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稳定物价的斗争与前两次相比有很大不同。国家不仅能够主动地对付物价波动，而且能够有计划有步骤地达到预定的要求。无论是物价总数，还是各主要商品的具体价格水平，经过斗争都能平息在原来预定的水平上。
经过第三次稳定物价的斗争，国家取得了对市场的控制权，但是由于财政收支还不能平衡，物价波动仍然在所难免。1949年底，解放战争仍在华南、西南、西北向边疆推进，军费开支一时还降不下来，同时政府负担的公职人员到1950年1月已增至900万人，而财政收入一时难以较大幅度增加，因此当时估计从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财政赤字可能达到2.5万亿元。根据这种情况，中财委指出，市场物价要继续有计划地允许上涨，但应使之逐步上升，防止短期内突然暴涨。
形势的发展和中财委的预测相符。12月份增发货币一万亿元，至2月1日，人民币累计发行达4.1万亿元（1949年11月底为1.89万亿元）。物价则在国家控制下比较稳定地上升，以12月底为基期，1月上旬物价平均上升30%。按照计划，国家准备让物价在春节（2月17日）前继续上升30%。这一计划本来是可以实现的，但是2月6日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发电厂被炸毁，一时全市工业企业除自备电力的工厂以外，大部停工，人心动荡，商人只购不售，囤积观望，上海的纺织企业在全国纺织行业中占有很大比重；因此上海的停产也影响到全国的供求关系。结果从“二·六”轰炸到春节前后的半个月内，出现了第四次物价波动。
这次物价上涨波及地区较小，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汉口、西安等几个大城市。为了平息涨风，中财委于2月9日下达指示，命令上海以外各地纺织厂延长生产时间，突击增产，并规定本年度减发军衣，停止机关部队团体向市场买布。与此同时，中财委给上海规定了稳定粮食和棉布价格的具体目标（2月9日每石粮食在27万元左右，要求春节后稳定在26万至28万元；布价与米价之比由2月1日的0.7：1改变为一匹布合大米1石至1.2石）。遵照中财委命令，上海国营粮食公司在2月份平均每日抛售大米2万石，占市场成交总额的80%，使大米在春节前后始终稳定在每石28万元的水平上。
从3月上旬开始，棉布的价格逐渐稳定在每匹30万元左右，实现了中财委关于一匹布折合大米一石二的要求。在平抑这次物价波动的斗争中，人民政府在抛售物资的同时，还采取了紧缩通货的措施。早在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就决定发行1.2万亿元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从1950年1月1日开始发行。在1～2月份，多数职工积极认购并迅速交款。而作为认购大户的工商界一般是表面拥护，内心不舒服，虽然认购，但多数拖延交款。2月下旬政府要求认购者按数交款，到3月份基本交齐，再加上加征工商税滞纳金，使银根大大紧缩。另外，从1953年3月起，人民政府开始实施“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大大减少了财政赤字，所以从3月份起，物价涨风不仅停息，4月份还开始下降。自此，不仅建国前后的第四次物价大波动终于平息下来，而且也最终结束了中国长达十几年之久的剧烈通货膨胀。毛泽东主席对这场斗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3.共产党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
新中国就要建立了，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是袁世凯式的中华帝国，还是蒋介石式的中华民国，亦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问题摆在了即将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面前。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奋斗和探索，最终建立了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国体，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政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中国农村苏维埃政权的产生，到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工农民主专政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发展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和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过程。
3.1工农民主共和国
1921年7月中共一大所制定的党纲，明确提出了党的奋斗目标是以革命军队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直至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一开始便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并规定了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是依靠革命武装，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时间要到阶级消灭，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是苏维埃。
1922年7月中共二大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民主革命胜利后将建立什么样的专政？中国共产党人先后提出了建立“劳农专政”（二大宣言）、“真正平民的政权”（三大）、“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五大）等主张，对政权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1925年和1926年毛泽东先后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等一系列文章中，分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具有两面性，指出中国工业无产阶级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是“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中国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大多数是会参加革命的，并且可以结成联盟，这就初步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领导权问题。基于上述分析，毛泽东得出结论：“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这一主张包含了毛泽东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蓝图的最初设想，也包含了后来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的基本要素，是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思想形成的雏形。
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明确指出：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这一过程的进展，需要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权和工农武装。中共六大在总结国民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在各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主张。根据八七会议的决议，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领导了秋收起义，在井冈山开辟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地先后开辟了十几块革命根据地，成立了各级苏维埃政府。中共六大在总结国民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在各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主张。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明确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它的基本任务是保证苏维埃区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达到他在全中国的胜利。建立工农民主专政政权的理论和实践是符合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的。首先，它是复兴中国革命的前提。国民革命失败后，随着蒋介石为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中共中央及时提出“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号召，就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继续革命的态度，树起了一面革命的旗帜，指明了革命方向，这对扭转党内的悲观情绪和思想混乱，复兴中国革命起了重要作用。
其次，——这也符合当时阶级关系和革命阵营新变动的客观实际。国民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既然退出革命，而且投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变为人民的敌人，则革命的动力便只剩下了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政党，便只剩下了共产党；革命的组织责任，便不得不落在惟一的革命政党共产党的肩上。仅仅共产党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保持革命的传统，提出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且为此口号而艰苦斗争了许多年。”第三，它是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把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即农村苏维埃称为红色政权，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与《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中，分析了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阐明了中国革命应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在农村进行人民革命战争，实行武装割据，成立红色政权，以农村包围和夺取城市，从而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
复次，它是新型的人民政权，这个政权与控制着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处于对立地位。在各级工农民主政府领导下，根据地军民进行了政权、法制、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是新的人民共和国的雏形。因此，诚如毛泽东在1937年5月所说：“我们过去的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是否错了呢？没有错的”“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不是违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而是坚决地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
3.2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1935年日本制造的华北事变进一步引起了中国国内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化，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1935年12月，党的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并把工农共和国的口号变为人民共和国口号。会议的决议指出，人民共和国愿意把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一切同情于反日反卖国贼的知识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改变对富农的政策，对其土地只没收其封建剥削部分；宽大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欢迎他们来根据地设厂开店。这些政策的改变，表明苏维埃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人民共和国仍然由共产党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红军为坚强柱石，其实质与工农共和国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