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襄在冯主事家的复壁之中，住了数月，外边消息无有不知，都是冯主事打听来告诉他的。过了年余，已知张千病死，李万逃了，这公事渐渐搁下了。冯主事特地收拾内书房三间，安排沈襄在内读书，只不许出外，外人亦无有知者。冯主事三年孝满，因为有沈公子在家，也不去起复做官，沈襄在冯主事家一住就是八年。
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五月，严嵩的妻子欧阳氏去世，儿子严世蕃按礼制应回乡守孝三年，虽然明世宗应严嵩的奏请，准许严世蕃留京，但他在居丧期间已不能代父入值票拟。严嵩此时已有八十余岁，老朽昏聩，他所作的票拟往往言语不清，前后矛盾，他所进献的青词也都是别人代写，这些多不称明世宗的心意，遂对严嵩渐渐心生不满，后来又听说严世蕃贪虐淫纵，对其父子更感厌恶。
这时，严嵩可谓是祸不单行，自己不得皇帝的欢心不说，还与时任次辅的“甘草国老”（海瑞语）徐阶发生了渐趋白热化的争斗。徐阶是一个聪明而又有权略的人，精明不在严嵩之下，他感觉到明世宗对严嵩态度的微妙转变。这几年来严嵩的确老了，精力大不如以前，奏对也越来越不称圣意，他在皇帝心目中的分量也就一直往下掉。而徐阶被迫韬光养晦了好几年，现在皇帝的恩宠逐渐转移到了他的身上，他就试着出奇制胜扳倒严嵩。
大臣听皇帝的，但皇帝又听神仙的，谁能代表神仙呢？道士。徐阶便向明世宗推荐了一名来自山东的名叫蓝道行的道士，此人的特长是会降紫姑扶乩。道教山山有仙，处处有神，据说紫姑的乩语最灵。在扶乩之前，皇帝把所问之事写在纸上密封好，让太监带到扶乩之所焚烧，再请神仙降临以乩语答复。如果乩语不准，皇帝不是怪道士不灵，而是责备太监污秽不洁，神仙不愿降临。这么给怪罪几次，太监们也学乖了，烧以前先偷看皇帝所问的内容，再转告蓝道行，这样降下的仙语自然是百发百中，句句说到了皇帝的心坎上，皇帝也就对蓝道行的道行深信不疑。宫外呢有徐阶在通风报信。严嵩将有密札呈奏皇帝，徐阶先派人通知蓝道行，扶乩的时候就预言说：“今日有奸臣奏事。”皇帝正在纳闷谁是奸臣，严嵩的密札送到了，严嵩也就成了神仙口中的奸臣。神仙的话，皇帝能不信吗？
一次，蓝道行在扶乩的时候，显现出“分宜父子，奸险弄权”的字样，明世宗问：“上天为何不诛杀他呢？ ”蓝道行诡称：“留待皇帝正法。”明世宗心有所动。
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晚上，皇帝居住的西苑永寿宫忽然起了大火。把永寿宫烧得一干二净。皇帝暂时搬到了玉熙殿，见那里又狭窄又潮湿，很不满意，便宣召内阁大臣询问；严嵩竟建议皇帝搬到南宫去住。南宫是旧时英宗被幽禁之所，这对喜欢祥瑞的明世宗来讲，真是犯了大忌讳。徐阶迎合皇帝心意，主张重建永寿宫。第二年三月，永寿宫如期修复，皇帝将其改名万寿宫，大庆五日，大赏诸臣，徐阶加官少师，与严嵩平起平坐了；而严嵩仅加禄百石。这样，徐阶在明世宗心目中的地位渐有取代严嵩之势。这件事成了严嵩晚年命运的转折点。
严嵩失宠，御史邹应龙闻风而动，以《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上疏明世宗弹劾严嵩。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五月，在徐阶的怂恿下，皇帝夺去严嵩一切官职，勒令回乡，同年六月二日，严嵩满怀悲伤，出了北京广渠门，沿着运河南下，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跋涉，回到了阔别四十余年的故乡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今江西分宜县）。严世蕃谪戍雷州卫（今广东海康）。严世蕃在谪戍雷州途中只走到广东南雄（今广东南雄）就跑回江西老家，本性难移，继续作恶多端，并不韬光养晦，而是大动土木，兴建私宅，这样就引起了地方官员的注意。一天，袁州府推官郭谏臣有公事到严府，见到上千名工匠正在修建园亭，督工的家奴对他非常无礼，甚至还有人向他投掷瓦砾。郭推官咽不下这口气，回去后干脆向巡江御史林润告发严家聚众练兵，准备谋反。
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一月，严世蕃的同党罗龙文也从戍所逃回了徽州（今新安江流域的歙、黟一带）老家，两人来往密切。这位罗龙文是倭寇首领王直（《明史》中把王直改成汪直，有《汪直传》）的姻亲，曾经奉总督胡宗宪之命出海招降。林润接到郭推官的告发后，把故事编得完整了一点，向皇帝控告这两个人以建造府第为幌子，聚众四千人，“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这是谋反大罪，皇帝自然极其重视，立即下诏速将严世蕃、罗文龙拿来问罪。那时候严世蕃之子严绍庭还在北京当锦衣卫指挥，闻讯赶快派人赶在圣旨下达之前到家乡报警。严世蕃得报，想逃回戍所，却早在林润的监视之中，被逮住了，解往京师。
严世蕃二进宫了，却也并不怎么惊慌，“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他有的是计策。自己贪污受贿，天下人均知，想赖也赖不掉，但是“皇上只要人干事，不怪人爱钱”，认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当初邹应龙告发他的不就是“贪污误国”吗？最多再流放一次罢了。“聚众谋反”、“通倭”的罪名那才是最可怕的，不过也没什么证据，其实根本就是捏造的，应该不难洗刷清楚。最好，是让三法司连带判决严嵩害死沈炼、杨继盛，这两个案子乃是皇帝亲自定的，要是让皇帝觉得三法司想为沈、杨翻案，审官和囚犯的位子恐怕就要掉个个儿了。计谋已定，他便命其党徒四处宣扬：不好了，要是三法司把沈炼、杨继盛二案翻出来，严世蕃就死定了。
负责此案的三法司刑部尚书黄光先、都御史张永明和大理寺卿张守直果然中计，在判决中大书特书严氏父子迫害沈、杨。写好了，在上奏之前照例送给首辅徐阶过目。徐阶将三人领入内室，屏退左右，问道：诸君觉得严公子该不该死？
三人异口同声回答：死有余辜！徐阶又问：那么你们是要他活还是要他死呢？三人答道：正是要他为沈、杨偿命啊。徐阶连连摇头：严嵩害死了沈、杨不假，但那都是领过圣旨的。皇上是最英明的，绝不会错。诸位的这份判决呈上去，皇上疑心三法司是在怪罪皇上，必定震怒，大家都免不了要被问罪，而严公子也就大模大样地出都门回家了。三人愕然，赶忙请教徐阶怎么修改。徐阶说：只要以林润的奏疏为底稿，再把聚众谋反这一条发挥发挥就行了，事不宜迟，稍迟就会发生变故。三人就请徐阶主笔，徐阶微微一笑，从袖中取出底稿：早就写好了，各位以为如何？三人看了，连声说好，马上叫来吏员誊清，这份致严世蕃于死地的判决书就从徐阶相府递了出来。
第二年案结，严世蕃被斩，严嵩被削籍为民，家产尽抄。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四月，一代奸臣严嵩在孤独和贫病交加中去世。
严世蕃临刑时，沈炼所教过的一个保安子弟在一块锦帛上写上沈炼姓名和官爵，持入刑场。看到严世蕃断头，大声呼喊：“沈公可瞑目矣！”恸哭而去。
同年十二月，明世宗因服丹中毒驾崩，第三子朱载垕即位，是为穆宗，年号隆庆。隆庆初年，赠恤嘉靖时建言得罪已故诸臣。以杨继盛为首，赠太常少卿，谥忠愍，给予祭葬，任命一子为官。后来又从御史郝杰之言，在保定建祠，名旌忠。赠沈炼光禄少卿，沈襄忠而获罪，准予复原，并进一级，以旌其直。妻子召还原籍；所没入财产，府县官照数给还。沈襄食廪年久准贡，敕授知县之职。沈襄复上疏谢恩，疏中奏道：“臣父炼向在保安，因目击宣大总督杨顺，杀戮平民冒功，吟诗感叹。适值御史路楷，因受严世蕃之嘱，巡按宣大，与杨顺合谋，陷臣父于极刑，并杀臣弟二人，臣亦几于不免。冤尸未葬，危宗几绝，受祸之惨，莫如臣家。今严世蕃正法，而杨顺、路楷安然保首领于乡，使边廷万家之怨骨，衔恨无伸；臣家三命之冤魂，含悲莫控。恐非所以肃刑典而慰人心也。”给事中魏时亮、陈瓚也相继论杨、路二人。圣旨准奏，复提杨顺、路楷到京，问成死罪，监刑部牢中待决。明熹宗天启初年，沈炼谥忠愍。
姚启圣（1624~1683年），字熙止，号忧庵，浙江会稽（今绍兴）马山姚家埭人。少任侠，顺治年间入旗籍，康熙二年，举八旗乡试第一。耿精忠反叛，从征进讨，屡立战功，后擢任福建总督，晋封兵部尚书、太子太保。力荐施琅，谋取台湾，为平定台湾叛乱，统一祖国建立了不朽功勋，使台湾重回祖国怀抱，完成了统一大业。还提议台湾回归后应“开海禁”，鼓励海峡两岸自由通商，加强台湾与大陆的血肉联系。关心故乡绍兴建设，曾修郡邑庠及三江闸、西江塘。《清史稿》有传。
姚启圣从小就有豪侠之气，性格豪爽。全祖望《鲒埼亭集》卷15载：公（姚启圣）生而膂力过人，广颡长髯，目有芒，如泄电，闪逼人。曾经游于松江府守赵君家，在官署后院中午睡，打鼾声很响，府中的童仆十分好奇，偷偷地去看，睡姿就像雕虎一样，很是吃惊。
年轻时为明朝诸生。清顺治初年，游历通州（今江苏南通市），为当地土豪所侮，于是到军前乞求自效。后权知通州，抓住并杖杀了这个土豪，然后弃官而归。回家后，曾在萧山城郊游玩，一次，看见两个士兵用刀驱赶着两个年轻的女子，两个女子的父亲哭着跟在后面。姚启圣佯装要与两个士兵说话，并且劝说他们给老人一点钱，士兵答应了。姚启圣出其不意，夺取他们的佩刀，接连杀死两个士兵，然后对老人曰，快带着女儿回去。然而所杀死的是官兵，官方抓捕很紧，姚启圣于是改姓换名亡命江湖；顺治十六年（1659年），不得已附族人籍于奉天镶红旗汉军下。
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中举，为八旗乡试第一，授广东香山知县。前任知县因负课数万下狱，姚启圣代为偿还。澳门大贼霍侣成弄兵作乱，督抚大员们不能剿灭，姚启圣用计擒获霍侣成，不久被他逃走，又率奇兵抓捕而归。澳门海乱才告以平息。与姚启圣同时的有岭南三大诗家之一的陈恭尹（1631~1700年），顺德人，在他《寿姚香山熙止》一诗中有所记载：“英雄之才久不作，汗简丹青殊寂寞……挥鞭一指招日来，群盗如麻皆面缚……太史在朝稗在野，山人不是谀人者。”姚启圣论功应得上赏，督抚嫉恨他，反而以私通海寇诬陷他，并且要将他置于死地。姚启圣不得已在晚上求见平南王尚可喜诉说自己的冤屈，尚可喜上疏为他辩白伸冤，然而姚启圣后来也因擅开海禁，被劾罢官。客居广东，又无以为生。此时姚启圣年已五十，熟知他的人同情其遭遇，而姚启圣并不因此而消沉下去。后从事经商，赚得不少钱财，为以后的仗义疏财打下了较好的经济基础。
姚启圣的任侠不仅体现在其乐于助人而在所不计，还表现在他仗义疏财、捐资助国。
姚启圣自幼生长在豪富之家，勤于读书，他聪明过人，胸有大志；对历代清廉之士敬佩不已，常引以为楷模。他守着万贯家财，却毫无纨绔子弟的恶习，后随康亲王杰书出生入死为国征战，直至因功官至福建总督，授兵部尚书、太子太保，也毫无享乐之心，却是捐出家财资助军队，安置郑氏投诚官兵，用于国家所需。这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二品大员中很是少见。
当耿精忠反叛清朝时，姚启圣以家财募军；在任福建布政使时，姚启圣为了尽快平定吴三桂的叛乱，首先捐资助军，将家产私财共五万两白银捐出，用于置办军械物资，以增强战斗力。这在当时的清代高官中非常罕见。《清史稿·姚启圣传》有此记载：“总督郎廷佐奏启圣与子仪屡著战功，赡军购马，具甲胄弓矢，糜白金五万，皆出私财，诏嘉奖。”连领兵的康亲王杰书也深为感动，在奏折中常常表彰他，为他请功。两年之后，福建全省终于统一。按照清朝当时的制度，官员捐钱达到五百两就记录一次，加一级。而当时吏部和兵部所列的姚启圣捐献之功，已经加到了五百级之多！
为了招抚郑氏官兵，姚启圣又捐出大量财产。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他招抚郑氏官兵已见成效，他认为给俸发饷是最能得人心的安置手段，但政府支出的军饷又不可能充分做到钱财充足；这样，为了安置更多的郑氏投诚官兵，姚启圣毫不犹豫地拿出家产来安置投诚过来的官兵。后来统计表明，单单捐献银钱一项就达八万八千两，当时人们称他“用金钱如粪土”，为了国家早日安定，老百姓早日过上安宁日子，姚启圣毫不吝啬私人的财产。他的报国忠心和爱护官兵的真情使投诚者大为感动，投诚的人纷纷慕名前来。
然而，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当姚启圣去世时，家中财产捐献将尽，生活已显贫困，家中无钱入葬，儿子们只有卖田来安葬他。生活于清代“康乾盛世”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全祖望在其著作《鲒埼亭集》卷十五中有如下记载：“暨其薨，萧然无储蓄，诸子卖田以葬，贫如故。”姚启圣忠心为国竟能如此。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冬十二月，吴三桂起兵反清。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三月，耿精忠在福州也跟着反清。尚可喜起初并不反清，在其子尚之信的胁迫下也跟着反清。所在响应，天下震动。姚启圣欣然笑曰：“竖子反乎，吾视若等池中蛙耳，何能为？”
清廷命令康亲王杰书统帅禁旅讨伐耿精忠，姚启圣与其子姚仪募集健儿数百赴军前效力，康亲王杰书大喜，令击紫阆山、枫桥诸反清武装，全部平定。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经康亲王杰书的推荐，姚启圣因功被授予温处道佥事之官。于是，姚启圣募兵组成一支部队，跟从都统拉哈达攻克松阳、宣平二县。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偕副都统沃申、总兵陈世凯等进破被耿精忠部所占领的石塘。石塘镇位于今温岭市东南濒海处，是为一古老渔村集镇，旧称石塘山，原为一海岛。据《台州府志》记载：“塘多泥筑，少石砌者，惟此塘独砌以石，故即以为全岛总称。”石塘镇西北以石塘山为屏，三面环海，具有旖旎的海滨风光，中国内地新千年第一缕曙光首照地；又因镇中房屋、道路随地势升降而建，所以形势十分险要。姚启圣等部焚其木城，斩获甚众，乘胜收复云和。又夺取杨梅冈（在今丽水市）。于是，姚启圣威名大振，善战之名因而鹊起。
接着，姚启圣又派遣他的儿子姚仪率部在温州击破耿精忠部将曾养性部。康熙十五年九月，姚启圣率部随康亲王杰书、将军赖塔进占浙闽间的军事要地仙霞关，复建宁、延平，插向福州。耿精忠在清军和郑经军的夹攻下，在福建无法立足，又无处可据；姚启圣因势利导，予以劝降，这正好给了耿精忠一条出路，于是在同年十月投降了清朝。
姚仪，姚启圣长子，膂力绝人，雄伟与父相媲美；初以捐纳知县从征，累战有功；官至镶红旗汉军副都统。《清史稿》附传于其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