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记载，反映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党项的婚姻是自由的，不似汉族有“男女授受不亲”的约束，婚姻要遵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原则，而是自由恋爱，自己做主，不需要媒妁，父母也不过问。
中原人汉族人的文化比少数民族发达，这是事实。中原人汉族人写爱情、写亲情比少数民族写得细腻、深刻、形象、优美，这也是事实。但汉族的婚姻，是以体现家庭、家族的利益为最高准则的，至于是否有爱情，有感情，是否相互喜欢相互爱慕，倒在其次。汉族的婚姻，不大讲两情相悦，主要讲“门当户对”，或“择枝而栖”。婚姻双方，尤其双方的父母家人，期望通过联姻，巩固自己的门阀地位，或借此改变命运。如今虽然是社会主义社会了，但汉人骨子里的这一理念并未去除，甚至有所强化。而党项人西夏人，没有或少有那些情外之思之想，那些条条框框。西夏人以为，婚姻是世间最美的了，择偶要注重感情，不要注重财物。这些思想理念，到今天仍是进步的先锋的，是值得学习与倡导、推广的。
中国当前的现实是，婚姻虽不太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制约与摆弄了，却更大程度受制于权力、地位、金钱等情外之物身、外之物的制约。
与党项人西夏人比，今日中国人的爱情婚姻观离爱情婚姻的本质更远，离世界绝大多数人认可的进步爱情婚姻观也远。我们真的有必要向古代的人向西夏人学习了。
这段记载反映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殉情。一方殉情与双方殉情的，历朝历代，各个民族均有，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爱情婚姻没有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原则，没有达到家人家庭的期望和要求，受到了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干扰，因而殉情。似党项人西夏人般的殉情，虽也是残忍残酷的，是对生命的轻视与戗害，但又是诗意的，自愿的，化蝶般的。党项民族笃信佛教，殉情者可能是相约来生了，或者携手走进天堂了。非如此，不足以证明爱情的炽烈、坚贞、纯粹、排他；非如此，不能真正体验爱情的崇高、至美以至虚幻。
党项人的殉情，是自愿的，不是悲怆而去，而是幸福而飞。其亲友，双方的族人，也是高兴的，杀牛设祭，饮酒击鼓，没有悲痛。
可能有人以为党项人的这种殉情，是极个别的。非也。据《文会谈丛》的作者记载，他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到了党项人居住地，听当地土著人说殉情的事，他“却不之信”，此时宋朝边将折惟中出巡，拉此人偕往。此人开了眼，“往往见女栅致于岭土”，烧殉情者的架子女栅很多，“新者颤角苑然”，有些还很新。
党项民族是个谜，其情俗、婚俗、性风俗，也至为独特，不但在中国诸民族中不好找相同者，就是视野放诸全球，似也没有可匹敌者。
自由是相对的，虽然我赞美党项人在爱情方面的自由，但从殉情看，又隐隐透着某种不自由。他们受自然环境的束缚，生活在“不毛之地”，生活是艰难的；他们信奉宗教，轻视今生，注重来世。他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有许多的限制，他们只好以殉情的自由，摆脱一切不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殉情者的家人族人不为之哭，今人当为之悲为之惋惜。这种悲悯情怀，是对于人类先民，人类历程，对全人类的悲悯。
人类走到今天不容易，中国人总体上摆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像摆脱男人的辫子、女人的小脚一样不容易。要推崇党项人的自由精神，要创造更加自由，更符合人道人性人伦，更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有利于社会进步的爱情观，爱情自由。
2006.12.12
西夏军事点滴
《隆平集·夏国赵保吉传》载，党项人能耐寒暑饥渴，长于骑射，拙于使用刀枪等兵器。出战选择单日，避开晦日。参战部队一般备粮有限，不过十天。弓弩用柳干皮弦，遇雨雪天则不好使。行军时，白天扬沙，晚上举火把，“以为斥堠”。出兵前，要算四种卦，一是用艾草烧灼羊的颊面骨“以求兆”，叫做炙勃焦；二是擗竹于地，以求数，叫做擗算；三是夜晚以羊焚香咒之，念可以消除灾祸的语句，乞求战争的胜利，并且还要烧谷成灰撒到僻静处，早晨宰羊，看其肠胃是否通畅，如果通，那么就出兵无阻，如果羊心有淤血，则表示会失败；四是以箭敲弓弦而听其声，“知敌至之期及兵之胜负。”
西夏是个全民信奉佛教的国家，所以比较迷信。而且由于西夏所处的历史时期，侦察手段、情报手段、通讯手段都极其原始落后，所以占卜行为便不足为奇了。
西夏的男人，十五岁以上为丁，每家有两丁的，就要“取正军一人”。西夏的兵役制很严密严格，使“壮者皆战斗，而得军为多”。国民为国家效力是无私的，“年六十以下十五以上皆自备介胄弓矢以行”。
西夏用兵，对内也有戒备。往往舍近求远，“欲西用兵，则自东点集而西，欲东，则自西点集而东”。这样做的好处，一是保密，二是避亲，避免感情用事，以保证军队的凶残、凶猛、凶悍，保证战斗战争的胜利。
西夏军队好立虚寨，多设伏兵。
古罗马的军队喜欢设寨，扎营处一般要设堡垒。那是一种军事风格，也是一种客观需要。西夏军队设寨，也是由地理环境、气候变化、民族习性、对垒之需要等等因素决定的。而西夏人更善于用疑兵、设伏兵、出奇兵，所以设虚寨来迷惑、引诱、震慑敌军。《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命部下在行军中多挖灶坑，迷惑对手，让其搞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在行动。而且诸葛亮的空城计，那荆州实际上就是大大的虚寨。西夏人的办法是从诸葛亮们那里学来的？说不定！
西夏军队出征前要欢乐一下，即所谓“每入寇必先犒饮”。大家聚在一起，整点牛羊肉，整点山野菜，整点老白干，喝起来乐起来闹起来醉起来。这种做法很人性化。将士出征，生死未卜，凶多吉少，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古来征战几人回”！让将士们过过酒瘾、麻醉一下放纵一下，是极其应该的。中国封建社会，给死刑犯最后还要赏一顿好饭，赏一壶小酒，对于出征的将士，西夏人没有不犒饮的道理。
记得二十多年前看过一篇小说，是写对越南自卫反击战的。言有一支参战部队，接到了开赴前线，与越南人真刀真枪刺刀见红的命令，有一个小战士，不吃饯行酒，却去偷看女兵洗澡，小伙子被姑娘抓住后表白，到人世来一遭，还没见过真正的女人，要是就这样战死了，太冤。姑娘被感动了，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满足了小兵的要求。小兵在战场上死了，却死得坦荡从容。古今同理！
西夏人比较好战，元昊一朝，与宋朝的战争就有四十多次，西夏国总体的战争战斗，成百上千次，这是立国的需要，开境拓疆的需要，守卫国土的需要，处理国际关系的需要。
西夏很多的战争，站在宋人的立场上讲，是“寇边”、“劫掠”；站在西夏人的立场上讲，是生存与发展的必要行动，是一定意义上的自卫；站在后人的立场上讲，是正义性与非正义性混杂的战争。
西夏的军事建制，兵役制度，战争组织，军事艺术等等，也是中华民族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极其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6.10.11
西夏人激将之法、诈降之谋
俗话说，兵不厌诈。
为人要老实，要讲诚信。战争杀伐、攻掠虽然也需要诚信，但这种诚信是相对的。一点儿不讲诚信，敌人不信任你，友军也会不信任你，更有甚者，自己的部众也不会信任。如果这样，仗就没法打，不战而败。话又说回来，如果战争中过于老实，把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图通通告诉对手，毫无隐讳，毫无保留，毫无遮拦，又充分信任对方的展示与表白，仗也没法打，打不打都是死路一条。
为人需不需要有诈，这里不好讨论，也讨论不清。我只想表达一个意思，为兵必须有诈，战争必须有诈。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记载了无数兵不厌诈的事例，无数以诈惑敌制敌歼敌灭敌的事例。
党项人在现今的中国人看来，智商不高，阅历有限，似乎除了剽悍强蛮，再没有可取之处。而事实上，党项民族很智慧，挖陷阱、放烟幕、设障眼法、传递假情报等等，也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宋史·蔡齐附子延庆传》记载：“蕃官诈称木征欲降，邀大将景思立来迎，延庆命毋辄出，即违节制，虽有功亦诛。思立不从，卒败死。”意思是说，党项人对宋朝大将景思立说，有个叫木征的党项将领愿率军投降，让景思立去迎接。景的上司蔡延庆命令，不许擅自出迎，不许冒险盲动，否则，即使有功，也要以军法论处，格杀勿论。但景思立不听命令，想立大功，出迎木征，掉入了陷阱，丢掉了自己和部众的性命。
对这件事，《宋史·忠义·景思忠附弟思立传》是这样记载的：西夏将领犯边，杀害了一些宋朝的小校，并且送信给景思立，信中话很不好听，为污辱语与挑衅语，思立不能忍，率兵六千攻之于踏白城。
韩存宝和瞎药这两个部下制止他，不听。景自将中军，命存宝与魏奇为先锋，王存将左路，贾翊将右路。西夏国的将领鬼章手下有两万人，分为三砦以抗景军。激战数十回合，西夏人从山下围中军，宋军将领王宁、李元凯“没于阵”，思立与存宝逃出包围，许多将领都受了伤。
大家说，天黑了，将士们也困乏劳累饥饿了，应该转移到东边山冈上自卫。思立因为魏奇受创很重，自己调遣其部队，刚刚下达命令，其后士兵大乱，前面的人看见了，也四散奔溃。思立边战边退，仰天长叹，说“我适以百骑走羌数千人，无助我者，今败矣，当自刭以谢朝廷”。好汉提到了当年的勇，但当年不是今年，此次却败得一塌糊涂。他要自杀，被部下阻止了。但过不多久，再次战斗时，他被西夏人杀死。
《宋史》的这段记载，言景思立中了激将法，掉入了西夏人诱敌的陷阱。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的记载与《宋史·忠义》记载相仿，不过记述得更为详细与生动。
我们没有必要仔细考证，景思立到底是因为去迎诈降的西夏军队而死，还是中了激将法，在攻杀西夏人的战斗中败北殒命（《西夏通史》的作者以为中诈降计，我倾向中激将法）。这些于这篇小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西夏人会用诈降之谋，也会用激将之法。宋朝的将领，被西夏人的计谋战败了，诱杀了。
党项这个民族不可小视，西夏这个国家不可轻看。
2007.1.28
党项的人口买卖与时下的人贩子
五代时期，党项诸部大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但私有制已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伴随私有财产的产生与私有制的出现，商业便应运而生，先是物物交换，以货易货，然后有了货币、货币贸易。人们始料不及的是，人也成了一种商品。
五代时，党项社会的人口买卖开始盛行。《新五代史·党项传》载，“其在灵、庆间者，数犯边为盗。自河西回鹘朝贡中国，道其部落，辄邀劫之，执其使者，卖之他族，以易牛马”。言在灵州（今宁夏灵武）、庆州（今甘肃庆阳）一带的党项人，常常将河西走廊地方政权派往中原进贡的回鹘使者抓起来，卖与其他民族或其他党项人。《旧五代史·药彦稠传》记载，后唐长兴三年（932年），邠州节度使药彦稠率兵“制置盐州，蕃戎（主要是党项）逃遁，获陷蕃士庶千余人，遣还乡里”。党项掠夺人口，充作奴婢，或卖于他族，以换取牛马。中原的将领到了盐州（今陕西定边），党项人跑了，留下了他们掳去的千余名其他民族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中原将士使其返归故里。
人是刻毒的，人不仅对所有动物都可以恣意杀戮，可以食其肉，寝其皮，用其骨，而且人可以互相杀戮，人可以“人相食”，“易子而食”。
人性是贪婪的。人想占有财富、社会地位、美好的地理位置，想占有一切，包括占有别人的生存权、发展权、荣誉权，人的自由。人将人变为奴隶，或为用，或卖钱。此种现象，自古有之。
党项人作为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由南迁北），他们掳掠汉族人口或其他民族人口，自然在情理之中。在中原，在号称礼仪之邦的各个王朝，官奴私奴不计其数。虽然这些人之为奴，只有一部分是被强抢或拐骗的，大部分是因为家贫自卖或籍没的，但作为奴隶一方，与西夏人所掳掠的奴隶，没有本质的不同。他们政治上没有自由，经济上难以自立，要人身依附，要为人驱使，甚至被人买卖。
党项人的奴隶掳掠与买卖，是小规模的。比较大的奴隶买卖，是由美国成立之前与之初的，是由非洲抢夺掳掠黑人即美洲非洲的奴隶买卖。记得二十多年前上大学时，在图书馆的阅览室读了一本美国黑人作家写的小说《根》，该书比较翔实生动地描述了对黑人的抓捕，贩卖，贩运，以及奴役。美国如今的黑人，社会地位不低，小日子也混得不错，可他们的祖先，是被当作猪狗一样从非洲贩运来的奴隶。
中国现代史上的人口买卖，1949年以前有，但规模似不大。而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妇女、婴儿贩卖，却是触目惊心的。一批人贩子，采取介绍婚姻、工作，欺骗，绑架，偷盗（婴儿）等方式大肆贩卖人口。这其中，还有大学生、研究生被拐卖的。看过一篇小说，人贩子有全国性网络，大人贩子交易时钱不用数，数不过来，用尺子量。被贩卖的妇女，被奸，被卖，被奴役禁锢折磨，令人发指。
七八年前吧，一次去北京参加一个会议，某权威人士在会上大力谴责媒体报道了国内贩卖妇女儿童之事，好像这种事无所谓，发生了也就发生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必报道，更无须评论、谴责。媒体一炒，让外国人知道了，那才真正大事不好了。何故，因为在国际上丢人了。中国的个别官员，对于国民被买卖，如此的冷酷麻木，令人心寒。我想，此公的老婆女儿孙女没让人拐卖掉，如果拐卖掉其中一个，他就不会讲那番不要说没党性，连人性都不是太多的话了。如果他女儿被卖到大山里，被解救时遍体伤痕，衣衫破烂，蓬头垢面，头发似毡且爬满虱子，身后跟着三五个拖鼻涕的孩子，那此公肯定会对人贩子切齿痛恨，自己也会去口诛笔伐，甚至会手撕口咬。
所幸，这几年拐卖妇女儿童的事件似乎少了。阿弥陀佛！
拐卖人口，贩卖奴隶，是人类社会的一种不健康现象。古今中外均有，不独党项人，不独西夏国。党项人掳掠贩卖人口固然可恨，但那已成历史；最为可恨的，是今天的人贩子，是对人贩子的宽容甚至庇护。法律应当对这些人惩治得更加严厉一些。
2006.10.23
西夏人“恃茶为命”
西夏人是由西南迁到西北的游牧民族。北方游牧民族有一个共同的饮食习惯，即喜欢喝茶，喝茯砖茶。这种茶，是用最粗陋的茶叶茶杆儿压成的，讲究的人，包括茶区的人，茶农，都不去喝。可在北方游牧民族包括北方汉族农民的眼中，这是最好的茶叶，比龙井、碧螺春、铁观音强得多。茯茶的色泽深，味道足，消化能力强，提神醒脑添力，好处很多。
宋朝人洪中孚说，“蕃部日饮酥酪，恃茶为命”。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熟，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
宋人说，西夏人恃茶为命。这里用的“恃”，不是“嗜”。喝茶不是一种爱好，一种癖好，而是生活的内容，生命的依凭。没有了茶，即如没有了盐，正常的生活也难以维持和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