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蒙古兴起、建国后，蒙古统治者多依赖回回人为其理财。如牙剌瓦赤之治理河中，奥都剌合蛮之扑买，赛典赤·赡思丁之负责军饷。至元元年（1264）赛典赤·赡思丁出为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省平章后，为阿合玛（？—1282）执掌全国财赋提供了契机。
阿合玛是中亚费尔干那盆地忽阐河（今锡尔河）畔费那喀忒城（今塔什干西南）人，初隶蒙古弘吉剌部按陈那颜，以元世祖察必哈屯（顺圣皇后）媵臣服务于忽必烈潜邸。阿不里哥之乱时，忽必烈急需军资供应，他以才能得进。中统二年（1261），以上都（开平府）同知计点燕京万亿库诸色物货；次年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负责财赋；至元元年（1264）升中书平章政事；此后兼制国用使，改尚书省平章政事；九年，尚书省并入中书省，又为中书省平章政事。时值征南宋前后，政府开支浩繁，他采用兴铁冶、铸农器官卖、增盐课、护户口、推行钞法、籍括药材等各种手段搜括民财，保证国用，深得元世祖宠信，地位逐渐上升，执朝政几达20年之久。
从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至至元十九年（1282）的20年间，世祖忽必烈因面临阿不里哥、西北藩王的叛乱，灭亡南宋的军事进攻，对海外日本、爪哇的远征，因而对财赋的需求大大增加。阿合马受命财赋之任后，通过增加税收等手段积极聚集财赋，以供朝廷之急需：
一、增加税课。通过税收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这是任何时代政府的主要职能，阿合玛用增税的办法来增加政府的收入也在常理之中，但增税的限度和方法有所区别。至元十二年（1275）以军兴国用不足，阿合玛请复立诸路转运使司十一所。其后，又陆续分置榷茶、运盐、宣课等司。于是办课官吏往往以多括增课为能事，阿合玛也以增课作为升黜标准。税粮，蒙古原以成丁科粟1石，至元五年规定地多者缴地税，十七年每丁粟增至2石。盐榷，每引自至元十三年9贯增至十九年13贯。茶榷自十三年每引0.43贯增至十七年2.45贯。其余商税、酒醋课、杂税等均有增加。这种做法，等于是把一个地区的税收包给承办者，使当地的税课成倍增长，同时，也增加了人民的负担。
二、官营牟利。中统四年起，专以河南钧州、徐州铁冶之利，又以礼部尚书马月合兴煽铁冶、铸造农具。岁输铁103.7万斤、铸农器20万件，易粟输官4万石。至元十二年，立转运司，鼓铸铁器，官为局卖。同时专卖药材，至元十二年于南京（今河南开封）、卫辉（今河南沁阳）等路籍括药材，进行专卖。又开采银矿等，设置和买、平准、常平机构，以控制市价。
三、实行钞法。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发行全国统一的交钞。中统元年（1260）七月起，元政府即发行中统丝钞，以丝为本。十月，发行中统元宝交钞，不限年月，与银并行流通。其法以银为本，法定比价中统钞二贯（两）同白银一两。自中统三年阿合马执政后，钞法由他来负责。至元十二年（1257）前，他以银为本，虚实相权，储备金非常充足，至元元年（1264）设立平准库，各地设行用库，有严格的管理，纸币信誉甚高，发行量也有限制，虽有增加，但数量不大。至元十二年后，由于征宋战争开始，交钞发行量猛增，纸币贬值，物价飞涨。变相地废除了银钞相权大法。但总得说来，如果不是处于非常时期，阿合玛实行钞法的政策是起过积极作用的。
四、屡兴理算。理算也称钩考、根刷、打勘，意为检查、审核诸官府出纳财物。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常用此法考核官吏、清理财务。蒙古国时也常常实行钩考。阿合玛屡兴理算，如理算江淮行平章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儿立行省以来一切钱谷，查出擅支粮47万石，征钞1.2万锭，两人竟被处死。阿合玛理财使国库逐渐充实，收入大幅度上升，至元七年时北方诸路课税年额只银5万锭，合锭10万；至十八年，仅陕西一地每年所办课钞即达5.4万锭，相当于至元七年北方地区总额的一半以上。阿合玛钩考地方官吏次数之多，实属罕见。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十月，参知政事郭佑上言：“自平江南，十年之间，凡钱粮事八经理算。”郑所南也形容说：“……州县上下司务，岁一二次打勘。任此责虏酋，支蔓根穷，贿赂归鞑。州县酋长甚苦此……”如此频繁的理算，连官吏都觉得苦不堪言，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但这达到了聚敛财富、保证了明朝廷军队开支需要的目的。
由于人民负担增加，阿合马家族贪赃受贿，其党人多有不法，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人民强烈不满，阿合马终于在至元十九年（1282）被王著等击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