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东京审判”很不彻底。鉴于德意日法西斯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历时6年的战争波及61个国家和地区，世界4/5人口被卷入，战火燃及亚非欧。据不完全统计，在战争中死亡者达5000万～5500万人，其中中国为2100多万。日本法西斯暴行令人发指，罄竹难书。1946年，根据盟国约定，分别在德国纽纶堡和日本东京组织国际军事法庭，对德日法西斯主要战犯进行了审判。相比较，纽伦堡审判比较成功，而东京审判在美国庇护下，对日本的大多战争罪犯都从轻发落了。如1946年10月1日起的纽伦堡审判，对德国前纳粹党魁24人，经216次庭审，结果有12名战争罪犯被判处绞刑。法西斯主义的盖世太保等反动政团都被判定为严重犯罪组织，一概彻底取缔。除此，西欧各国还进行了2000余次从上到下的有关审判。“二战”后50余年的历史证明，纽伦堡审判是比较彻底而公正的。
而自1946年1月19日～1948年11月12日的东京审判，在盟军驻日统帅麦克阿瑟的庇护下，除对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和武藤章7人被处绞刑外，其他18人虽判入狱，但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出于对日结盟的考量，均被陆续释放，进而又将日本的所有战争罪犯一风吹，让他们重新回归社会或进入日本的政界主政。据曾参与东京审判的中方检察官倪征教授回忆说：“因当时美苏之间矛盾很深，美方为与苏联抗争，对日本战犯采取袒护态度，并为他们派了大批律师进行百般狡辩，企图从轻发落除东条英机等人外的其他战争罪犯。”因此，日本战犯们在“二战”过程中的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及反人道罪，未得到清算。“二战”期间，鉴于日本的神道神社是日本化的法西斯组织。麦克阿瑟只是让它与政府脱钩，既未取缔，也未批判。后来，通过释放战犯又将这一根深蒂固的神道思想肆无忌惮地带回到战后日本社会和各级政府机构。这就是当今日本神道神社泛滥的历史原因。
二是“二战”后日本原有的神权加皇权国基没有被摧毁。“二战”
前，日本是君主专制国家，每次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都与天皇有关。裕仁天皇本该作为“二战”的头号战犯走上绞刑台。但麦氏认为，日本是崇信神道教国家，天皇被认为是日本神道教所奉之神，即“天照大神”万世一系的子孙。如果把天皇作为甲级战犯受到指控而被绞死，那么，整个日本很可能“爆发游击战争”来对付占领军。于是，麦克阿瑟便利用手中权力将裕仁天皇从日本“二战”的战犯名单中赦免。在东京审判尚未结束时，美国便急忙在1947年为日本搞了个“和平宪法”，将天皇专制改变为宪政君主，只作为日本国家象征。这样，本该是甲级战犯的裕仁天皇仍是日本国体的精神支柱，在其麾下，众多战犯重新涌入日本的主流社会。例如，在战后日本长期蝉联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就是“二战”前反动的“政友会”的改头换面。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内阁首相，如鸠山一郎、吉田茂、佐藤荣作、岸信介、板垣退助等，无一不是“二战”时的重要战犯。现今的日本阁魁和阁僚们，也都能从他们父兄那里找到“二战”战犯的血缘关系。据统计，在日本的靖国神社（亦称神道神社）里供奉着明治维新后对外侵略而阵亡的军人约246.4万之多。现今日本有一个由他们的子子孙孙组织起来的高举“神权、皇权一致”的旗帜的极右“遗族社团”，极力宣扬往日的日本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武功”、“业绩”，否认日本对中国和朝鲜犯下的战争罪行。再如，日本“新右翼”组织“一水会”在2010年秋竟邀请欧洲八国的9个右翼政党（新法西斯组织）的领导人到日本开会并参拜靖国神社，引起国际舆论的普遍关注。概而言之，日本“新右翼”近年来十分活跃，他们对南京大屠杀的死伤人数，甚至对于这惨绝人寰的历史事实也表示怀疑。认为只要是为日本民族利益、国家利益而死的“日本皇军”就应该被放到靖国神社祭奠。日本“新右翼”打着“尊皇”（尊崇天皇）的“新形象”的旗帜，对今日日本社会的影响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本今日之政要都是他们“选”出来的，可谓一丘之貉，上台之后焉能不死心塌地去参拜靖国神社！
三是美国出于霸权主义和“美日安保条约”的需要所采取的默认或支持的态度。日本“战后右翼”是以“亲美反共”为特征兴旺起来的，自然得到美国的支持。1972年，以铃木邦男等成立的“新右翼”代表性组织“一水会”，除了倡导“文化天皇主义”祭奠“二战”军魂外，还极力否定1945年年初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雅尔塔举行旨在制服日本及战后对日处置事宜。而日本“新右翼”的政治理念恰恰是否定战后的雅尔塔体制，主张日本应对美自立，美国虽心知肚明却予以默许。因为美日安保的假想敌是中国，需要日本这个马前卒。而今在美国卵翼下的战败国已羽翼丰满，不仅仅经济高速发展，而且它的军事力量已发展到相当的规模，在许多军事科技领域同美国不相上下，甚至有的还处于领先地位。
现今的日本政要，自恃本国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在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已不再是昔日“怀抱琵琶半遮面”的低姿态，而是敢于说三道四了，更何况有美国在其后面进行撑腰，正在向海洋扩张。然而，中国已不是当年积贫积弱的中国，亚洲也不是任人宰割的亚洲，倒是美国应该反躬自问，不妨回顾一下历史：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三省时，美国搞绥靖主义，最终还是在珍珠港吃了被日本大轰炸之亏。今日美国，很难说日后不再吃日本更大的亏！正如一位国际评论家所说：现今的日本还是美国山姆大叔手牵的一只犬，任其驱使。然而，有朝一日会发现它变回原形，原来是条恶狼，反扑自己的主人，也许会让主人毙命。
原载于《军休之友》2004年第5期
日本侵华战争为何一直不宣而战
1907年《海牙公约》明确规定：“缔约各国承认非有预先明确警告，即或用说明理由的宣战形式，或用以宣战为条件的最后通牒形式，彼此间不应开始敌对行为。”日本国是这一国际条约的签字国。然而，从1931年9月18日起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烧杀、奸淫、抢掠、破坏，无所不为，长达14年之久，却始终没有对中国正式宣战，也未宣布断交，这是近现代战争史中极不正常现象。其原因何在？
一、近代日本以吞噬中国为基本国策，弱肉强食为癖，不宣而战“有理”。日本国自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先后发动甲午战争、日俄争夺旅顺战争，大肆侵吞我国领土台湾、吞并朝鲜，进一步走上军国主义、帝国主义道路。1927年田中内阁在“东方会议”上制定《对华政策纲要》，确立了先独占中国东三省、内蒙，进而侵吞全中国的扩张步骤。据此，它向外扩张计划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我东北三省。
1931年9月初日本驻军诬赖中国军队炸毁沈阳北郊的南满铁路。当月18日，日本关东军未经宣战，24小时内便攻占了沈阳、长春，不到4个月时间，整个东北的大好河山迅然沦为日本殖民地。日军侵占东北后，进窥华北。1937年7月7日，又故技重演，诡称有一名日本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近郊宛平城搜查，于是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
据《日本军情内幕》载：“七七事变”后，日本统治集团也觉得再不对华宣战就名不正、言不顺了。1937年11月中国军队于淞沪会战后，疯狂侵略的日本军队遇到了一些实际问题，即由于对华未正式宣战，国际性的海关、邮政、金融等难以侵吞，并使作战受到制约。日本国近卫首相曾指令官房长官风见章会同陆、海军方面要员会商，会后提出决议案：“不宜公开对华宣战”。理由是：日本公开对华宣战，虽然可以阻止中国与美国、英国等第三国国经济往来，但日本是一个资源缺乏的岛国，大部分军用物资的原料要靠外国进口。如公开对华宣战，将会对日本所需军用原料进口很不自由，必将对日本国防力量造成损害。然而它又在与宣战相关连的问题上耍一个新花招，于1938年1月16日，以日本政府名义发表声明称：“今后不以中华民国政府为对手。”日本国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既然已经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能够代表中国，也就没有必要对华宣战了。为此，日本政府当即将日驻华大使川越召回，1月20日又将中国驻日本大使许世英驱逐。从此，日本再也不提对华宣战之事了，仍按其既定的所谓“膺惩战”策略野蛮行事。所谓“膺惩战”是指非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而是外国驻军对驻在国的讨伐与惩处。这种强盗逻辑，已将最起码的国际法准则置之度外了。
二、西方列强对日本侵略扩张行径采取绥靖政策，牺牲弱国利益，苟安自己，致使日本敢于在中国长时间不宣而战。蒋介石却认识不到这一点，把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放在以夷制夷上，企求英国、美国等出面干涉，压迫日本从中国撤兵。1931年9月18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曾于9月21日向“国联”提出申诉，并向国人宣告：“要求镇静忍耐，信赖国联合理处断。”“国联”全称“国际联盟”，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列强于1920年1月成立的国际组织。当时的西方列强正处于严重经济危机之中，自顾不暇，并未把日本侵略中国当作大事，拖延到1932年1月才组成英、美、法、德、意五国调查团来中国沈阳调查。10月公布国联调查报告，倾向于牺牲中国，姑息日本侵略。甚至还提出一个利益均沾的解决方案，即将中国东北实行国际托管。由于日本反对并以退出国联相威胁，“国联”对它奈何不得，这份调查报告也如泥牛入海无消息了。
1937年12月日本占领南京后，在加大武力灭亡中国的同时，又通过希特勒的德国政府对中国国民党政府开展诱降活动。1938年12月19日，中国国民党政府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国民党副总裁）从重庆逃至越南河内，当月29日在河内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1939年年底，汪伪与日本政府签订卖国密约《日支（中国）新关系调整纲要》，后于1940年3月，在日本占领下的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汪精卫任所谓代主席。既然日本炮制出一个所谓“和平反共”的汪伪傀儡政权，硬把它视为“中国”，这就更铁下心来不对华正式宣战，否则就是自己打自己嘴巴了。
三、蒋介石畏敌如虎，先是采取完全不抵抗政策，进而一面消极抵抗，一面交涉，从而助长了日本对华不宣战的气焰。
“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驻军在我东三省制造多起挑衅事端，如“万宝山事件”、“中村大尉事件”等。对此，蒋介石电令东北军称：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又训诫东北军士兵“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当时在东北的日本军队只有1万多人，而中国军队有十几万，却不战而退，统统撤入山海关驻扎在平津一带。
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的基本理由是“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为了“安内”，在国难当头之际，他不是全力以赴抗日，而是亲自飞赴南昌，调集30万大军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围剿”。正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日本轻而易举地夺起了东三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侵略者何必再对华宣战而自找麻烦呢？“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年3月，日军又在东三省炮制出一个伪满洲国，并抬出1911年业已逊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儿皇帝，给人以东三省地方独立的假象。有了这块遮羞布，日本就更不需要对华正式宣战了！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等国对日宣战。9日，以蒋介石为领袖的中国政府对日本正式宣战。这份宣战通知亦称《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文告》。文告称：“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之日本于遭受实际悲创后，终能反省……不料残暴成性的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诸友挑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戎首，逞其侵略无厌之野心，举凡尊重信义之国家，实属忍无可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文告中日之关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从此宣战文告可以看出以下三个问题：（一）中国人民的全面神圣抗战4年后，国民政府才以文告形式对日正式宣战；（二）日军已吞噬我半壁河山之时，蒋介石仍在幻想敌人“省悟”而自动退兵；（三）蒋介石始终仰英美鼻息行事。历史反复证明，“没有免费的午餐”的道理。
在抗日战争前期，当中国人民最困难的时候，西方列强对中国搞“绥靖主义”，只有在他们的根本利益受到日寇危害，需要中国帮助之时，才与中国人民共同对日作战！
原载于《军休之友》2003年第11期
对邻国印度的认识
1835年，西方预言家托马斯·麦考莱在他的名着《教育备忘录》一书中写道：英国（殖民主义）正在培养一代受英式教育的印度人，以帮助他们统治印度；印度虽然终有一天会独立，但也会是“我们的艺术、道德、文学和法制武装起来的不朽帝国。”百年之后的印度独立时恰如其说，新印度的政治架构与西方政体雷同，即国家领导机构由总统、联邦院（上院）和人民院（下院）组成。总统、副总统由两院选举产生，任期五年。联邦院每两年改选1/3，人民院五年举行一次大选，联邦院议长由副总统兼任。印度的最高行政机关是以总理为首的部长会议，向人民院负责。印度的经济形态是官僚垄断资本、私人垄断资本、封建地主经济和西方垄断资本的复合性经济。
印度经济在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