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项风俗片断
《隋书·党项传》曰：“人年八十以上死者，以为令终，亲戚不哭。”
这一条，今人都做不到。特别是有些名望、有些地位、有些钱财的人，活到九十、一百死了，亲戚也要猛哭。即便这些人成了植物人，割喉管插饲管，也要他们活着。当然不是为他们自己活着，而是为他们的子孙，为子孙的利益活着。
《旧唐书·党项羌传》记载，“高祖谓之曰：‘还语尔父兄，人生须有定居，养老长幼，而乃乍还乍走，不羞乡里邪！’自是朝贡不绝。”
游牧民族对付中原王朝，不乍还乍走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蒙古人打欧洲，也是此德性。
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游击战，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也可以称之为“乍还乍走”。
如果有办法，谁不想堂堂正正地立着，谁愿像野兔似的“乍还乍走”，不是身后有虎狼在追嘛！
“乍还乍走”，是西夏人、游牧民族的伟大智慧。
《旧唐书·党项羌传》云：“俗尚武，无法令赋役。”
西夏的先民以及西夏人，因为是游牧民族，从小与马与狗与弓箭为伍，崇尚武术，崇尚武备武功，对于放牧，特别对于农耕，对于劳役，不感兴趣，也缺少技能，“畜牛、马、驴、羊，以供其食。不知稼穑，土无五谷”。“求大麦于他界，酿以为酒”。因此赋役便没有着落，便靠互相的劫掠，特别是对外族的劫掠。在这一点上，党项民族与中国的其他少数民族，与欧洲的一些民族极其相似。历史在这一横断面展示了共同性。西夏人“不事产业，好为盗窃，互相凌劫”，在此方面，欧洲的海盗，加勒比的海盗将事业推向了巅峰。
2006.9.12
党项人的寿命问题
人类寿命的长短，是衡量历史进程的尺度。
《新五代史·党项传》：“其人喜盗而多寿，往往百五六十岁。”
人类的平均寿命，因时代、地区、国度、经济、医疗卫生、人种等情况不同而不同，平均寿命三四十岁、四五十岁、五六十岁、七八十岁均有之。以中国而言，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的平均寿命不同，上面所列的数据均有过。1949年以前，中国人平均寿命四五十岁，而今天，据说已超过了七十岁。欧美人由于自然环境、经济文化卫生状况均较好，平均寿命也高过中国。
唐宋时期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多少，我没有第一手资料，推想起来，大约在三四十岁到五六十岁之间吧。唐朝的大文豪韩愈，四五十岁时写给子侄的信，已言自己牙也掉了，头发也稀了，腰也弯了，老态龙钟了，此公寿命只有五十多岁。
党项人寿命比起中原人，可能要长一些，但长到一百五六十岁，未免夸张。所谓长一些，无非是其所居地域为北方，天气寒冷，代谢较慢；其所食牛羊肉及乳制品较多，营养丰富；其社会相对开放，精神自由；其民俗喜歌舞善骑射，心胸开阔，健身有方。这是优越条件，但优越是相对的。即使目前，中国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某些条件，特别是医疗条件，要比党项人强百倍千倍，但他们的平均寿命，比中原人比汉族也长不了多少，也不过六七十、七八十，上百岁的凤毛麟角，遑论百五六十岁。
“往往百五六十岁”，即言其大部分人如此。此事可以从几个方面去理解：有可能是党项人在吹牛，让别人信以为真，以讹传讹，最后让撰写《五代史》的人采信了。有可能是汉族人在神化抑或丑化党项人，言他们与己类殊别，不是正常人。
《新五代史·党项传》的作者要么逻辑不清，要么在有意误导，言“其人喜盗而多寿”，似乎多寿的原因是“喜盗”。这明明是在糟蹋人，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岂不是凡小偷大盗均可长寿；凡长寿者大多为盗贼！
西夏国灭了，其种族民族也逐步融入了中华其他民族。但西夏有遗民，在四川的木雅，在河南的某村，在安徽的某地，在青海的湟水流域，均有其后裔。有一位在陕西工作的副教授，自称是李元昊的嫡传子孙，并拿出了家谱。此事虽不被学界政界采信，但不能说是空穴来风。西夏的遗民，在寿命方面并不异于其他民族，百岁老人都不多，更不要说普遍活一百五六十岁了。
也有比较可信的记述，说党项人年八十以上者死，其亲戚不哭。
八十应是他们寿命的上限。
2006.9.16
党项人复仇之事
《辽史西夏外记》：“喜报仇，有丧则不伐人，负甲叶于背识之。
仇解，用鸡猪血和酒，贮于髑髅中饮之，乃誓曰：‘若复报仇，谷麦不收，男妇秃癞，六畜死，蛇入帐。’有力小不能复仇者，集壮妇，享以牛羊酒食，趋雠家纵火，焚其庐舍。俗曰敌女兵不祥，辄避去。诉于官，官择舌辩气直之人为和断官，听其屈直。杀人者，纳命钱百二十千。”党项人没有死刑，这比两方许多国家废死刑要早一两千年。
党项人重复仇。任何民族，处于比较原始的时期，均重复仇，不独党项民族。这一点，在莫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中有充分的展示，在其他历史文献、文学作品中也多有记载。比如猎头的事，一个部族为了敬神、乞福、消灾等原因，去猎另外部族的人头，部族间互相残杀，周而复始。解放前以至解放初，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互相仇杀的现象很普遍。而直至目前，在偏僻的农村，为了土地、草场、水源、水井，为了鸡毛蒜皮，“打冤家”的现象仍然存在。
关于党项人的复仇，《旧唐书·党项羌传》也有记载，言其“尤重复仇，若仇人未得，必蓬头垢面跣足蔬食，要斩仇人而后复常”。《辽史·西夏外记》所记则更为详细和生动。如果有了仇，家有丧则不去伐人，而是在甲叶的背面记下来，“秋后算账”。
如果仇解了，双方则饮血酒（里面鸡血、猪血、狗血、牛血乱七八糟），赌咒发誓，说如果再报仇再滋事寻衅，庄稼不收，牲畜死光，头上长疮，毒蛇入帐。可谓毒誓，尽拣要害去点，不如此，难以约束人恶的天性。相信在比较落后的党项社会，毒咒还是起作用的。
比较幽默的是，体力较弱，雄性野性不够的复仇者，不是真刀真枪硬碰硬地去找仇人算账，而是找一群体壮泼辣的女人，好酒好肉招待了，由她们去烧仇人家的帐篷、房子。因为打女人不吉利，会引来更大灾祸，被复仇的人只好忍气吞声，识趣地躲开，由她们去烧。当然烧过之后，仇恨可能越结越深。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寻仇的事，循环往复，没有尽头。谁都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一方，杀伐仇人是在替天行道。
复仇的事，如果告到官府，则由“和断官”判是非。杀人似不偿命，而是要交钱百二十千，进行经济处罚。百二十千钱在党项社会不是一个小数目，会罚当事人倾家荡产。看来党项社会对于复仇，也是有一定制约与处罚措施的。西夏立国后，制定了一系列法典，对于伤人、杀人、斗殴之类的事，更是有了约束的手段。
复仇是一种民族心态，一种文化，一种世界现象。现今的世界，虽没有了像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中所描述的复仇英雄、复仇事迹，今天的人也不会像古人一样终其一生，浪迹天涯去复仇，但复仇的事仍所在多有。媒体报道，某地一人，其亲属被人杀死，公安部门捉不住凶手，此人用了近二十年时间四处寻访，终于找到了凶手并报了案，凶手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些黑社会组织，其相互间的寻仇复仇，更是闹得沸沸扬扬。一个不大的城镇，有五到十个黑社会团伙，已不算稀奇，其寻仇复仇的事迹，比之党项人西夏人也丝毫不差，有些还更为邪乎。
党项人的复仇，是历史演进中的一种必然现象，因此也是合理现象。
2006.10.13
复仇哲学
复仇是人类的一种特殊行为。
《旧唐书·党项羌传》载：（党项人）“尤重复仇，若仇人未得，必蓬头垢面跣足蔬食，要斩仇人而后复常”。可敬吧，可敬！可怕吧，可怕！可悲吧，可悲！可悯吧，可悯！
近日看过一篇杂文，说中国人特别记仇，复仇心特重。他举了许多成语俗语，比如“有仇不报非人也”，“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共戴天”，“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等，等等。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与野史、笔记、武侠小说中，以复仇为主题与主线的，不计其数。现实中呢，冤冤相报的也不在少数。虽然复仇的事在外国也所在多有，《基督山伯爵》的故事让人们难以忘怀，但似乎不像中国人这样认真和执著。中国人有复仇哲学。
西夏的先民早在一千多年前甚至更早，抓不到仇人报不了仇，一定要蓬头垢面，不穿鞋，不吃肉。想象一下，在荒漠，在草原，在四季分明，在热能热得烤熟鸡蛋的沙漠，在冷能冻死牛羊的戈壁，复仇的人能做到这一点，是何其不易，又何其可悲可叹。
人类对一种愚昧哲学比对先进理论更加虔诚，对野蛮之举比对文明之行更加执著和坚定。西夏人如此，今天的人们似乎也如此。
2006.9.13
“生而有齿”，褒也，贬也？
重要的历史人物大多是有神话的。
《宋史·夏国传·上》记载：“建隆四年，继迁生于银州无定河，生而有齿。”
这些年，常从报刊上看到八九十上百岁的老男人老女人长出新牙的报道。老年人、极老年的人从瘪嘴里长出新牙，真可谓枯木再春，老树新枝，极为罕见，也极为神奇。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原因、机理医学界至今尚无定论。与此相似的，还有老年人一头白发部分或全部返青的。白发老人突然成了黑发“青年”，让人兴奋，也多少让人疑虑。其生理机制如何，也无定论。
有研究者称，如果老年人出现了长新牙、白发变黑发等等的现象，那就意味着此人内部生理机制紊乱了，或者得了某种不治之症，那就要注意了，要检查治疗了。老人长新牙，其实是件可怕的事情。《宋史》中为什么记述李继迁“生而有齿”，生下来就有一颗、几颗甚至满嘴的白牙？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在神化李继迁，以为此人非一般人物，有神性神力，就如中国神话中的哪吒，生下来时是一个肉蛋，其父一剑，从中崩出个神勇无比的小男孩。哪吒是人，更是神。
李继迁“生而有齿”，即非一般人。这个舆论，也许是有民族自豪感的党项人为自重而造出的，也许是屡战屡败，打不过西夏人的中原人为自己找失败的理由而造的。目的性都很强。
《宋史》记述李继迁“生而有齿”的第二个原因，则可能是在妖化李继迁，进而妖化西夏皇族以至这个民族。正常人一岁以后才长牙，最少也得半岁吧。什么人“生而有齿”，甚至从娘肚子里走出时就提着一把宝剑或一根烧火棍？妖魔鬼怪呀。说李继迁“生而有齿”，就等于说这个家伙是异类是鬼怪，他的叛逆他的剽悍他的屡犯边境，通通都是天定的，是人力难以设防和改变的。用“生而有齿”四个字，将李继迁及其子弟们妖化，将一切历史责任隐性地、巧妙地推卸干净，实在是很聪明的举动，用现代人的话来说是很有“想法”。
2006.9.22
超越汉人的婚俗
党项人起初实行的是收继婚制。
《旧唐书·党项羌传》载：“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淫秽丞亵，诸夷中最为甚，然不婚同姓。”
党项人此俗，不合汉族伦理道德，却合乎遗传科学。但就此事言，真说不上党项族与汉族谁是野蛮民族。
中国的少数民族，被汉人诟病的方面很多，尤以婚俗为甚。过去的书，往往以此为由，糟蹋诸夷，言他们之所为为兽行，以此来贬低“夷族”。历代的酸文人，很为王昭君“出塞”遗憾，遗恨，就连大诗人也不能免俗。杜甫有诗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及之于王昭君等人被单于等辈的儿子所袭娶，更是憾上加憾，恨上生恨。当今的一些学者和文人，在其所写的文化散文中，对于亡了北宋的金人，声讨有加，以为他们没有文明没有人性，是妻庶母等等的禽兽。汉族之观念之认识，于今没有改变。西夏史研究者，对于党项人“妻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之俗，也是持否定与鄙视态度的。
汉族人是如何对待此问题的？假如“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失去了丈夫失去了依靠，成了寡妇，怎么处理？有能力的养起来，让她们守节，以等待做自己家的鬼。没能力没心情养的人，则有几种处置方法，开明开放一点的，让她们嫁外人，或者将她们卖掉，换些银子买酒喝。保守残忍的呢，则让她们自生自灭。她们可以讨饭可以上吊可以投井，但不可“失贞”，不可“辱没门楣”，“背叛家族”，不可给家人族人“脸上抹黑”。这里似乎有一小小的余地，即特别穷困的家庭，弟弟可以娶寡嫂为妻，其他的，是万万不可以的。
当然，这是一般情况，特殊情况也有。比如《红楼梦》中焦大骂的“扒灰的扒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比如唐明皇娶了儿媳杨玉环为妃子，而且“三千宠爱在一身”。汉族人的“家丑”其实还有很多。
汉族的伦理高尚，但汉族不讲科学，讲究亲上加亲，亲上套亲。
近亲结婚可也，同姓结婚可也。同姓不出五服结婚的也不是没有。姑表亲、姨表亲，似乎是最佳的婚配。从伦理上讲，汉族离禽兽最远，但从科学上，从近亲成婚的角度看，似乎比西夏人比“诸夷”离禽兽要近。这是个可悲的残酷的比较。
西夏人以及诸“夷”人为什么要“妻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不怕落禽兽、盗嫂、扒灰之恶名呢？我想那也是由生存环境决定的。他们自己的人自己关心自己养活，不屑不忍推给外人。另外也是因为生存条件恶劣，生育率、生存率低，族内的男人需要族内的女人为他们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只要是“自己的”女人，就不肯让她们守寡着煎熬着浪费生育资源着。希特勒时期曾号召德国妇女以爱国的名义最大限度地为其生育人口，以强化军队势力，以补充不断消耗的兵源。这与党项人的想法大约是相近的。
当然，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党项建国后，其婚俗便向封建伦理纲常看齐。法律严惩亲属相奸，与岳母、伯叔母、侄女、孙女、孙媳、重孙女媳淫乱者，一律处以死刑；与祖父之姐妹、父之伯叔之妻、伯叔未婚姐妹、母之亲姐妹、侄媳淫乱，获十二年长徒；与伯叔子侄女媳、兄弟之侄女媳、舅之妻子、高祖兄弟之妻子、高祖之姐妹相淫者，徒六年；与兄弟之曾孙女媳、二节伯叔子女、二节姑姐妹、祖父之叔子兄弟之妻、祖父之伯叔子姐妹相淫者，徒五年；与亲侄母、伯叔子兄弟之妻、二节伯叔子兄弟之妻、三节伯叔子姐妹、三节伯叔子兄弟之妻、伯叔子之妻、二节伯叔子侄之妻相淫，以及后母从子之妻与母之夫、后母从女与母之夫等同居，一律徒四年。西夏的法律对于亲属相奸罪规定得如此仔细，说明早期党项人在性方面十分混乱，而建国后此种现象依然存在，但国家对此已持否定态度。在伦理的压迫与法律的惩治下，西夏婚俗、性观念等必然改变。
汉族有汉族的道德，汉族有汉族的伦理。我们不接受党项人以及其他“夷族”人的婚俗，我们也似乎没有辱骂贬损人家的理由和必要。
2006.9.14
党项人自由奇特的性风俗
《西夏纪事本末》卷十记载，党项人在北宋之初还保存着比较原始的婚俗。“凡育女稍长，靡有媒妁，家不之问。情之至者，必相挚奔逸于山岩掩映之处，并首而卧，绅带置头，各悉力紧之。倏忽双毙。
一族方率亲属寻焉。见不哭，谓：‘男女之乐，何足悲？’用彩缯都包其身，外裹之以毡。椎牛设祭。乃以其草密加缠束，然后择峻岭，架木为高丈，呼为‘女栅’，迁尸于上，云：‘于飞升天也’。二族于其下击鼓饮酒，尽日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