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先生是我国回回民族杰出的史学家，也是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我们从他的大量论著中可以看出，他倾注了大量心血，研究本民族的历史，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本民族炽热的思想感情。但他的这种思想感情又是和科学的理性精神结合在一起的。他既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他的著述里，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感情。如他所言：“从历史上看，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汉族老大哥是带头的，但没有少数民族的发展，还是不行的”。他还不止一次地告诫说：涉及民族关系问题，“要理解兄弟民族的思想感情”。白先生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他提出了一个十分新鲜的观点：“从整个国家历史的发展来看，凡是盛大的皇朝，没有少数民族的支持是不行的”。因此，他主张，既要把汉族的历史写好，“也要把各民族的历史适当地作出安排”。旗帜鲜明地提出：“汉族是中国历史上的主体民族”，“中国历史几千年连续不断，在世界上是少有的。这个功劳，汉族应居第一。如果没有汉族，少数民族做不到这一点”。作为一位少数民族史学家，拥有如此豁达的胸怀是非常可贵的。
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问题，白寿彝先生的观点是：关于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可以看得开阔一点。我们研究历史，不能采取割裂历史的方法。从一个历史阶段看问题，固然是必要的；从整个历史发展趋势看问题，则是更为重要的。在民族关系史上，“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有时好一阵子，有时歹一阵子，但总而言之，是各民族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这是主要的，也可以说这就是主流。他从历史上各民族在社会生产、社会生活中的互相依存，从盛大皇朝的形成离不开少数民族的支持，从少数民族的进步同样是中国整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等三个方面论证了上述看法。他的上述见解提出来后，使“斗争”是主流与“友好”是主流之间的长期争论得以缓和，大家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加深了对民族关系史之本质认识。
5.关于回族史与伊斯兰教问题研究及认识思想
白寿彝先生是我国较早从事回族和伊斯兰教研究的为数不多的学者。60多年来，他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出版了数十种专著，撰写了一大批学术论文。如解放前出版的《中国回教小史》《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及大批专题研究论文。新中国成立后又先后出版了《回民起义》四册、《回回民族的新生》《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主编了《回族简史》。特别是1983年他编著了“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部著作《中国伊斯兰史存稿》，这部长达24万字的存稿，是白先生回族和伊斯兰教研究的代表之作，对宗教和民族关系、宗教制度、宗教典籍、宗教派别、宗教文化遗产等的研究都有重要参考价值。白先生关于回族史的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和开拓的作用，受到广泛的关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提出了回族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白先生的治史活动，从伊斯兰教史和回族史开始，直到他逝世前，都始终关注着这方面的工作。为了发展回族史研究，他殚精极思，提出了明确的理论和方法。他先后发表了有关的文章和讲话，如：《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1960年）、《关于回族史工作的几点意见》（1984年）、《关于开展回族史工作的几点意见》（1989年）、《关于编写新型回族史的几点意见》（1990年）。这些文章和讲话，所论涉及“回族和伊斯兰教”“回族的来源”“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历史人物”“回族史工作”“回族史研究的重要性”“回族跟汉族、跟别的兄弟民族的关系”“关于编写新的回族史的问题”，以及搜集资料问题、队伍建设问题，等等。他所说的“编写新的回族史”的编纂形式，是参照他作为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的体裁而提出来的，即包含四个部分：序说、综述、典志、人物。他把他主编的《回族人物志》（4卷本）看做是其中的第四个部分。他还对第三部分提出了12个方面的具体的事目：地域考，生计考，工艺考，会社考，寺院考，教育考，天文、历算考，医药、体育考，礼俗考，经籍考，金石考，语言考。白先生在回族史研究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把回族史研究不断推向前进。
第二，关于回族来源及其形成时间问题的观点。白寿彝先生认为，形成回回民族的成分是多源的：有海路东来的大食、波斯商人，较早抵达并聚居在广州、泉州等地；有元代经中亚东迁而来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即“西域回回”；还有少量的蒙古人、汉人融汇进来。这样，在经历了长期的发展、酝酿、集聚的基础上，“回回民族应该是在成吉思汗西征以至元朝灭亡的150年中（1219~1367年）形成的”。他的这一思想在1951年出版的《回回民族的新生》一书中有更加具体的阐述。总之，回族的族源不是单一的，既有外来民族的血统，又有中原土居民族的血统。但回族作为一个民族，是在中国境内形成的。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括，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应用人种学、民族学等科学方法，阐明回族形成的卓越论述。
第三，对伊斯兰教与回族形成关系问题的认识。这是回族史研究中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伊斯兰教和回族密不可分，伊斯兰教对回族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第二种意见认为，伊斯兰教对回族的形成起了纽带和促进作用；第三种意见认为，伊斯兰教与回族形成的关系不大。白寿彝先生在深入考察历史上伊斯兰教和回族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认为“伊斯兰教在回族历史上有它的重要意义，也不应该把伊斯兰教说成是回族形成的唯一因素，说成是回族发展的重要因素，恐怕这样说也是有问题的。回族的形成，也有它的经济条件，也有它的政治条件，也有它的文化条件”。
第四，注重对于回族史料的搜集与整理。白寿彝先生对本民族的文化遗产特别重视。他从20年代末叶就着手搜集本民族的民俗资料。1929年5月，白先生搜集、整理的《开封歌谣集》由广州惠爱东文化印刷公司出版。1930年，他又亲赴云南调查，写了《滇南丛话》。1936年，白先生为《禹贡半月刊》编《回教与回教专号》，在这一期刊物上登载了有关陕甘宁回民起义传闻、传说的《陕甘劫余录》，对人们了解当时回民起义的历史和研究西北回民起义领袖马化龙的思想颇具参考价值。1952年他编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回民起义》时曾将《陕甘劫余录》收入其中，他在按语中写道：“这篇记录的内容，都是得之传闻，难免有口述者记忆错和笔录者听错写错的地方。但这总是回民自己的材料，这对回民起义的史料来说，是难得的”。20世纪40年代后期，白先生校集的《咸同滇变见闻录》分上、下册在重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著作开创了校集回族史料的范例。同一时期，白先生还编著了《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这是我国第一部回族史参考资料，反映出作者很早就有了编写回族通史的设想和打算。特别是，1952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四种《回民起义》（4卷），以西北回民起义和云南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为主，汇集了清代咸丰、同治年间清政府在西北、西南镇压回民起义的大量珍贵资料，为研究太平天国时期的回民起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长期以来一直为回族史工作者和史学工作者所珍视。
第五，关于回族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认识。回族历史人物的研究，因史料缺乏，记载不明确，且很多回族人物，从其姓名及活动上很难辨其族属，因此，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扰回族史研究工作者的一大难题。白寿彝先生对回族历史人物的研究起步较早。早在三四十年代，白先生就在昆明、桂林等地撰写了《赛典赤·赡思丁考》《柳州伊斯兰与马雄》两篇回族人物传记。后来，他又写了《两浙旧事》《滇南丛话》《王岱舆传略》《明末两回教史家——詹应鹏与张忻》等一批回族历史人物研究方面论文。“文化大革命”后，白先生倾注了大量心血，仍孜孜不倦地从事回族历史人物的研究。他陆续撰写了从明末到近代的回族宗教学者小传，分别刊载于《中国穆斯林》杂志各期。特别是由他主持编修的大型多卷本《回族人物志》，是迄今为止回族史研究中第一部系统的人物传记，是回族史研究的鼎力之作，代表了当今回族历史人物研究的较高水平。
6.白寿彝先生的学术地位与影响
白寿彝先生的学术影响与地位，突出地体现在由他牵头所完成的这项宏伟的世纪工程中，也就是12卷、22册、1400万字的《中国通史》的编撰和出版。《中国通史》是一部鸿篇巨制，它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鲜明的理论体系。《中国通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进程的实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些极为重要的理论认识。这些认识贯穿于全书之中，而在《导论》卷作了系统的和充分的阐述。其中大多属于历史理论范畴的理论问题，也有属于史学理论范畴的理论问题。他讲理论而不脱离史实，举史实而提升到理论，读来容易理解而多有启发。《中国通史》包含经济、政治、民族、军事、文化、中外关系、历史人物等多方面内容，史料翔实，读来使人产生厚实、凝重之感。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它把各少数民族的历史都放在中国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下加以阐述，充分肯定了前者在后者中的重要位置，充分肯定了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业绩；它把科学技术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结合起来阐述，反映了科学技术在推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它展现了从先秦至近代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物群像，使中国历史更加生动地、更加引人入胜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第二，体裁新颖而具有民族特色。白寿彝教授吸收了中国古代多种史书体裁的形式，并以新的历史观念、新的认识水平，制定了一种“新综合体”，用于《中国通史》的撰写。全书除第一、二卷外，其余十卷都各包含四个部分：一是序说，阐述有关历史时期的历史资料、研究状况、存在问题和本卷撰述旨趣。二是综述，阐述有关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民族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勾勒这个时期历史进程的轮廓，便于读者明了历史发展大势。三是典志，阐述有关历史时期的各种制度及相关专题，丰富读者对“综述”部分的认识。四是传记，记述有关历史时期的各方面代表人物，展现“人”在历史运动中的能动作用和历史地位，进一步丰富读者对“综述”和“典志”的认识，从而增强了历史感，所生兴味更加浓厚，所得启示更加深刻。《中国通史》以章节体的形式，注入纪传体等传统史书体裁的风格，把古今史书体裁的优点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综合体”，从而容纳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容，也活泼了历史编撰形式，使其具有突出的民族特色。这不仅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更重要的是使人对中国历史可以有一个全局的、立体的、动态的认识。反映了最新的学术成就。《中国通史》各分卷主编多是有关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且又约请了许多专史研究的学者参与撰述，故在学术水平上反映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最新成就。如第一卷《导论》对有关理论问题所作的系统论述，是目前关于中国历史之理论认识的最有分量的著作。第二卷《远古时代》，吸收了20世纪以来考古发现的重要成果，重构了对中国远古时代历史的认识，是历史研究同考古研究相结合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又如各卷的“序说”，是学术性极为突出、要求十分严格的一项内容，第三卷至第十二卷对此都有独到的阐述，具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再如各卷“综述”对大事的提纲挈领，“典志”对专题的钩稽爬梳，“传记”对历史人物的抉择去取和描述评论等，大都反映了著者的独立见解。作为一部历史巨著，《中国通史》同许多鸿篇巨制一样，或许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甚至难免有个别的讹误，但它的成就和影响，却是无可替代的。随着岁月的流逝，它将愈加受到人们的重视。正如著名史学家戴逸教授所评论的那样：这是一部空前的巨著，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的压轴之作。这是白老心血所萃，是对学术界的重大贡献，是他献给本世纪的珍贵礼物。戴逸教授强调《中国通史》是“最全面、最详尽、最系统，是真正的通史。”“它时间跨度最大，从远古时代一直到1949年。它内容最丰富、最全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地理环境、典章制度、科学技术，几乎无所不包。它纵通横通，是真正的通史，改变了以往许多只有历史事件和制度，偏而不全，略而不详的缺点。”“这是一部高质量、高水平的通史。这部通史不仅详细而且有创新，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又向前推进。”戴逸教授的评论，反映了史学界许多同行的共同认识，具有突出的代表性。
白寿彝先生担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是20世纪中国几代史学家编撰中国通史的总结性和创造性相结合的巨著，它开辟了21世纪中外读者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新途径。它对于全国各族人民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正如江泽民同志在给白寿彝先生信中所指出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全党全社会都应重视对中国历史的学习，特别是要在青少年中普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以使他们学习掌握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牢固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激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力量。我一直强调，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注重学习中国历史，高级干部尤其要带头这样做。领导干部应该读一读中国通史。这对大家弄清楚我国历史的基本脉络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增强唯物史观，丰富治国经验，都是很有好处的。同时，我们也要学习和借鉴外国历史。历史知识丰富了，能够“寂然凝虑，思接千载”，眼界和胸襟就可以大为开阔，精神境界就可以大为提高。我提倡领导干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而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也是要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作基础的。我们相信，这套《中国通史》，一定会有益于推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学习历史的浓厚风气。随着岁月的推移，《中国通史》的这种作用，一定会越来越明显地反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