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表现裴楷的“俊朗有识”，顾恺之在裴的脸颊上画了三根毛，以此传神。人对此不解，他却颇为自信，以为观者见了必觉这才是传神之笔。这就是顾恺之传神的重要方法，即“迁想妙得”。他在《论画》中说：
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
顾恺之的“迁想妙得”，颇似庄子在著书时的“三言”文体。庄子是感受到了“言”的有限与“道”的无限之间的矛盾，以及“小知不及大知”的困境，因此不得已而以寓言、重言、卮言三种形式，写出他不得不说的那些意思。庄子解决的办法也似“迁想妙得”，而他的文字也是为了传神，得意然后忘言。顾恺之以“迁想妙得”之法传神，其用意也在于传神，“神”会之后“形”可忘也。
顾恺之的“迁想妙得”让我们不禁想起他为人的“痴”与“黠”。他能想到在脸颊上画三根毛来传裴楷之“神”，不能不说是他的“妙得”，这既是他的“痴”又是他的“黠”。顾恺之的“痴”来自于他精神专注无杂念，来自于他对美的热爱，这颇似庄子在无用之大树旁“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完全是一种艺术家的陶醉于自我内心的精神世界的自由状态。而他的“黠”，即他的诙谐滑稽，《晋书·顾恺之传》称他：“恺之好谐谑，人多爱狎之。”他的好谐谑，更像庄子，庄子就自称以“缪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著书。他们都属于艺术家的自由精神。
在对绘画的鉴赏上，顾恺之也受到《庄子》的影响。他在评论《北风诗》这幅画时说：“神仪在心，面手称其目者，玄赏则不待喻。”“玄赏”即如陆机《文赋》中所说的“涤除玄览”，即鉴赏主体在一种“虚”的状态下，以直观直觉去领悟宇宙万物。此种极为纯粹的审美方式，就是《庄子·田子方》篇的真画者“解衣盘礴”的状态，即一种主体彻底为“虚”，与万物为一，进入宇宙生命的灵性状态，无需语言就可以心领神会。
对于顾恺之在绘画上受到《庄子》的影响，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顾生画古贤得其妙理，对之令人终日不倦，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身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不亦臻于妙理哉！所谓画之道也。”张彦远完全以《庄子》中的词句来赞美顾恺之的古贤画，并将画中的古贤等同于《齐物论》中“身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的南伯子綦，并因此称顾恺之深得绘画之道。
2、宗炳：《画山水序》
顾恺之绘画的主题多是人物，但随着人物品藻中多以山水语言来传神，以及玄学对自然山水的热爱，纵情山水成为东晋名士名僧们的一种好尚，与之相应的，就是山水诗和山水画的崛起。宗炳生活在晋宋之际，正好是“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的时候。他个人一生十分清心寡欲，朝廷数次征他为官，他皆辞而不就，他乐于“栖丘谷饮”的生活，不为外物所动。宗炳的志趣颇似庄子，逍遥自适，不为尘务萦心。而他本人的确也颇好老、庄，他在《明佛论》中称：“若老子、庄周之道，松乔列真之术，信可以洗心养神。”
和同时代的一些名士一样，宗炳一生爱好山水。他最后一次游历大约在元嘉初年即424年，当时他有结庐衡山之志，无奈有疾还江陵，于是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因此宗炳将他所游历过的山水皆画了下来，挂在室内。他本人又妙善琴书，因此时时抚琴，并对人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
宗炳的思想主要是佛学，但是作为东晋将佛学本土化的高僧慧远的徒弟，宗炳亦随慧远学习《老子》和《庄子》。慧远本人在佛学本土化中的重要工作就是以《庄子》之义讲佛法，并使惑者晓然。宗炳本人也与其师一样，采用“格义”的方法讲解佛经，因此必然对《庄子》的文本也极其熟悉和精通。从个性上来讲，宗炳的性情本来就与庄子相契，他对山水的爱好就是《庄子·知北游》中的“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是一种对自然纯粹的审美感受。在宗炳之前，东晋的名士孙绰对自然山水即表现出这样的审美，而且他在《游天台山赋》中表达自己对游历的感觉时，引用的尽是《庄子》中的文句文意，比如他说：
于是游览既周，体静心闲；害马已去，世事都捐。投刃皆虚，目无全牛……散以象外之说，畅以无生之篇。悟遣有之不尽，觉涉无之有间。
其中“心闲”、“害马”“目无全牛”以及“象外”、“无生”等都是《庄子》寓言中的重要概念。
宗炳的《画山水序》虽然建立在他的佛学基础之上，但其中亦有《庄子》思想的影子。在这篇序文的开始，宗炳说：“圣人含道暎物，贤者澄怀味象。”在宗炳看来，首先圣人与贤者不同，圣人含道，贤者澄怀。《庄子·齐物论》中，瞿鹊子问乎长梧子曰：“吾闻诸夫子：圣人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夫子以为孟浪之言，而我以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为奚若？”瞿鹊子所听说的“圣人”，即有高洁之操行，不以世俗的物欲萦心，和宗炳说的“贤者澄怀”一样。但庄子以长梧子之口说，这并不是真正的圣人，真正的圣人“旁日月，挟宇宙，为其吻合，置其滑涽，以隶相尊？众人役役，圣人愚钝，参万岁而一成纯。”这和“圣人含道”一样。而“暎物”正是《庄子》中的“圣人”的游世之道，“味象”则不是一种“虚”的状态，因此只可以称为“贤者”。在开篇这一句之后，《画山水序》接着说，“至于山水，质有而灵趣，是以轩辕、尧、孔、广成、大隗、许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游焉。”大隗、具茨、藐姑等皆出自《庄子》。
与顾恺之一样，宗炳认为画山水也应该以形写神。他既然认为“山水以形媚道”，那么山水本身就体现着“道”的神妙，于是他在后面接着说“以形写形、以色貌色”。从字面上来看，宗炳似乎是在简单地摹仿自然，但他写形正是为了画出山水所媚之“道”，因此最终还是传山水之“神”。如何以形写神？宗炳在具体论述了绘画的透视法之后，他接着说：
“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虽复虚求幽岩，何以加焉？又神本亡端，栖形感类，理入影迹，诚能妙写，亦诚尽矣。”
首先，如果画者很巧妙地画出了山水之神态，那么观者就可以“应目会心”、“应会感神”。“神”虽然无端，人却可以以“心”的直觉去感受它。接下来，宗炳谈到对山水画的欣赏，亦如画山水一样，也要“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穷四荒。”《庄子》中的神游境界正是如此，先斋戒以理气，涤除心里的各种杂念，直至最后以气去听去看去感受万物，进入一种“心斋”的空灵状态。宗炳所说的“坐穷四荒”就是这样一种冥会的状态。如此则“不违天励之藂，独应无人之野”，“无人之野”就是《庄子·逍遥游》中的心灵无限自由的境界。庄子对它的描述为：“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无人之野”就是“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庄子以此比喻精神自由之境地，以无用之大树比喻自己所说的话，表达无用之用才是大用的真理。宗炳在欣赏山水画中的“无人之野”正是这样一种精神自由飞翔的境界。
在这样忘我的逍遥境界里，最后“圣贤暎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神之所畅，孰有先焉。”即心灵进入完全的审美状态，不觉神为之畅，而“畅神”在宗炳看来是欣赏山水画的最高审美境界，这正与他在《明佛论》所说的老子、庄周之道，可以“洗心养神”一致。
除了文论、乐论和画论之外，魏晋的书法审美也表现出强烈的玄学色彩，如魏代书法多表现出雄健而重实用的特点，到了晋代则逐渐转向平淡清丽而尚韵的审美风格。尤其是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晋代书法，他对书法的态度完全是自然随意的，而他论书法十分强调“意”，则是魏晋玄学“言不尽意”主题对书法审美的影响。实际上整个晋代的书法都不像汉代书法对技法的关注，而是很重视对书体的意境的描述，并很自觉地追求“意”的微妙与字体的清丽飘逸之美。由于魏晋书论中直接涉及《庄子》之处很少，我们只能从总体上感觉到玄学对书法审美的影响，因此不在此做详细论述。
作为魏晋玄学的主要文本之一，《庄子》几乎在魏晋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投下了影子，尤其是嵇康、阮籍之后，庄子更加超过老子而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偶像。正因如此，《庄子》在此时期阅读研究的涉及面必然非常之广，除了最直接相关的思想领域，文学、艺术、社会风尚和佛学传播等领域都与庄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样的研究需要戴着《庄子》这副“放大镜”，对魏晋社会做百科全书式地检视。然而，研究范围极大只是难点之一。
难点之二在于检索能否深入，即能否深入准确地理解魏晋时期的各种史料，包括对历史事件、文学作品和哲学及美学论著等，另外还有佛学，《庄子》如何影响了佛学的传播，而且反过来佛学又如何影响了对《庄子》的解读等。在理解史料的基础上，又该对史料与《庄子》的关系做怎样的解读，这样的解读如果不是一种想象的话，那么它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了历史的真相？
难点之三在于“放大镜”本身。我们是否理解它？又是否懂得如何去用它？《庄子》在魏晋时期的通行文本是五十二篇，郭象三十三篇本的生成经历了一个过程，并且有复杂的哲学和政治原因，其产生出来的本身就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问题。当其他版本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今天只能拿着郭象本这把“放大镜”去检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或遗忘《庄子》文本变迁的历史，因为它本身就是《庄子》阅读研究的重要部分。
难点之四最容易不被现代人想起，即阅读模式。在默读和印刷文化之前的漫长年代，手抄和诵读不但作为普遍的阅读模式，而且在魏晋时期几乎被以为是唯一的阅读模式。如果不了解手抄和诵读文化，谈《庄子》在魏晋时期的阅读研究则无异于痴人说梦，因为阅读模式远比我们想象地更为重要，它不但决定了阅读效果（其效果必须经验之后才能够认识），而且对理解文本的真正意义非常关键，甚至影响到版本的流传。
从上述四大难点出发，本论文尽可能地利用现有的各种资料，对《庄子》的阅读情况做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虽然没有完全做到百科全书式的检视，但已粗略勾勒出了各个领域的轮廓。在对史料的获取上，本论文几乎全部查阅自古代的原始文献，并对史料进行多方考证。而在分析史料与《庄子》的关系时，本论文也尽可能做到言之有据，并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使得论证逻辑清晰。然而，对于《庄子》与魏晋佛学在传播上的互相影响，有太多的问题值得关注，因此尚待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