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绍兴名人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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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文种(2)

这时,大臣伍子胥谏争道:“不可赦越!吴与越,是仇敌互战之国。三江环绕,人民没有其他地方可去。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员听说陆人居陆,水人居水。北方中原国家,我攻胜了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车;而越国,我攻胜了,就能居其地,乘其舟。现在是一次极有利的机会,不可失掉它啊!”此时的太宰伯嚭又发挥了他的作用,他对夫差说:“古之伐国者,服之而已。现在越国已臣服矣,你还要求什么呢?”又说:“子胥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希望大王还是顺己所愿,不要被群小之口所约束。”文种到底没有看错伯嚭,他的说法不仅投合夫差“威而喜谀”的个性,而且也符合春秋战国时期的霸主所提倡的“存亡继绝”的王道善举。于是吴王道:“吾将许越成,而无拂吾意。”(《国语·吴语》)

子胥一听,更是着急,不管夫差反对,还是直言进谏:“不可许啊,大王!越国实在不是真心要与吴国和好,还不是屈服于我兵甲之强。越国大夫文种勇而善谋,他将玩弄大王于股掌,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他本来知道君王你尚威好胜,就故意卑顺其辞,以放纵你君王的志向,使你醉心于攻伐中原诸国,而使自己受害,使我甲兵钝弊,人民离落,国力衰微。这样他就可以轻易地来灭掉我国,以报今日之仇。臣闻勾践守信而爱民,四方都归附于他。越国的稻谷年年丰收,日子长了,越国的力量也就强大了,就可以与我们为敌作战了。所以小蛇不灭,变成大蛇就难办啊!”哪知夫差听后哈哈大笑:“大夫奚隆于越,越曾足以为大虞乎?若无越,则吾何以春秋曜吾军士?”(《国语·吴语》),也就是说越国更不可灭了,如果没有了越国,我怎么向诸侯各国炫耀我的军事实力呢?

可惜子胥勇而善谋,忠诚又不失远见,但不善于投吴王所好,犯颜直谏,不讲策略,尽管他再次对吴王晓以利害,但吴王已不为所动,又加有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的伯嚭从旁唆使:“现在越国已经名存实亡,也算是报了先王之仇了,还能要求什么呢?当初楚国害了您的父兄,您不也没灭掉楚国,反而答应楚国的求和吗?难道您自己要做忠厚君子,却要大王做刻薄小人吗?”于是吴王听从了伯嚭的话,终与越国讲和,罢兵而去。

尽管议和使越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接受了极其苛刻的屈辱条件:一是勾践及夫人和一些大臣要作为人质,到吴宫充当奴隶。(《国语·越语下》)载:“然后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于吴,其身亲为夫差前马。”说的就是这件事。二是越国投降后,其土地、人口应由吴国管辖,越不能擅自作主。以后吴国数次增封的土地,其实都是越国原先的疆土。三是越国要“虚其府库,尽其宝币”,全献给吴国。以后生产所得,吴国随时可以征调。四是越国要世世代代隶属吴国,不得有任何反叛的举动。其实最难做到是第一条,勾践夫妻不得不亲自到吴国伺候吴王,从事劳役;大臣随同做奴隶,如果没有治国良才,这不形同灭亡吗?但是无论怎样,越国毕竟得以保存下来,为越复国报仇创造了休养生息的机会,而且在议和的方式上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据《国语·吴语》记载:“将盟,越王又使诸稽郢辞曰:‘以盟为友益乎?前盟口血未干,足以结信矣。以盟为无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临使之,而胡重于鬼神而自轻也?’吴王乃许之,荒不成盟。”“荒,即空也。”也就是说,只有口头协议,没有书面盟约。《左传》也说:“(哀公三年)三月,越及吴平。吴入越,不书。吴不告庆,越不告败也。”在越国战败几近亡国之时,居然可以“荒不成盟”,而且“吴不告庆,越不告败”,这充分表现了文种卓越的外交才能。

议和成了,夫差也罢兵而去,只遣王孙雒押着文种回越,催促勾践启程。因为按吴越约定,公元前492年五月,即勾践即位第五年,勾践夫妇必须入质于吴。夫差还让太宰伯嚭领兵一万,屯于吴山,勾践如若不来,即扫平越国。

勾践见到文种,不觉流下眼泪。文种表现得异常冷静,他回禀道:“五月中旬为期已迫,大王宜速速归去,料理国事,不必为无益之悲。”

勾践回到越都,见市井如故,很是惭愧。回到宫中,收拾了国中库藏,装成车辆,又选国中三百三十名美女,以献吴王及伯嚭。收拾停当后,对着诸大夫,不觉又垂下眼泪:“孤承先王余德,收国于边,勤恳敬业,不敢有丝毫懈怠。然不自量力与吴作战,夫椒一战,国破家亡,身为囚徒,此去有日归无日啊!”

群臣闻言,莫不悲切。此时又是文种上前劝道:“昔者,汤囚于夏台,文王系于羑里,一举而成王业;齐桓公奔莒,晋文公奔翟,一举而立霸图。天将降大任于您,必会让您先身处逆境,这样才能锻炼你、成就你。大王只要顺承天意,必有再兴之日,不必悲切。”意思是古之圣贤都遇困厄之难,不仅君王,只要顺承天意,必能东山再起。

勾践听从文种相劝,止住眼泪,祭祀宗庙,让王孙雒先行一日,勾践与夫人随后启程,群臣送之浙江。临水饯别,作为政治家的文种明白勾践的态度将影响越国的前程,于是上前祝词:“皇天保佑,前沉后扬。祸是德的预兆,忧为福的前堂。以武力威胁者将灭,服从上苍者得太平。大王虽然现在有所不幸,但以后就没有灾殃了。群臣在此离别,此情可感动上苍。请让为臣敬大王一杯。”

但勾践总是悲观,举杯垂泪,仰天长叹。文种又道:“大王德寿,无边无际。皇天保佑,神灵辅翼。有德能销百殃,明理能受其福。大王此去吴国,不久便当归越。请再喝一杯,以祝大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勾践还是不能释怀,道:“夫椒一战,是孤之罪。幸蒙诸大夫之谋,得以保前王丘墓,今遭此辱为天下笑,无颜再见先王,还有何面目称王呢?”

此时群臣一起劝谏,大夫扶同道:“大王此言差矣。昔汤系于夏台,伊尹不离其身;文王被囚石室,太公不弃其国。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后商汤改换笑脸献媚于桀,文王假意服从而受宠于纣。但夏桀、殷纣却仗着自己的力量虐待二位圣人,结果只落到国亡身死的地步。所以说,商汤不以志穷而自伤,文王不因被困而悲哀,大王您现在屈己事人,为的是今后让人服您啊!”

范蠡也道:“臣闻:‘居不幽者志不广,形不愁者思不远。’古之圣贤都会遇到困厄之难,都会遭遇不赦之耻。身子虽拘但名尊,身躯受辱而声荣;地位卑贱而不妄自菲薄,身处险境也不当作是上天的不公。所以,大王厚道,上天一定会保佑你的,危时一过必是坦途,否极必定泰来。今大王虽在危困之际,怎知不是畅达之兆呢?”通过祸福相依、否极泰来的辩证关系来说服越王振作精神。

其实年轻气盛的勾践又何尝不想报仇呢。只是自己走后,国事交给谁来处理呢?议和事件后,他对文种比较信任,本想让文种陪着一同入吴,万一有什么事,也可商量,国事就交给范蠡,但范蠡却说:“四境之内,百姓之事,不违农时,五谷丰登,蠡不如种也。四封之外,敌国之制,与君周旋,随机应变,种亦不如蠡也。”说的是自己善于主外,而文种适宜主内。于是越王勾践又说:“从前尧任用舜、禹,天下大治。虽有洪涝灾害,但都不足于患。今孤将离越去吴,以国事牵累诸大夫。希望能各自陈述自己的才能,吾将把国事托付给他。”

大夫皋如道:“臣闻文大夫种忠诚并且善于谋虑,爱民如子,士都乐为所用。可委国于他,天道必守,群臣必服。”

大夫曳庸也说:“大夫文种是国之栋梁,君之爪牙。君王将国事交付于他,那么万纲千纪无不举者。”

范蠡又道:“主上可将国事委付于他,必使耕战足备,百姓亲睦。”

但精明的越王并不想把国政交付文种一人,便说:“诸大夫不弃寡人,孤甚感欣慰。文种可守国,但国事繁杂,并非一人就行,还有谁可随孤从难呢?愿大家能各言其志。”

文种也曾在达成和议时想过,要报仇雪耻,除了勾践夫妇要表现出事夫差的诚意,丝毫不能流露出半点怨言来讨好夫差,让其放松对越国的警惕外,还有一个人必须担负更重要的任务,即留在国内,安抚百姓,富国强兵,并周旋于吴越之间,使勾践得以早日回国。刚才听了众大夫的推荐,文种也自信自己的才能,现在又听勾践希望大家各自陈述自己的才能,也就当仁不让地向勾践表白:“在外修筑防御战事,在内修复耕战设备,开垦荒地,亲附百姓,这是臣的事。”意思是你走以后,国家大事我会帮着料理,外筑防御工事,内修耕战用具,开荒种田,笼络百姓。

范蠡也说:“追随国君,忍辱负重,往而必返,与君复仇,臣不敢辞。”也就是我会跟随大王一同患难。

在文种、范蠡的带头下,诸大夫纷纷表达自己的决心:大夫苦成说:“发君之令,明君之德,统烦理乱,使民知分,这是我的职责。”大夫曳庸说:“奉命出使,结交诸侯,出使不辱,解忧释患,这是我的义务。”大夫皓进说:“执行君令,忠诚不贰,刚正不阿,不徇私情,这是我该做的。”大夫诸稽郢说:“排兵布阵,破敌攻城,威凌百邦,这是我的任务。”大夫皋如也说:“抚慰百姓,吊死扶伤;勤俭治国,为君养器,这是我的事情。”大夫计然也说:“观察天地,研习历法,占卜吉凶,这是我的本分。”

越王勾践听得众大夫各抒其志,不胜感激,举起酒杯,对诸大夫说:“孤虽入于北国,实在是吴的囚虏。现有诸大夫怀德抱术,各守一分,以保社稷,孤还有何忧?”于是和范蠡登船而去,终不反顾。

勾践走后,文种挑起了一国重任。在总揽越国国政的三年期间,也是越国最危难的时期。当时越王军败身辱,遁逃上栖会稽,“国为墟棘,身为鱼鳖”(《吴越春秋》),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况且现在勾践夫妇已为吴王臣仆,好友范蠡也已随侍勾践离越。然而,在危难关头,文种表现出了一个杰出的政治家的卓越才能,他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生产,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这三年中,文种每日焦思竭力,治理国政,恢复生产。他时时不忘对勾践所发的誓言,一面积极修筑边疆各防御工事,派将士守卫,一面又积极修复耕战用具,开垦荒地,鼓励耕种。凡农忙时节,一律由百姓自由支配,不夺民所好,不失农时,并减免赋敛,省刑去罚,于是百姓殷富。同时,文种还带领群臣亲自抚慰百姓,有喜的前去祝贺,有忧的前去慰问,亲民如子,于是百姓爱戴,于是国中皆有带甲之勇。具体的做法有:

首先,他能团结越国诸大夫共赴国难。三年前,凭一个小小的宛令投奔越国,应该说在越国他的资历是最浅的,但他仅用了三年时间就赢得了越国上下的认同,并一致被推举在勾践入吴期间总揽国政,除了他确有治国的真才实学外,更重要的是他能团结众人。他知人善任,除了范蠡跟随勾践入吴外,其余大臣各司其职:大夫苦成负责教化,以执行越王听命于全国的号令;大夫曳庸负责外交,以修睦邻友好;大夫皓进负责司法监察,无宽无纵,不枉不诬;大夫诸稽郢负责军事防御,以教民习武,固守边疆;大夫皋如则负责民政,以安抚百姓,积聚财力,为复国报仇打下基础;大夫计然负责阴阳四时气候,以使民耕不失时,收不失候。正是由于文种的知人善任,上下团结一心,很快使越国从战争的灾难中恢复过来。

其次,文种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领导越国人民恢复生产。战败以后,国破家亡,满目疮痍,为此文种做了大量工作。他首先注意让人民休养生息,据《国语·越语下》记载,文种“百姓之事,时节三环,不乱民功,不逆天时,五谷睦熟,民乃蕃滋”。就是说处理百姓的事情,大多在农闲时节,春夏秋三季的农忙时节不扰乱人民的劳作,不违背农时,使百姓能安心从事生产,这样使五谷有好的收成,人口也能够繁殖增多。另外,他还重视招抚流亡,开垦荒地,扩大种植面积,以增加粮食产量。《战国策·秦策》中说“大夫种为越王垦草邑,辟地殖谷,率四方之士,专上下之功”,《吴越春秋》也说“荒无遗土,百姓亲附”,都是文种实施招抚流亡,开垦荒地,以增加粮食产量的反映。经过一个时期的艰苦努力,越国经济得以逐渐复苏,人民生活也安定下来了,对于日后实现复仇计划起了很大的后援保障作用。

第三,文种还经常往返在吴越之间,通过给吴贡献玉帛、美女,贿赂太宰伯嚭。勾践夫妇及范蠡得以回国,除了范蠡与勾践的周旋,文种的进贡、贿赂、游说也是功不可没的。想勾践入质于吴期间,伍子胥几次劝吴王杀掉勾践,什么:“飞鸟在青云之上,尚欲缴微矢以射之。岂近卧于华池,集于庭庑乎?今越王放于南山之中,游于不可存之地,幸来涉我壤土,入吾梐梱,此乃厨宰之成事食也,岂可失之乎?”(《东周列国志》),意思是说飞鸟在天上飞,人们还想把它射下来,越王像一头野兽,已入我栏圈,成为我们刀俎上的食物,怎么能错失良机让它活命呢?不几日又说:“从前夏桀囚禁商汤而不诛,殷纣困系文王而不杀,天道还反,祸转成福。故夏为汤所诛,殷为周所灭。今大王既囚越君而不行诛,臣以为大王惑之深也。”还说:“臣听说王者攻伐敌国,克之则必诛杀其君王,以除报复之忧,免子孙之患。现在越王已困入石室,宜早早图之。否则必为吴患。”对于相国子胥的咄咄攻势,因为有受越国很多贿赂的太宰伯嚭帮着说好话,使勾践不但无生命之忧,且生活也不至于十分艰苦。就是范蠡策划的勾践亲尝夫差粪便之谋,也是通过太宰伯嚭得以实施,使吴王最终下决心赦免越国,他说:“越王弃守边之事,率其臣民来归顺寡人,是其义也;自己亲身为虏,妻亲为妾,不愠寡人。寡人有疾,亲尝寡人之溲,是其慈也;虚其府库,尽其宝币,不念旧故,是其忠信也。三者既立,以养寡人。寡人曾听相国而诛之,岂不负皇天乎?”三年为奴,终于得以返回,不能不说文种的贿赂政策起了关键的作用。

三年后勾践返国,文种率群臣及百姓拜之于道,开始了报仇雪耻计划。

越王听从范蠡的建议,即日立政,小心翼翼,出不敢奢,入不敢侈。苦身劳心,夜以继日。冬常抱冰,夏还握火。愁心苦志,卧薪尝胆。仍任用文种管理内政,让范蠡主持军务,并不时向文种询问治国之策。文种于是把他的爱民政策和盘脱出,他认为治国之策唯“爱民而已”,即“利之无害,成之无败,生之无杀,与之无夺”(《吴越春秋》)。具体解释为:不要夺取百姓所好,那么就有利了;不要使百姓失去农时,就有收成了;减去刑罚让他们生活下来;减少赋敛,多给百姓好处;不要建过多的亭台使百姓受苦,百姓自然高兴;让百姓静静地劳作,没有过多的烦事扰乱他们,百姓自然快乐。相反,“民失所好则害之,农失其时则败之,有罪不赦则杀,重赋厚敛则夺之,多作台游以罢民则苦之,劳扰民力则怒之”(《吴越春秋》),其结果是百姓离乱,民心相背,后果不堪设想啊!文种还告诫越王:对待百姓要如同父母之爱其子,兄之爱其弟一样,要关心他们的冷暖,要同情他们的劳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