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峡，向被史家称作活的文献资料，被诗家比作彩色的画廊。地质学家则以地壳运动为视角，幽默地，干脆把它叫作没有煮熟的鸡蛋。在我的直觉中，三峡是一棵身躯伟岸、青枝绿叶的桔子树，三峡两岸的小城就是它孕育出来的灯笼果。
三峡小城大多依山构筑，有一条小河穿城而过，把城分为新的和老的两半。小河像一个清清纯纯的女子，毅然扑入了长江的怀抱。长江上，那些运送民间歌谣和传奇故事的船只，曾于波涛起伏中，将三峡小城停泊在郦道元的《水经注》以及唐诗宋词的港湾里。后来，因了葛洲坝和三峡大坝，这里百舸争流、千帆竞渡，又把三峡小城与长江流域古朴的自然景观与现代的人文景观，源源不断地运到了世界各地。
顺江而下，奉节、巫山、巴东、秭归、兴山、宜昌，如过电影般让游客一饱眼福，船行江山迥阔处，站在甲板上看岸上风景，凡小城皆背山面江，因山据势，恍如精美壁毯，悬挂在陡峭的山坡上。人们便能深切感觉到小城与三峡相依为命的情愫。
上岸去，先要爬数百级石磴，自然是清一色麻条石，且早就被背夫的打杵和脚板磨得溜光水滑了。这磨去的大概是老一辈人的个性棱角和苦难生活的所有的符号，剩下来的是一面又一面昭示后人的镜子。
小城囿于地域所限，独街居多。仿佛独弦琴，虽然简单，却也能奏出韵味来。
当然，三峡小城也不尽是扁担街、辫子街，也有街道较宽敞的，甚至临街还保留着前后三进的古宅，院里有冬暖夏凉的老井，长着数百年前的银杏树或冬青树，江风飒飒，吹得小城古色古香。若是秋雨天，端把藤椅坐堂屋里，边品茶读书，边听天井檐角那浅吟低唱的落雨声，又隐约从江边小船上传来船老大哥呀妹呀的水曲儿，便使人悠哉游哉、宠辱皆忘，世间得失都随风散去了，恍如置身于竹枝词中。
走进三峡小城，满眼都是背着背篓的山民。这也不奇怪，上坡下坎的，推车子不方便，挑担子不方便，唯背篓是最佳选择，故有学者将小城人形象地比喻为背篓上的民族。
对三峡背夫来说，小城是他们劳作与小憩的乐园。从码头上驮起一座山，那打杵子就叮呤当啷在石磴上弹响高高低低的音乐，背夫的胳膊和小腿上就滚动疙疙瘩瘩的腱子，汗湿了的裤褂草鞋和呼哧呼哧的粗重喘息就一起走进了小城。西陵唱晚的时节，背夫们便在临江的酒楼里喝酒划拳。菜不算好，洋芋丝丝懒豆腐，腊肉蹄子酸萝卜，可这样的菜确实养人。在醉醺醺氛围中养精蓄锐，以便来日再踩山驮山。
有喜欢热热闹闹地唱一嗓子的背夫，酒足饭饱后舒心惬意，便站在客栈平台上，对着江心哇哇地唱荤曲儿：“高山下雨低山流，情姐的膀子做枕头，情哥说是压麻了，情姐说是还没有，一年枕得几回头。”一座座小城就刻下了背夫们一圈圈生命的年轮。
三峡小城的女子别有一番风情。淡淡妆、天然样，说话温情脉脉的，走路轻轻盈盈的，远比都市中描眉涂唇、装腔作势的女子更可人。现在我已很难想起初见这些女子时的喜悦心情了，仿佛，一切都在诗画里浸泡着。那蓝底白碎花裙子，那红头绳辫梢，那圆圆酒窝和清泉般眼睛，总让我想起水灵灵的栀子花和素朴而又美丽的贵州蜡染。她们不大爱说话，爱唱山歌民歌。山歌民歌帮她们说话：“姐儿住在燕子窝，天天挑水下大河，清水不挑挑浑水，平路不走爬上坡，为的路上会情哥。”歌声中，小城犹如她们的秀长身条和光洁皮肤，一天天丰满起来了，明亮起来了。
正像诗人所说，六月的麦穗悄悄度过蜜月，又在构思粉白色的童话。用不了多久，三峡工程横江出世，库区水位还要上升，有的小城择扯搬迁了，有的小城就近后移了，前者如秭归，后者如巴东。那些青石板木板房将不复存在，那些雨巷深处的小酒馆小茶馆将不复存在，那些打着渔鼓筒在街头唱白帝城托孤的老艺人将不复存在，代之以一座座三峡新城。
遗憾吗？有那么一点儿。我记得有位作家感慨过：不庸回避，在这里我们却遇到了一个美学上的麻烦，某种感人的朴野的震憾与深厚的诗意似乎注定要与现代相睽离。我想，卖栀子花村姑的吆喝，船老大汗渍的竹篙，纤夫的情歌，巴山夜雨的烛光，恐怕都只能出现在诗词中，回忆中，留给过去时代的三峡小城了。不然，为什么再也听不到李白吟唱的两岸猿声呢？是谁说过，梦里猿声长？
话又说回来，我们也不应该伤感，没有时间叹息，不必那么惆怅。这毕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驿站，是哲学意义上的一个过程。只是，怎样才能将三峡小城传统的文化精华与现代的物质文明相互融合呢？恐怕这也不仅是三峡小城现代化建设中一个极有意义的课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