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布达拉宫手足无措之时，在昌都战役中转向共产党的噶伦阿旺晋美，从昌都派人专程前往拉萨向达赖送信，信中说：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希望和平解放西藏，要求噶厦速派和谈代表进京，并保证在达成协议前不进军西藏。中央对达赖喇嘛的人身安全、西藏政教事业及贵族利益，保证不受侵犯。对上述各项，阿沛本人和在昌都的40多名僧俗官员完全可以担保。
阿沛的来信虽然使乱作一团的布达拉宫稍微平静了些，但少数掌权者策动达赖外走的计划仍在进行中。当时，在印度的西藏孜本夏格巴·旺久顿典接到拉萨的指示，要他在印度为达赖选择住地，准备好房舍。不久，夏格巴复电拉萨说，英美等国许诺将帮助达赖出国，印度政府也答应派兵在中印边境接应。夏格巴还要求噶夏在布达拉宫后面修一停机坪，以防解放军包围藏地后，美国能派飞行员驾专机到拉萨“营救”达赖。
11月17日（藏历10月8日），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在布达拉宫举行亲政典礼。亲政以后，达赖当即写信给毛泽东主席，信中说：在我尚未成年之时，发生了汉、藏冲突的事情，甚感痛心。如今西藏僧俗人民同声吁请我亲政，实难推卸责任，不得已于藏历10月8日亲政，盼望毛主席关怀，施恩于我本人和全体西藏人民。但是，由于是在神前打卦抽签决定达赖出走的，因此出走计划仍要执行。12月19日，达赖喇嘛亲自任命大堪布本珠仓·罗桑扎西、孜本鲁康娃·泽旺绕登为司曹（即代理摄政）留守拉萨，主持一般政务。深夜2时，达赖喇嘛换上普通衣装，悄然离开拉萨。
1951年1月2日，达赖一行抵达与印度只有一山之隔的亚东。达赖的随行人员致电印度政府，请求协助去印度居住。然而，印度政府慑于国际舆论压力，中途变卦，不敢明目张胆地策应达赖出逃，只同意达赖作为难民去印度避难。英、美等国也怕达赖出走以后，班禅返藏主持全藏政教事务而使大权旁落，因此也对协助达赖出走一事消极起来。于是，达赖一行在亚东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只得在这里组成临时政府（即亚东噶厦），主管西藏内外的政教大事。
在亚东，达赖收到了毛泽东通过中国驻印大使袁仲贤转来的信，信中祝贺达赖亲政，并希望和平解放西藏。该信使达赖及其大多数随员们深受感动，经过多次协商讨论后，决定派代表前往北京谈判。1951年1月6日（藏历铁兔年），亚东噶厦提出“不能不立即签订汉藏和谈协议”。1月18日，西藏地方政府再次派人由亚东赴印度，求见袁仲贤，并呈交达赖喇嘛、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官员会议签署的致中央人民政府的三封信。达赖在信中报告了他亲政的情况，表达了谋求和谈的愿望。中央人民政府2月1日通过袁大使转递了中央人民政府同意并欢迎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来北京和平谈判的信息。这样，昌都战役之后，西藏地方当局经过3个月的思考和徘徊，终于坐到了谈判桌前。
1951年2月，西藏地方当局派遣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和桑颇·登增顿珠等五人为全权代表，并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前往北京谈判。代表分两路到达北京。阿沛·阿旺晋美、土登列门和桑颇·登增顿珠等在十八军联络部长乐于泓和平措旺阶的陪同下，于3月下旬从昌都出发，于4月22日傍晚到达北京车站，受到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的迎接。由亚东而来的凯墨·索安旺堆和土丹旦达则转道印度、香港等地于4月26日到京。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和堪布会议厅各负责官员一行45人也于4月27日到达北京。
4.3西藏和平解放
4月28日晚，周恩来总理、李济深副主席、陈云副总理和黄炎培副总理举行招待会宴请西藏和谈代表。会上宣布了中央人民政府参加和谈的全权代表名单：首席代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维汉，全权代表、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全权代表、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全权代表、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周恩来总理在宴会上指出，这次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和平谈判要以“十条”为准判的基础。
4月29日到5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友好协商的基础上先后进行了六轮谈判，谈判自始至终是在中央直接关怀和领导下进行的。一些重大决策都是中央制定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过问西藏问题，亲自批改重要文件，保证了和谈的顺利进行。
1951年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在北京市军管会交际厅举行第一次会谈。这次会谈是正式谈判前的预备会议，主要就谈判的程序和步骤进行了协商。
5月2日下午继续谈判，双方集中讨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问题。西藏地方政府在亚东准备了和谈五项条件，核心内容是要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其代表抵达昌都后就提出来了。所以和谈一开始，这一问题便成为斗争的焦点。中央首席代表李维汉指出：进军西藏是中央的既定方针，是保护国防的需要，这一方针不能改变。这样做，对西藏人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有利。他还逐一列举了西藏地方当局不让解放军进藏的疑虑，希望他们去掉疑虑，拥护中央的方针，并对西藏地方政府当局反对进军的“理由”，逐点逐层进行了驳正。对此，西藏代表仍然不予接受，谈判于是陷入了僵局。
不过，中央代表当时没有勉强西藏代表，只是建议休会两天，安排代表参观、看文艺演出。据参加淡判的西藏代表土丹旦达回忆说：“这两天，我越玩心里越急，越看演出越感到不安。我担心解放军像清朝皇帝派到西藏的军队那样，到拉萨后就夺噶厦政府的权，一切包办代替，同时，又怀疑解放军利用休会的时间，长驱直入，开进西藏。”因此，西藏代表便请阿沛出面，询问中央的意图。
阿沛经过与中央代表的交谈，对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人民解放军进藏的目的和任务，都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他认为，人民解放军进藏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5月7日上午，谈判继续进行。内容转入讨论进军的人数、驻地以及藏军改编等军事方面的具体问题，并很快取得一致意见。然后即着重讨论《解放西藏公约十章》。在下午谈判中，还重点讨论了军政委员会和班禅的问题。
由于双方在班禅问题上有分歧，在中央代表的建议下，谈判双方各推出两人于5月13日就此问题进行了非正式的研究。
5月19日下午，中央代表孙志远到西藏代表团下榻的北京饭店，同阿沛·阿旺晋美单独会谈。孙志远着重指出，协议上列入班禅问题，是指班禅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是九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
5月20日继续谈班禅的一些具体问题。
5月21日最后一次谈判，达成协议，形成条文并进一步推敲润色。
在谈判期间，中央人民政府对协议内容还听取了班禅的意见。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字仪式，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仪式由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和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主持。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先行签字，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随后签字。
《协议》规定的主要条款有：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实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
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
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并在乎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邻邦和平相处，建立和发展公平的通商贸易关系等等。
5月24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在怀仁堂接见西藏和谈代表。西藏代表向毛泽东呈上了达赖喇嘛的信件和礼品。毛泽东亲切地对阿沛说：“我们共产党是帮助你们发展西藏的文化经济事业，不是为了当官，不是为了办坏事，如果有汉族干部欺负你们，你来找我们。”当晚，毛泽东主席举行盛大庆祝宴会，庆祝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毛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
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中央人民政府朱德副主席在宴会上的长篇讲话中指出：“这是中国民族大团结的胜利，对于妄图阻挠和破坏西藏和平解放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则是一个严重的失败。希望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亲密地团结起来，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为和平解放西藏而努力。”
中央人民政府首席代表李维汉、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也在宴会上讲了话。
5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正式公布。
5月29日，即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公布的第二天，班禅及班禅堪布会议厅就发表声明拥护协议。
5月31日，阿沛·阿旺晋美发电报给达赖喇嘛和亚东噶厦报告了协议的内容。亚东噶厦会议辩论了三四天，又经过求神问卜，决议遵守协议和达赖返回拉萨。
为促进协议的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张经武为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于7月14日到西藏亚东。16日上午会晤达赖，面交了毛泽东主席给达赖的亲笔信。8月8日，张经武由亚东抵拉萨。
8月17日，达赖由亚东返回拉萨。
9月26日至29日，西藏地方政府召开有全体僧俗官员、三大寺代表等300余人参加的大会，专门讨论了协议的问题。大会总的认为：“协议本身很好”、“理当遵照执行。”达赖喇嘛看了大会的呈文，于10月24日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拥护协议并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
毛泽东主席于26日复电达赖喇嘛说：“我感谢你对实行和平1951年4月，以阿沛·阿旺晋美为团长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赴京谈判路经重庆时，受到邓小平等欢迎解放西藏协议的努力，并致衷心的祝贺。”
至此，西藏民族摆脱了帝国主义势力的羁绊，回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
与此同时，1951年5月25日，毛泽东主席正式发布训令，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必要兵力进入西藏，以保证协议的实现和巩固国防。同年秋冬，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西北部队分别自西康、云南、青海和新疆进军西藏。
1951年8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军部队分由昌都地区在战备状态下向拉萨实施和平进军。
云南人藏部队，于9月10日由怒江西岸之门工出发，于10月1日进抵察隅。
新疆军区入藏的骑兵支队于5月5日由新疆于阗出发，6月28日进至噶大克、昆沙、波林。29日进至普兰宗。西北军区独立支队8月14日由青海西宁出发，途经通天河，黑河等地于11月27日进驻拉萨。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藏区各重要城镇和一些边防要地，标志西藏全部获得解放。揭开了西藏历史的新篇章。
5.三野肃清东南半壁河山
南京、上海、杭州相继解放后，蒋介石纠集残余军事力量退守福建及东南沿海岛屿，妄图在美帝国主义的直接支持下，以台湾为中心，继续负隅顽抗，进行垂死挣扎。
为了彻底消灭蒋介石残余的军事力量，迅速解放全中国，中央军委命令第三野战军振第十兵团立即进军福建，追歼残敌，完成解放华东大陆的任务，并有5000余名党政干部随军南下，协助当地党政领导机关的工作。在解放华东大陆的同时，第三野战军对东南沿海敌占岛屿，连续发动攻击，逐一解放。
5.1福州之役初战告捷
解放军第十兵团7月2日由驻地浙江的嘉兴、江苏的苏州、常州出发，在炎夏酷暑中的福建的南平、古田、建瓯、建日地区集结。兵团决心首先围歼福州地区之敌，控制福建中部地区，然后，乘胜南下，歼灭泉州、漳州、厦门地区之敌，解放全省。
1949年8月11日，解放军发起福州战役。当时，福州守敌有福州绥靖公署、国民党第六兵团的第二十五军、七十三军、七十四军、九十六军、一零六军等五个军6万余人。他们企图利用有利地形、节节抵抗，把解放军阻于福州外围。此计不成再由海路和福厦公路南逃。
解放军第十兵团，采取两翼远程迂回的办法，切断敌人从陆地上或海上逃跑的道路，聚歼福州守敌。至16日，解放军三路大军形成了对福州的包围。这时，守敌惊恐万分，当晚即分路向厦门、平潭地区逃窜。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国民党第六兵团司令李延年，乘飞机逃往台湾。17日晨，解放军解放福州。守敌除逃往平潭岛、漳厦一部外，大部被我歼灭于福清西北乌龙江两岸地区。23日福州战役胜利结束。
1949年9月12日起，十兵团乘福州战役之胜，连续战斗，发起漳厦战役。当时，漳州、厦门地区，敌军兵力共约6万人。蒋介石妄图据守厦门，保障台湾的安全，他将福州绥靖公署六兵团撤销，撤掉了朱绍良的福建省主席，改由汤恩伯任福建省主席兼东南长官公署厦门分署主任，并命特务头子毛森任厦门警备司令。在漳州、厦门地区的八兵团、十二兵团、二十二兵团等3个兵团的残部，由汤恩伯统一指挥。
解放军十兵团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军和闽粤赣、闽南地方武装，9月12日至9月25日，先后攻占平潭岛、湄州岛、南口岛、澳头、同安、长泰、南靖、天宝等地，主力直逼漳州城下，守敌弃城东逃，解放军解放漳州，并紧迫逃敌，先后攻占嵩屿、东屿、高濂一线以及厦门外围的集美地区，形成了对厦门的三面包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