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车沿百里洲７４公里长堤跑了一圈后，我就渴望见到一个人，渴望看到他的样子和听到他的声音。这个人竟然活了几百年，还将继续活下去，且他的音容相貌依然是这样清晰可辨。这种生命现象令我苦苦思索，并追逐人生的终极意义。当然这是来自我生命深处的感觉，而对我的子孙们来说，它只是一个人和一条堤的故事。
我是第二次踏上百里洲的土地。１９９８年特大洪水来临时，我在百里洲呆过一天，曾经目睹抱着孩子牵着牛羊乘轮渡迁徙对岸的难民们。那时江水是浑黄的，大水平堤，坐在堤上就能洗脚，在水中央的百里洲就靠着日夜不断地加固这条长堤而与洪水对峙。如今来这里是２００１年，正当梨花开遍天涯的时节。三月风雨像杨柳嫩芽一样弥漫长江，湿润了田野。我站在堤上，与百里洲静静地对望。
构成百里洲田野的是大片大片金灿灿油菜花和雪海般梨花，与绿油油麦子、豆子和芦苇形成对比，乍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盆景。特别显眼的是围绕百里洲的长堤，仿佛造物主特意为这个盆景系上的一条飘带，你简直会为它的气魄和美丽而瞠目结舌。我想正是因为百里洲人世世代代都与这条长堤共生存同兴衰，因此才有了无数个故事中最动人的一个。
百里洲人由于长江洪水而带来的生存压力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筑堤防洪便成了百里洲的头等大事。最初筑堤，早在明代。到了清康熙年间，百里洲出了一个英雄路飞霄，由他完成了修堤建制的大业。路飞霄这名字很像金庸笔下笑傲江湖的侠客，仿佛他骑着白马穿着黑衣挥着宝剑越过长江朝着百里洲狂奔而来。其实路飞霄只是一介寒士。路飞霄的故事也不是浪漫的武侠小说，而是悲伤的历史，甚至是残酷的令人心里流血的历史。
距今约三百年前，即康熙４３年（公元１７０３年），路飞霄经县令批准领修大堤。他深知这是保洲保民造福子孙的大事，发誓三年不更衣、不剃头、不会友、不回家。三年不修好大堤，他愿以身殉堤。这誓言掷地有声，与古代传说中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精神一脉相承。我想象路飞霄穿着带补钉的蓝布长衫，发须蓬乱，在瑟瑟江风中挨家挨户动员修堤的情景。一个弱小而又贫寒的知识分子，他那瘦弱的肩膀扛得动这方水土吗？
路飞霄一家一家地跪请，一次一次地诉说：“父老乡亲们啊，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有技出技。百里洲筑堤方能安居乐业，此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业啊！”若人不应，他便长跪不起，不吃亦不喝，直到对方响应为止。这情形使我一再想起历史上的武训，武训为兴办义学跪地磕头沿街乞讨，路飞霄为筑堤防洪同样跪破了膝盖，此种忍辱负重之精诚，足足使山河为之动容、天地为之歌泣！
透过风雨，我看见路飞霄提着一面大铜锣，在正月初二纷飞的雪片中，边敲边吆喝：“乡亲们，上堤哪！”从正月初二开工要忙到腊月三十才放工，而路飞霄过年时，依然一个人还在堤上挑土。我看见路飞霄在田财主大门口长跪三天三夜。恳求田财主在堤线过处让地，路飞霄两个膝盖跪得血肉模糊。我看见路飞霄在大堤合拢后，抱着一棵弯脖子柳树热泪纵横，他的样子变得像原始森林的野人。我看见路飞霄弥留之际请求乡亲们把他抬到堤上，他要最后看一眼百里长堤，他的皮肤渐渐变成青铜色，最后变成了一座青铜雕像。
这一切都是从时间深处崛出来的，坚如磐石，宛如长明灯，在漫长无止的岁月里闪闪发光并照亮了后人对岁月的记忆。虽然路飞霄生卒年月无考，无后，但并不妨碍人们几百年来不断地传诵他的故事。还在路飞霄活着时，百里洲人就为他修了一座生祠庙。有一块曾立于生祠庙前的石碑在历代水患中消失，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修建人工河发现碑座，人们重刻石碑，现立于百里闸处。我在这里读到碑上一联，心灵又止不住颤动起来：“身系安危，一洲性命须珍重；事关重大，万姓脂膏莫乱抛。”我于是明白了，一条堤就是一根敏感的神经，一条堤就是一部乡土的历史。一个人因了一条堤而生命不断延续，一条堤因了一个人而生命不断更新。一个人和一条堤，合起来就是一种伟大的人格和精神。
那天．站在堤上，看田野，看沙滩，看长江，看远处的山和近处的楼，看正在加修堤坡的民工，我不禁百感交集，又仿佛看到路飞霄破衣长发缓缓地朝我走来。路飞霄啊，我希望你这样的人永远活着，让美丽的长堤不再有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