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政策？是执行在美苏之间找平衡的外交政策，亦或亲美政策，或亲苏政策？鉴于当时英美帝国主义国家执行敌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秘访苏联，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事业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和诚挚的支持。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人毅然决然地决定，打扫房间迎接新客人，亲苏远美一边倒。
1.亲苏对华政策暧昧
在中国解放战争的最后关头，美苏的对华政策都发生了微妙变化。美国人开始试图从中国的内战中脱身，苏联人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谨慎，克里姆林宫喋喋不休地向毛泽东说：“不！”毛泽东却说不可沽名学霸王，他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1.1华盛顿与“沉船”拉开距离
1949年1月3日，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卿进行了汇报。
国务卿问：中国总统蒋介石在元旦发表了公开声明，不知阁下对此如何看待？
司徒雷登答道：我非常乐意向阁下汇报情况并对蒋委员长的新年文告加以评述。我对文告最初反应良好。它庄重而又调和，对共产党的辱骂之辞也明显减少。蒋以惯用的方式检讨了自己对民族困苦的责任，并表示个人的进退得失绝不有悖于新的民主精神。
国务卿听到此番话，沉默片刻后说道：您认为文告发表后，中共会采取某种缓和姿态吗？也就是说，该文告会达到其意图吗？
司徒雷登不假思索地答道：不，从目前看，这仅仅是一厢情愿，中共的毛在元旦发表了意见相反的讲话。从蒋的文告方面讲，也暴露了不幸的缺陷。蒋的文告表现出一股傲慢的宽容，以一种掌权者的自命不凡的口气与反叛者交谈。从而忽视了残酷的现实：军队战斗力土崩瓦解，金融制度的最终失败，人民对和平的普遍愿望，以及本人下野的必然性。
国务卿问道：蒋也许在采取实际步骤进行和谈吧？
司徒雷登只得据实相告：事实是令人失望的，蒋虽然在一定意义上作出让步，但实际上毫无表现。就在本周早些时候，他还决定让副总统行使全权，自由地采取任何能造福于民的新政策，但显然由于蒋固步自封，由于蒋被共产党的战犯名单所恼怒，由于宋子文及其他强硬派的影响，他又收回了起初的决定。蒋的文告看来是国民党内部各集团妥协的结果，他的五项条件每一项都代表了这些派系的态度。而蒋对这些派系的协调又必然加剧内部分歧。
司徒雷登的汇报是早就拟好草案的，字斟句酌。他后面这一段关于共产党与国民党未来走向的估计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共产党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他们态度强硬，毫不让步。在步步取胜的形势鼓舞下，他们企图完成彻底消灭国民党凶恶势力（如陈立夫）的任务。而陈立夫的支持者们现在则在考虑如何应付共产党。至于说，共产党是想消除国民党的现存领导和组织结构，还是根除他们掌权道路上的任何障碍，这尚有待事态发展。但看起来，由于国民党自身的缺陷，它必将让位于富有生气的共产党意志。一旦共产党铲除了这股势力，他们将计划组成某种形式广泛的联合政权，并与某些边远地区政治上的反对派达成政治解决方案。无论如何，新年伊始，一个新运动已经展开，并将是结束全国军事冲突的开始。预计蒋委员长试图在必要时撤往台湾，在那里建立其抵抗基地。
国务卿马歇尔在听完司徒雷登的汇报后，马上同总统杜鲁门进行了磋商。现在，美国当局的决策者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蒋介石的失败已属必然，蒋政权已腐朽不堪，继续把自己绑在蒋的战车上，等于自陷“烂泥坑”。
1949年1月4日，司徒雷登在大使馆内收听到新华社的评论文章，评论题目是《战犯求和》。女播音员抑扬顿挫，富于感情的铿锵之声使美国大使感到蒋介石政权的末日正在逼近。司徒雷登在日记里表达了他的心情。
1月8日，美国大使馆迎来一位身负特殊使命的客人，他就是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吴铁城。司徒雷登按外交惯例给予热情接待。
寒暄过后，吴铁城满脸严肃地说道：“鄙国政府目前正面临严重危机，蒋总统元旦文告发表后，全国人民普遍支持蒋总统所宣布的恢复和平的决心。他们在许多电信和公开宣言中，表示他们立即拥护和平解决政府与共产党人之间的争执问题。”
政治舞台向来都是凭实力说话，谁有实力，谁的主张就响亮，司徒雷登当然清楚这一点。身陷绝境的蒋介石能得到中国人民的拥护，这个论断和提法已经无法欺瞒对蒋政权有多年观察经验的驻华大使了。
吴铁城吩咐随身秘书拿出一份黑色的文件匣，他很恭敬地用双手递给司徒雷登说：“这是鄙国政府请求贵国政府‘调解’的备忘录，请大使先生早日递交贵国总统及国会。”司徒雷登接过备忘录，仔细地浏览了一遍，只见其中写道：“美国政府过去曾经多次表示它对中国的友谊和关怀，而且曾与中国政府合作以增进国际和平。中国政府愿意向美国政府保证其与中共和平解决的真诚愿望，并特别希望借此获悉美国政府对此项问题的态度。中国政府将欢迎美国政府可使中国的和平早日恢复的任何建议。中国政府更表示它已准备通过可能的美国政府的调解，开始与中共谈判，以求达到上述目的。”
司徒雷登看过之后，表示他会立即电报总统及国会。吴铁城补充道：今天之内，我会把相同的照会送往法国、苏联和英国大使馆，希望贵国政府早日见复。
1月12日，杜鲁门政府以下列备忘录答复蒋介石的调解请求：
美国政府已接获中国外交部长于1949年1月8日致驻南京美国大使的备忘录，并已从长加以考虑。
备忘录中说明中国政府十分渴望中国国内的局势，无论如何不应成为世界和平进展的障碍。备忘录并说明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后曾立即采取步骤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
回忆1945年9月～10月间谈判的结果，当时曾协议召集一个包括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社会贤达的政治协商会议，以期组织一个包括中国各党派代表在内的宪法政府。再回忆紧随谈判之后的情形，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武装部队之间的冲突日趋扩大。就在1945年12月那样的重要关头，美国政府担心中国内部局势对于世界和平所造成的危险，一如中国政府在上述备忘录中所表明的那样，并渴望尽其所能来协助中国获致和平，贡献其充分的努力，以期中国人之间能沿着九、十月间所达成的协议的路线，自行和平解决他们的争端。为了促进这种协议，在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同意下，马歇尔将军于12月21日到了中国之后，不久就尽他最大的努力协助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达成一个停战协定，以期中国人能够在和平气氛中对他们之间的争端进行讨论。
召开了政协并通过了关于解决战争，建立包括中国各党派的宪法政府的决策之后，马歇尔将军在达成改编中国一切武装部队并使之合并成为国家军队而对政府负责的这个协定上，尽了他最大的努力。
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谈判后来破裂了，各种协议均未实施。因此，在日本投降之后就作了种种努力，协助中国人经由实施中国政府与中共谈判所产生的那些基本政治协议以恢复中国和平的美国政府，认为除了退出调解人的地位之外，别无他途。由上所述，美国政府殊难相信在当前形势下，按中国政府的建议，试图充当调解人，能达到任何有益的效果。
杜鲁门政府这份拒绝充当调解人的备忘录对蒋介石来说，是美蒋关系上令人难忘的一页。在蒋介石日暮途穷，四处求援的时刻，这份备忘录等于向蒋介石关上了一扇门。
美国政府拒绝调解，英法自然紧随其后。蒋介石求援之举在西方后台老板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有益之反响。据说，蒋介石在听侍从念完此备忘录后，狠狠推倒了面前桌子上的水杯，骂了一句：“娘希匹！”
1月15日，司徒雷登在致国务卿的信中说：“政府（指南京政府）从南京迁移的准备工作已日渐明朗化。虽然隐瞒这种庞大的迁移工作较为困难，但政府仍决定秘而不宣。”
蒋介石要迁都，美国人跟着走吗？
不。司徒雷登在信中表明主张：“我们极可能被请求转移。可以认为，目前迁都计划的采纳和实施，会使国民党有时间在南方建立政府，继续行使全权，因而它极有理由要求我们随之迁移。我们将根据国务院的指示随时报告这方面的信息，并汇报有关的形势发展和我们的观点。在国务院尚无指示或指示尚未到达之前，我们将根据先前的指示留住南京。”
1月20日，艾奇逊出任美国国务卿，次日，蒋介石“引退”。此时，人民解放军已取得辽沈、淮海战役的胜利，全国的胜利也指日可待。艾奇逊的对华政策成了引人瞩目的焦点。
艾奇逊认为美蒋关系的核心在于要不要继续出钱出枪支持蒋政权。他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令蒋介石伤心的大举动。
1月24日，艾奇逊指令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将军就是否颁发《1948年援华法案》项下剩余军需品出口许可证提出意见。
1月26日，巴大维复电，建议暂停启运，待中国军事形势进一步明朗化以后再作决定。巴大维将军抱怨援蒋的物资被大量的贪污、侵占，而运到前线，则等于送到了不断取得军事胜利的共产党手里。巴大维的意见显然符合艾奇逊内心的想法。
2月初，艾奇逊在与国会议员的一次谈话中。尖锐地指出：“不管有没有军事指导，再多的援助，也不能拯救国民党政权，”中国对美国“只是一个烂泥坑，而不是进攻的跳板”，因此“在灾难的烟尘落尽以前，美国不能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艾奇逊的谈话被美国各大报刊以醒目的大标题登载，转而传遍欧洲、亚洲舆论界，人们谓之“等待尘埃落定”说。杜鲁门政府现在已经不需遮掩对蒋介石政府的厌恶和绝望，艾奇逊的谈话是公开表明要与蒋介石国民党这艘沉船拉开距离。
这一政策认为，中国的发展显然正在进入一个变动极大和极其混乱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能就未来对华政策制订出任何“僵硬的计划”，而只能提出近期内一个大概的政策方向，以“保有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这一指导思想的逻辑上的结论就是，美国必须在这段时间里采取所谓“观望”“、等待”的态势。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心甘情愿地接受战后对华政策失败的现实，老老实实地把干涉之手从中国缩回去。所谓“等待”、“观望”，并非置身事外，而是继续执行其原来对华政策前提下的等待，这就决定了美国在同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打交道时不会有多少“行动自由”。同时，美国在全球冷战中的态势规定了杜鲁门政府不可能坐待“尘埃落定”，而必然会利用一切机会，在不扩大卷入中国内战的前提下，阻止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讲，保持“行动自由”只不过是要保持反共的“自由”罢了。也就是说，美国不愿意在蒋介石这棵树上吊死，而要寻找更有效的“遏制”中国共产主义的手段。这正是美国和蒋介石政权拉开距离的动机，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2月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讨论要不要继续执行1948年《援华法案》，艾奇逊在会上：坚决主张停止向蒋介石政权运送剩余军需品，但此主张遭到国会方面反对。经过再三考虑，杜鲁门最后拍板，指示艾奇逊：“取非正式行动拖延启运。”
不停止对中国的军援，但要尽可能采艾奇逊认真执行了杜鲁门决定的拖延启运政策。3月4日，艾奇逊通知司徒雷登，从美国港口开往中国华南的运输船只已经暂停，已载货的运输船大部分被推迟到两周以后才允许启航。“拖延启运”政策的实施，使国民党政权得不到所期望的迅速而大量的援助，这对于视美援为救命稻草的国民党集团，在实际上和心理上都构成了沉重的打击。
2月5日，当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时，美国政府正式决定大使留在南京，理由是：从东北到长江流域的大片中国国土即将归于中国共产党控制之下，而美国在华利益及商人大部分在这一地区，为保护美国的利益，必须有正式代表能与中国共产党接触，并认为司徒雷登作为正式代表最为合适。此外，如果整个使馆迁往广州，将被解释为对国民党支持到底，因而也就得继续给予援助，这是不合适的。
后来，毛泽东把美国大使滞留南京称之为“开设新店，捞一把”。
尽管美蒋在反共反苏这一政治上存在重大共同利益，但随着中国国内局势的变化，美国不得不考虑调整他扶蒋反共的政策。1949年初，美国政府基本上开始实行从中国内战“脱身”的政策。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话说，1949年初美蒋关系开始“走向最低点”。蒋介石政权在美国当政者眼中只是一艘“沉船”，美国人要同它拉开距离。
1.2克里姆林宫脚踏两只船
194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收到来自苏联最高统帅的一封亲笔信。
在此前后，毛泽东一直在关注各大国对中国事态的反应。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大战场上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夺取全国范围内的更大胜利已是迫在眉睫的任务。据悉，蒋介石向美苏英法四大国请求调解。对于蒋的求和伎俩，毛泽东早已洞悉其奸，还想看看美英法苏如何表现。苏联，作为社会主义的老大哥，是如何表态的呢？
斯大林的来信包括国民党政府请求苏联担任国共内战调停人的备忘录的抄件和由斯大林草拟的复文。
斯大林在给蒋介石政府的复文中说：“苏联政府向来主张中国国内停战，并且建立和平，但是在未表明是否同意调解之前，苏联政府希望知道，对方，即中共是否同意苏联承当调停。”
斯大林在信中详细地阐述了他的态度：“如果征询你们的意见，大致可以如此答复：‘中共向来赞成中国国内和平，但中国的内战不是中共开始的，而是南京政府开始的，它应当承担战争后果的责任。中国共产党人赞成与国民党的谈判，但是不要那些掀起中国内战的战犯们参加。中共主张直接与国民党谈判，而不要任何外国的调解者，中共特别认为这样的外国调解者是不可能的，即它们自己以其武装力量与海军参加国共内战而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因为这样的国家对于清除中国的战争不能被认为是中立的和客观的。”
从这一文件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苏联支持国共和谈，愿意出面调停，但坚决反对美国介入。
中共中央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在毛泽东办公室就斯大林的来信进行了讨论。
会后，毛泽东根据书记们讨论的意见，于1月11日致信答复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