1932年毕业后，陆续创办和主持了《晨星》《伊斯兰》《大河杂志》《新儿童》《云南清真铎报》《益世报》《边疆》等刊物，协助顾颉刚先生主持文通书局编译所的编务工作。1938~1949年，先后执教于广西桂林成达师范学校、云南大学、重庆中央大学、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7月，他同郭沫若、范文澜等创办了新中国史学会，并于同年受聘于北京师范大学，任历史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被聘为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与候外庐先生等筹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二所并兼任研究员，同时创办了《光明日报》的《历史教学》半月刊，与刘大年先生等发起创办了《历史研究》杂志。“文化大革命”初期，白寿彝同志被当做“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判。“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对“批儒评法”和“考教授”进行了坚决抵制。
1971年起，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怀下，他开始主持《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改革开放后，白寿彝同志的学术生涯焕发了新的青春。他先后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校务委员会顾问、历史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主编、《史学史研究》主编等职，创建了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和古籍研究所，并担任了两所的首任所长。同时他还担任过多种学术团体和社会组织的重要职务，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国家教委全国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中国民族史学会会长、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中国回民文化促进会副主任、中国回族学会名誉会长等。白寿彝同志是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民委副主任、法制委员会委员和国家民委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列席代表、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2000年3月21日与世长辞，告别了他终生挚爱的史学事业。
白寿彝是20世纪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从爱国主义走向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优秀代表，是新中国成立后涌现的有崇高声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优秀代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以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深刻的忧患意识投身于文化教育事业与学术研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同志以极大的热情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用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他所致力的历史研究，成为新中国大学讲台上运用唯物史观教授中国通史的先驱。他的民族史和民族理论研究，一方面贯穿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一方面又洋溢着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时代精神。他的中国史学研究，以其卓越的历史见识和生机盎然的创新活力，拓展了这个研究领域，并把之推进到理论认识的高度。他学识渊博，著述丰富，在中国交通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思想史、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等领域都有突出的建树。
白寿彝的第一部专著是《中国交通史》，其他主要著述还有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该书的中文版一经出版，就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至今已印刷27次，累计印数达94万多册；外文本已有英、日、西班牙、德、法、蒙、罗马尼亚等多种版本行世，在各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83年他撰写的《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论集，对历史学的本质属性和社会作用作了深刻的阐述和鲜明的概括。同年他主编的《史学概论》出版，同时还出版了《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这是一部在民族史、宗教史研究方面都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1986年，他出版了《中国史学史》第一册，论述了史学史的任务和范围、中国史学史的分期、关于史学史的古今论述以及他研究史学史的过程和设想，可以看做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总纲，对史学史的研究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1987年，他的《中国交通史》在面世50年后重印出版。1989年，他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卷》出版，这是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进程而创造性地阐述了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国通史编纂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重要著作，被史学界和理论界公认为是20世纪90年代历史理论发展前沿的代表性著作，并受到各方面的极大关注。1992年，他出版了《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这部论文集对推动民族与宗教研究和民族与宗教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1994年，他又出版了《白寿彝史学论集》（上、下册），这部关于历史、历史学、历史教育的选集，荟萃了他在这些领域研究中的许多精辟见解，是他半个多世纪的心血和智慧的结晶。1997年，他主编的四卷本《回族人物志》全部出齐，实现了他“为回回民族历史事业做点贡献”的夙愿。1999年，以白寿彝同志为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共12卷22册全部出版，这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向国人和世界奉献出来的最宏伟的中国通史著作。江泽民同志写信祝贺，认为“《中国通史》的出版，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称赞白寿彝同志“髦重之年，仍笔耕不辍，勤于研究，可谓老骥伏枥，壮心未已”，总书记相信：“这套《中国通史》，一定会有益于推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学习历史的浓厚风气”，可谓对白寿彝同志学术生命及其社会价值的最好评价！
2.从爱国者到马克思主义者
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在这一年，28岁的白寿彝先生出版了《中国交通史》一书。其中关于“中国交通事业之前途”问题，他从六个方面分析了中国交通事业发展的艰难，尖锐地指出：第一，中国政府之力尚不能完全控制国境内的一切交通事业，它管不了水上走的外国轮船，管不了地上走的外力控制下的火车铁路，管不了出没无常的外国飞机，管不了外国人在各地设置的电台和沿海的水线。第二，中国自办的交通机关尚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因循、浮惰、营私的情形尚不能真正地铲除，对于各种行政上及事务上之合理化与经济化，尚未能真正地向前迈进。从这两个方面的概括来看，白寿彝先生的忧患意识与爱国思想，已是非常强烈地反映出来了。最后先生写道：这六点，都是中国交通事业前途之很大的障碍。在这个时候，国难严重到了极点，这种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业是需要政府和人民拼命去做的。
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这种爱国思想在史学工作中的反映具有了更广泛的影响和更重要的社会意义。他在1951年发表的《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的结合》一文中认为，史学工作者在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中，承担着十分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那就是，他们必须经常地指出，中国民族在长久的历史上继续不断地文明创造，中国民族在人类史上的伟大的成就；中国人民的悠久的斗争的传统，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的悠久的反压迫反侵略，对抗民族内部和民族外部的敌人的无比的英勇。那就是，他们必须努力彻底消灭由于百十年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所造成的民族自鄙自怯的思想，彻底消灭由于更长久的封建社会所造成的看不见人民力量、轻视人民力量的思想。那就是，他们必须努力，在通过历史事实的分析中，不限于学校中的学生而要尽可能地在更广大的群众中宣传民族自尊的思想，民族自信的思想，甚至于是伟大的民族的骄傲，从而促进人们对于人民力量的伟大的确信，对于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必然胜利的确信，全亚洲人民必然胜利的前途的确信，全世界人民必然胜利的前途的确信。这段话，在今天的社会实践中，仍具有现实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不是一般地倡言加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而是从一般意义上提高认识进而结合自身的工作来提出问题的。他十分诚恳地说：我作为一名历史教师，同时又作为少数民族中的一个成员，愿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结合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这种结合是完全必要的；现在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完全必要的。并从四个方面分析了这种必要性，认为，“第一，国内少数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第二，国内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历史创造的过程中，有不少特殊的贡献”“第三，国内少数民族也都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第四，国内各族人民的亲密团结，是有历史传统的”。
白寿彝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运用，是一个不断探索和深入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他着重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民族史和民族问题的研究。从1951年出版的《回回民族底新生》一书，可以看出白先生当时已经系统地阅读了毛泽东的著作，尤其是毛泽东关于民族工作的一些论点和指示，格外为白先生所重视；从1952年出版的《回民起义·题记》中，可以看出白先生已经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来观察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分辨历史文献所反映出来的阶级分析和所记史事的真伪；1954年，白先生发表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改进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等等，表现了一位忠诚于人民的史学家追求真理的自觉和热忱。20世纪60年代，白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史学遗产，他发表的《谈史学遗产》和《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二文，是这方面很有影响的撰述。
白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是中国史学遗产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他在其后的研究中，用大量的事实证明在中国史学上是存在着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的，从而为科学地总结中国史学遗产开辟了新的路径。他认为发掘和描述中国史学上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规律、朴素辩证法观点和历史观点的发展规律，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任务”。同时，他还认为研究中国史学上的技术层面的规律、历史文学发展的规律，也是必要的。并着重强调了应当注意到“中外史学的发展应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也必有各不相同的民族特点”。从这些认识观点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白先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深刻地剖析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基本问题，显示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修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以及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中国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大大提高了。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白先生在历史研究和社会活动方面，都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忠实的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本色。这个时期也是他的学术生命最活跃的时期，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运用到他所能涉及的一切领域。他发表了关于对中国封建社会认识的理论，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主流的理论，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的认识，关于史学遗产的新认识，主编了具有中国史学特点的《史学概论》，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理论，关于中国通史和中国通史编纂的理论，关于历史教育的理论，等等。他的这些认识和理论，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指导下，结合具体的研究对象，根据可靠的事实和文献，提出新的结论，进行新的理论创造。这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白寿彝教授以其丰富的理论遗产和史学著作，表明了他是一位热忱、忠实而又卓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3.丰富广博而又卓识的史学思想
白寿彝先生是一位兼擅博治、专精而又以卓识著称于世的史家。他在史学思想方面提出了许多深刻而又很有建树的思想理论。他的这些思想理论对于我国当代的史学研究和历史教育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的指导意义。现表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