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湖湘之行
1876年5月初，杨仁山到了湖南长沙。此次湖湘之行是应曾国藩长子曾纪泽和曹镜初的邀请，协助“传忠书局”和长沙刻经处的有关事务。1872年曾国藩去世，曾纪泽以长子身份，承袭爵位封一等毅勇侯，他将父亲的遗体运回湖南长沙安葬，随后在湖南官书局创办了“传忠书局”，以编校刻印《曾文公全集》为主要工作。传忠书局的内部事务由曹镜初全权负责。曹同时创办了长沙刻经处，现在请已有刻经经验的杨仁山来协助帮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传忠书局聚集了一批湖南的知识精英。这年的二月，湖南名士王恺运应曾纪泽之聘，再次出山，从衡阳来到长沙，入传忠书局，主撰《湘军志》。王于1857年中举，随后结识曾国藩，在曾国藩幕府运筹谋略。他曾向曾国藩提出湘军回师武汉，沿江东下，直取金陵的策略，被曾国藩采纳，受到曾国藩的重视。1859年，王恺运受聘担任朝中权贵肃顺的家庭教师，受到了肃顺的赏识。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他辞职返回故乡，隐居读书，潜心学术研究。现在，他再次出山，在家中已经度过了12年的读书生活。他作为一代经学家，经学学养已经渐趋成熟。他听老友曹镜初介绍杨仁山为当代“佛法第一者也”，就很想结识杨。杨仁山一到长沙，王恺运就到他的住处洪井去拜访。两人相见如故，一谈倾心。第二天，在曹镜初的组织下，传忠书局的工作人员及请来的僧人共18人，相聚曾公祠堂设“净馔作佛会”。自此以后，一代经学家王恺运和一代佛学家杨仁山密切交往，互相拜访、聚谈、畅饮、郊游、填词做诗，几乎每隔一日就要相聚一次。每次他们相聚时，传忠书局中都有多人参加，常常是“登楼久谈，日暝乃去”（见王恺运日记）。一时间，传忠书局内，真可谓群贤毕至，老少咸集，文化的氛围异常浓厚。
杨仁山传第六章两度出使英法后来，王恺运相继受聘为成都尊经书院、长沙思贤讲舍主讲、衡州船山书院山长、江西大学堂总教习。清朝末年，王恺运官至翰林院检讨加侍讲衔。民国初年，他出任中华民国国史馆兼参政之职。其门下弟子遍布天下，其中较著名者，有四川的廖平、杨锐、刘光第，湖南的杨度、释敬安（八指头陀）等。王的著作非常丰富，有《春秋公羊何氏笺》、《古今文尚书笺》、《湘军志》、《湘绮楼日记》、《湘绮楼诗文集》等数十种。
杨仁山在长沙期间，也受到了曾纪泽的热情款待，两人在一起长谈、聚餐达几十次之多，不能谋面时，就以书信代替，通信也达十几封之多。这两位世交之家的子弟，虽然地位相距甚远，但他们之间的感情却非同一般，曾纪泽出生于道光十九年（1839），比杨仁山小两岁。他们在祁门、安庆、南京那些战争的岁月里，或许就已经认识和交往。杨仁山这次湖湘之行，更加深了他们兄弟一般的感情。在长沙期间，杨仁山受曾纪泽的邀请，一同到长沙郊区的伏龙山，察看曾国藩墓地，商量修建墓道、碑亭等事宜。据说，曾国藩在世时，曾交代曾纪泽说，杨仁山是个大有作用的人，一定要好好关照他，要随他意愿叫他做事，不可勉强他。从这些话中也可以看出曾国藩对杨仁山有很深的了解。
曾纪泽对佛学深有研究。这一点可能是受杨仁山的影响。杨仁山到长沙后，他常常与杨仁山在一起探讨佛理，究明深奥。他后来在因杨仁山所请而写的一篇佛教“颂文”中说：“我读华严偈，信入净土门。”表明他也信入净土一门。只不过他作为曾国藩之子，除信佛外，在政治上还有更远大的目标。当时，两次鸦片战争均已发生，国门洞开，列强凌辱，大清国真正到了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惨境。当时，“师夷之长之制夷”，是被王公大臣皆为认可的强国方略。前程无量的曾纪泽在父亲的严厉督导之下，专注西学，苦读英语，最终成为中国最早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的外交家。在长沙期间，曾纪泽应杨仁山的请求，用楷书抄录《梵书唵字跋赞》，并将他所收藏的《苏省舆图》和《地球全图》送给杨仁山。
在长沙期间，杨仁山在曹镜初的陪同下，游览了湖南的名山——南岳衡山。杨仁山性喜山林，每到一处，遇有名山大川，皆要前往游览。这次也不例外，他们登上了衡山的最高峰祝融峰。祝融是传说中的古代火神，祝融峰有望日台、望月台、祝融墓等景观。
杨仁山此次湖南之行，历时八个月。这么长的时间已不算短。在此期间，他完成了曾纪泽和曹镜初交给他的所有工作，对他个人来说，获益丰厚。他在与传忠书局中一批知识精英、特别是与王恺运这样的大名士的交往中，开阔了学术眼光。他与曾纪泽之间的感情更加深厚。这将改变他今后一段时间中的人生轨迹。在他离开长沙之时，曹镜初、王恺运、陈松生、余佐卿等传忠书局中的一批人士举行盛大的宴会，为他送行。在频频的举杯之中，他结束了这次难忘的湖湘之行。
二、随曾纪泽出使英法
一年多时间后，1878年8月25日，曾纪泽被大清国任命为出使英、法两国的钦差大臣。曾奉旨以后，到总理衙门咨询如何组团出使。按当时的出使章程规定，他可随带参赞、领事、翻译、随员、供事、武弁、学生诸名。曾纪泽对如何组团，小心谨慎，颇费心机。因为他想到，与洋人打交道，事关重大，不可乱用多人。当时能懂外交又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实在难找。当时他在日记中写道：“诚实可信而又通晓洋务者，实难其选，一人偕往，岁费且数千金，如其不能得力，非仅虚糜款项，更恐贻误事机。”他慎之又慎，几经斟酌，最后决定只将“性情温厚，诚笃不苟而遇事留心者带之”。经选择，他确定与他同往英、法两国的共有二等参赞曾纪泽、三等参赞各1名，英文翻译2名，法文翻译1名，医官1名，随员4名，供事2名，武弁4人，学生3人。
杨仁山被曾纪泽选为赴欧四位随员之一。这除了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外，杨仁山算得上一个“性情温厚、诚笃不苟而遇事留心”的人，是被曾纪泽选中的主要因素。曾纪泽确定人选后，向杨仁山发函邀请。杨仁山接函后却颇费踌躇。以两人的交情，他无法拒绝这样的差委。考虑再三，他还是答应了，条件是：“只做事，不做官。”曾纪泽当然答应这个条件。不过，杨仁山答应出使，也有自己内心的打算，这就是到欧洲去了解佛学传播和发展的情况。西方学术发达，一些日本学人都在英国学习梵文和经典，他为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到欧洲去了解佛学传播、发展情况？在使团成员中还有杨仁山的两位熟人，也是他的老朋友，就是在湖南认识的陈松生和余佐卿。他们是曾纪泽的二妹婿和三妹婿。使团中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他作为参赞跟随曾纪泽出使英法。
10月份，杨仁山带着长子杨自新到达上海与曾纪泽会合。出使人员都在上海集中等船出发。他们在上海待了一个多月，船才起航。在这期间，他特意去拜见了原来就熟悉的日本僧人松木白华，向他了解日本学人在英国留学的情况。松木白华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要他到英国后，先找到末松谦澄，其他人就都可以联系上了。
1878年11月22日，农历十一月二十八日，曾纪泽一行于上海吴淞口乘坐“阿马松”号起航出海前往法国。十多日后，他们到达越南西贡，杨仁山陪同曾纪泽一行上岸，并参加了越南总督署的举行宴会。三日后，他们到达新加坡。当日大雨。他们在新加坡停留了一日，到法国领事馆签证。晚上，曾纪泽与杨仁山、陈松生等人游新加坡的街市。英商和华商各为一市。英人休息较早，大多关闭店门，而华人贸易正在喧闹之间，商市、廊宇、会馆、酒楼、戏台等等，无不具备。
初赴英法时的杨仁山经过四十多日的航行后，“阿马松”号于12月31日抵达法国港口马赛。中国使团在此休整数日后，到达巴黎。使团一行到勒立色宫，向法国国王伯理玺天德递交国书，受到了法国国王的隆重接待。二十多日后，他们于1879年正月初四又抵达英国，向英国国王递交国书。杨仁山四年海外的外交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出国之前，杨仁山就将家中一切事情安排妥当。他写信给在天津做事的弟弟杨文润（字琴轩），叫他回来管理刻经处。出国时，杨文润还未到南京。所以杨仁山一到法国，就写信回家，询问刻经处的情况，并交代近来需要办的事情。
杨仁山把在海外生活的空余时间主要都用于校点经书，研究佛学，从而带动了身边的人对佛学的浓厚兴趣。杨仁山初到法国，家中便将新刻完成的《极乐世界图》寄给他，请他审核确定。这幅精美的佛教绘画自1873年雕刻印刷后，5年之间，流布2000余幅。5年之后，版渐消磨，杨仁山聘请画师进行修改。如何修改？用杨仁山的话说就是：“转方广为圆融，现毫端之宝刹，大含细入，隐显交参，以重重无尽之心，写无尽重重之境。”修改的绘像脱稿后，重新刻版。雕刻之时，杨仁山已赴英法。现在收到家信和新印出的雕像校样，他非常高兴，立即请曾纪泽为之撰《极乐世界图颂》，并用楷书写成，一并寄回国，刻在图的上方。曾纪泽所撰颂文如下：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我读华严偈，信入净土门，由诸佛净愿，成就妙庄严。净愿如虚空，不拒种种相，无边功德水，涌现宝莲华。一华一众生，具有如来藏，宝池及宝树，围绕宝栏楯，层层妙楼台，充满虚空界。或沐香水流，或享上妙味，或跗坐经行，或诵经听法，或衣裓盛华，供养十方佛。或上善同会，毕入菩提场，众鸟共天乐，畅发和雅音，从闻入修思，一念总超越。况乃无量寿，安坐宝华台，慈云覆人天，诸根普一雨，闻法得解脱，直至次补处。如斯利益事，思议何可穷？亦如彼画师，一心所转变，不离毫端量，观此宝王居，非我复非渠，一即遍一切，画与能画人，毕竟了无有。愿见者闻者，如我所发心，凭此一念功，自致不退转，何论万亿程，当处悉具足。
从这篇颂文中，我们完全可以了解曾纪泽在佛学上所具有的造诣。他是净土宗的一个虔诚的信众。他对佛典中所描述的西天净土极乐世界极为熟悉，持有“愿见者闻者，如我所发心，凭此一念功，自致不退转”的净土信念。
目前，这块刻有颂文的佛像雕版保存完好，珍藏于金陵刻经处展览室的玻璃柜中。
三、结识南条文雄
曾纪泽兼使两国，只能将所带的人分成两班，一半驻英国，一半驻法国，而他自己则奔走于两国之间。杨仁山作为随员，又是与曾纪泽关系最密切的人，时时跟随曾纪泽，一会儿在英国，一会儿在法国。所以他直到第二年（1879）的南条文雄夏天，才在伦敦找到在英国的日本僧人末松谦澄。杨仁山带着松木白华的介绍信去拜访了末松谦澄，杨仁山在与之晤谈中，得知日本两位年轻而颇负名望的僧侣南条文雄和笠原研寿正在牛津大学师从麦克斯穆勒博士专修梵文，便决定要与他们相识。但是，牛津大学在伦敦的郊区，路途较远，行动不便，而杨仁山不日就要起程赴法国，只得修书一封，向早他两年到达英国的日本学者请教有关问题。
南条文雄是日本净土真宗大谷派的僧侣，出生于1849年，比杨仁山要小12岁，早年在日本高仓学寮修学，1876年与笠原研寿从横滨到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学习梵文。他留英九年，于1884年5月回国。后来，他成为日本近代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
杨仁山在给南条文雄的信中说：弟潜心佛教的净土宗，已有十多年，现在来到英国，心愿以佛之遗教，阐扬于欧西各国，但苦于言语不通，无从启发。你们在英国待的时间较久，对此地了解较多，这里有对净土极乐世界坚信不疑的人吗？他们所诵读的梵文是否是三藏教典？目前，大乘经论流传印度的还有哪几部？这些问题都祈盼笠原与南条能一一回答，同时并请他们将印度梵文谱写一纸，以英文配其音，以汉文注其法，让他对梵文也能略知大概。
寄出这封信后，杨仁山即赴巴黎。一个多月后，他回到伦敦，收到了南条文雄的回信。南条的回信热情洋溢，他告诉杨仁山，今天的欧洲各国学术进步，熟读梵文三藏教典、从事于梵文学习和翻译的人数不少。至于本地人是否相信佛教，他则不甚了解。现在英国人所用的三藏教典与中国古代鸠摩罗什、玄奘等人翻译的原本是一样的。大乘经论在印度的东北尼波罗尚有流传，数量也颇多……他对杨仁山所提出的问题都一一做了回答，并应杨仁山的要求，寄来印度字母字音表和文法书，并抄录一纸回答如何注音的问题，供杨仁山参考。
杨仁山与南条的友谊于此开始。杨仁山跟随曾纪泽奔走两国之间，居无定所；而南条则学业紧张，也难有时间前往伦敦与杨仁山见面。两人就于书信往返和互赠书籍中加深友谊，有时在信中附上近照，权当面谒。杨仁山在信中对南条说：“弟闻法以来，世业多而学力浅。大乘之机，启自马鸣；净土之缘，因于莲池。学华严则遵循方山，参祖印则景仰高峰。他如明之憨山，亦素所钦佩者也……弟近日以念佛往生为正宗，以弘法度生为助缘，既无专师，但求不背经而已。承赐《大云请雨经》梵文，实深感谢。”这些话道出了他本人学佛的经历及自己在佛教上的志向。
杨仁山虽然比南条大12岁，但他每次致信南条都以学弟的身份自谦。他不懂梵文和英文，只有请教这位年轻热情的老师。他们都是东方人，日本的文化和佛教直接传承自中国的汉唐时代。二人对东方佛教历史的了解，使他们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南条给杨仁山的复信，最长的近两千余字。南条在这些长信中，谈到了梵文的文法和古代发音。他在信中说：“夫声音以代文字，以传其教书，则声学之不可不讲也必矣”，所以佛典应声而译。南条对印度古代声学谈得很详细。在唐宋以后的数百年中，中国的佛教学者已没有人知道这些学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