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信写道：“我们认为苏联政府对南京政府要求苏联调停中国内战的照会应作如下之答复：即苏联政府从来是、现在仍然愿意看见一个和平的、民主的和统一的中国，但是用何种方法达到中国的和平、民主与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联政府根据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未便参加中国内战双方之间的调和工作。”
毛泽东还在信中明确表示：中共倾向于要南京政府无条件投降，中国革命已胜利在握，不必再用迂回战术，推迟取胜时间。
在这种情况之下，斯大林按中共起草的复文答复南京政府，拒绝了蒋介石的调停请求，但仍希望国共和谈能够成功。不仅如此，斯大林甚至附和美国和蒋介石集团提出的“划江而治”主张，力图向中共施加影响，建议人民解放军不要打过长江。
当然，随着中共平津、淮海战役的胜利，苏联也开始看到中国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的可能，在竭力维护与国民党政府关系的同时，苏联领导人也开始为与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打交道作准备。体现苏联这一政策的行动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1949年1月31日～2月7日的来访。米高扬的访问是战后以来苏联领导人和中共领导人第一次直接高层接触，是中苏关系史上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一笔。
米高扬访华是斯大林第——次派政治局委员直接来华了解情况和直接听取毛泽东的意见，它对斯大林了解毛泽东和中国革命，具有重要作用。
1949年1月，李宗仁任临时总统期间，苏联驻华大使馆和李宗仁起草了一份两国协定的草案，表示苏联和国民党中国要“真正合作”，条件是国民党中国在未来的任何国际冲突中保持中立以及消除美国影响。这项协定最后由于美国政府的影响而未能实现。在三大战役尚未结束之时，南京国民党政府决定迁都广州，同时要求所有外国驻华使馆随其南迁。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驻华使节都认为，国民党政府在“离开南京时不会拥有任何大部分中国的真正行政控制权，政府在那时候将仅仅成为一种象征而已”，这时，如果外国驻华使馆继续留在南京“并不意味着承认共产党政权，也不意味着对蒋介石的承认。”他们一致同意分别向各自的政府建议不要迁到广州去，而继续留在南京。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苏联对国民党政府表示了罕见的热情，在广州又是忙着设领事，又是准备开办影片推销公司。1949年2月5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率其使馆人员随国民党迁到广州。与此相应，天津、北平解放后，苏联驻平津两地的领事馆却悄悄关闭了。
罗申去广州前“敦促李宗仁安排与共产党的联合。”3月下旬，当李宗仁宣布驻苏大使傅秉常出任外交部长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后，苏联政府即给予破格礼遇。苏联实权人物最高检察长维辛斯基抱病接见了他，对他任驻苏大使的工作表示赞赏，斯大林也接见了他，向他表示“对国共和谈寄以期望”。
对于苏联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人不能不感到不解和不满。毛泽东本人多次谈到斯大林向中国施加影响，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要打过长江。早在194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西柏坡就说过：“国际上有的朋友，对我们解放战争的胜利也半信半疑，劝阻我们就此止步，和蒋介石以长江为界，搞‘南北朝’。”1957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王方名等人时又谈到此事。他说：“直到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毛泽东接着道：“后来我会见了阻止我们过长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
邓小平后来总结：“在斯大林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听他的话，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这里所说的关键问题，即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不要打过长江去的问题。
2.米高扬悄悄来到西柏坡
西柏坡。毛泽东、周恩来策划了胜利之际的外交政策，形象地提出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几天后，苏联贵客秘访西柏坡。米高扬说，他是带着耳朵来的。
2.1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1949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扭转乾坤的年代。此时，中国历史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国共两党鏖战正酣。
国际环境对一个新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是相当重要的。对于我们即将建立的新的政权，国际上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中国的局势发展之快令世人瞠目，许多国家的对华政策来不及调整，出现了混乱。有的观望，有的脚踏两只船，在国共两方寻找机会，因而出现了摇摆现象，甚至充满着矛盾。可以说，此时的中外关系已发展到了一个关键时期，国际社会面临着在中国的选择问题，而中共也面临着在国际上选择的问题。对此毛泽东有清楚地认识：
我是这样想的，我们即将建立的新政权是与国民党政权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与外国的关系也要重打锣鼓，另开张。我们坚决不会承认国民党时期外国在华外交机构的合法地位，有意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者，外交机关重新派驻，这就叫“另起炉灶”。另外，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因此我们必须认真清扫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这叫“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我们必须坚持这两点，不然我们在外交方面会失去主动。
毛泽东讲话很有艺术性，不但生动有趣，比喻形象且很幽默，几句话就勾画出我党的对外政策。
1月19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25日，又作出了《外交工作的补充指示》，正式提出了自己的对外政策。
在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里指出：“目前我们在任何外国尚无正式的国家的外交关系。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尤其是美帝国主义政府，是帮助国民党反动政府反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因此，我们不能承认这些国家现在派在中国的代表为正式外交人员，实为理所当然。
我们采取这种态度，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在执行的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决者，应提出解决，其尚不可能解决者，则应暂缓解决。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无害或无大害者，即使易于解决，也不必忙于去解决。总之，在外交工作方面，我们对于原则性或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
《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不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一般原则，同时也规定了具体的外交政策。“指示”指出：“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是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对待的，但应予以切实保护。对于这些国家的武官，应与外交人员同样看待。但对美国武官，因其直接援助国民党打内战，则应派兵监视，不得给予自由。对于苏联及新民主国家的领使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人员，因为他们的外交政策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在根本上不同的，故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亦应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但因人民国家，现在和它们尚和其他外国一样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故我们现在和他们的在华外交机关之间，亦只作非正式的外交来往，其所属武官同。”
2.2带着耳朵来的米高扬
就在中共提出外交政策的几天之后，西柏坡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外国客人，他就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
米高扬为何此时来访西柏坡？其目的何在？
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应该说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抗日战争爆发前是比较好的。那一时期，莫斯科对于中国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是大力支持、积极援助的。尽管在指导和帮助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莫斯科出现过很多失误，但双方的关系总的说相当密切。这种亲近，是以思想的渊源和组织上的长期联系为前提的。然而，抗日战争爆发后，莫斯科与延安的关系却变得十分微妙。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斯大林深感苏联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胁，于是支持中国抗战便成了苏联对华政策的核心内容。斯大林的目的是以中国的抗战牵制日本，拖住日本的后腿，使之无力是攻苏联。但是，中国的两支抗战力量，苏联究竟应当依靠谁？支持谁呢？斯大林对此颇费了一番心思。
在莫斯科看来，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又掌握着中央政府的大权，并为各国所承认，在中国，要拖住日本，只有靠国民党政府和他的军队。至于共产党，虽是苏联的亲密盟友，但毕竟力量太弱了。于是斯大林选择了蒋介石。
不仅如此，斯大林还要求共产党密切配合国民党“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以便更好地拖住日本，有利于保证苏联的安全。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美苏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他们在世界各地展开争夺，在中国也不例外。美国选择了蒋介石作为他在中国的代理人。从抗衡美国的战略利益出发，苏联在二战后越来越重视支持中共。
苏联出兵东北后，没有完全履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政策，而是采取了两面手法。
在1945年11月中旬以前，苏军不仅设置了种种障碍，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则且暗中给了中共以相当的帮助。如将锦州以南至山海关的地区转交给中共接管，使中共得以控制进入东北的陆上通道；默许中共军队在东北广大乡村和中小城镇活动，将营口、葫芦岛等具有战略价值的港口交中共接收，特别是斯大林还允许苏军将从日本关东军手中夺得的一部分武器交给中共军队。1967年，中苏关系恶化之后，塔斯社公布这部分武器的数字，计步枪70万只，轻机关枪11000挺，重机关枪3000挺，大炮1800门，追击炮2500门，战车200辆，飞机900架。这个数字当然有夸大的成分，但林彪率2万名干部、11万大军挺进东北后，不到三年即发展成为号称百万大军的第四野战军，占领东北全境，发展速度之快、武器装备之精良，堪称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之首，这与当时苏军的援助分不开。
三大战役后，苏联的对华政策发生了更大的变化。苏联开始看到中国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的可能，并在行动上为适应这一新形势作了一定的准备。
1948年初，苏联《新时代》杂志在评论1948年世界形势时，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是“全世界人民反帝国主义阵营不间断的扩大和巩固”的象征之一。在天津、北平解放后，苏联报刊为此发表了长篇专文。此后，苏联报刊开始以大量篇幅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
苏联对中共的实际援助以及苏联的有利于中共的政策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由于莫斯科长期以来对中共的暖昧态度所引起的中共对苏联的不满，拉近了双方的距离。
早在1948年4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部分成员东渡黄河由陕北到达华北时，就考虑到解放战争已经接近胜利，考虑到有许多重要问题需要同斯大林当面商讨，所以曾打算亲自访苏。但当电问斯大林的意见时，斯大林提出了异议。
斯大林复电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正处于决定性的关头，作为统帅的毛泽东，不宜离开岗位；如有重大问题需要商谈，他将派一位有威望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为全权代表来听取中共的意见，望毛泽东考虑。
毛泽东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
同年5月，毛泽东准备让苏方来人。但当时华北战局动荡。天津方面的国民党军还未解决，张家口和南口方面的国民党军又蠢蠢欲动，保定、正定方面的国民党军欲以骑兵奔袭石家庄。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此事只好暂缓。
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攻克天津，歼灭了保定的国民党军，战局趋于稳定，斯大林才派米高扬秘密来华。
米高扬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他从大连苏军机场起飞，直抵石家庄。他的随行人员有苏联铁道部副部长、负责恢复中东铁路的柯瓦廖夫·N和汉学家柯瓦廖夫·E以及一名警卫人员。
对于米高扬的来访，中共十分重视，派师哲和汪东兴到机场迎接。1月31日，米高扬抵达西柏坡。
1949年1月30日，毛泽东等在西柏坡会见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图为朱德在石家庄机场迎接米高扬等米高扬在西柏坡逗留了一星期。在这一周内，他同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一共会谈了三个整天，其余时间是个人会晤、交谈，或是休息、游览。
31日午后1时，米高扬一行抵达西柏坡，毛泽东在会客室门口迎接了他们，并把他们介绍给其他几位书记。
首先，米高扬转达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问候，祝愿中共尽快取得胜利，彻底解放全中国，接着送上斯大林赠送给毛泽东的礼品——一块毛料。随后米高扬介绍了自己的来意，他说：“中国革命形势发展迅猛异常，在这关键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不能离开指挥岗位，再者也考虑到安全和毛泽东同志的身体健康问题。因而，斯大林同志不主张毛泽东同志到苏联去。但斯大林同志十分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派我代表他来中国，听取你们的意见。你们所讲的话我回去后向斯大林汇报，任何事都由斯大林同志决定。”
随后，双方开始各自介绍本国的一般情况和世界各大洲的局势，并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了分析和估计，彼此交换了看法。第二天正式会谈，主要是毛泽东一人讲话，周恩来、任弼时偶尔插话，做些解释。毛泽东一连谈了3个整天，即2月1日、2日、3日。
毛泽东说：“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发展较为迅速，军事进展也较快，可能用不了太多的时间，就是说，比过去我们预计的时间会要短些，就能过长江，并向南推进。估计渡过长江后，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攻克南京，占领上海等大城市和主要市镇。在江南拿下几个重要城镇后，就不会遇到敌人特别有力的抵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