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数不胜数，他们的是非成败虽然都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他们的故事在今天还被人们讲述着，历史人物的人生经历、人生哲理和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开阔的视野，他们的故事也是一种个人与历史、个人与他们当时所处社会环境的一种博弈。他们的做法有些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有些是我们应该丢弃的。
（第一节）原则第一
齐桓公
春秋时期，齐国国君齐襄公被杀。襄公有两个兄弟，一个叫公子纠，当时在鲁国（都城在今山东曲阜）；一个叫公子小白，当时在莒（j麓）国（都城在今树东莒县）。两个人身边都有个师傅，公子纠的师傅叫管仲，公子小白的师傅叫鲍叔牙。两个公子听到齐襄公被杀的消息，都急着要回齐国争夺君位。在公子小白回齐国的路上，管仲早就派好人马拦截他。管仲拈弓搭箭，对准小白射去，只见小白大叫一声，倒在车里。
管仲以为小白已经死了，就不慌不忙护送公子纠回到齐国去。
怎知公子小白是诈死，等到公子纠和管仲进入齐国国境，小白和鲍叔牙早已抄小道抢先回到了国都临淄，小白当上了齐国国君，即齐桓公。齐桓公即位以后，即发令要杀公子纠，并把管仲送回齐国办罪。管仲被关在囚车里送到齐国。鲍叔牙立即向齐桓公推荐管仲。齐桓公气愤地说：“管仲拿箭射我，要我的命，我还能用他吗？”鲍叔牙说：“那回他是公子纠的师傅，他用箭射您，正是他对公子纠的忠心。论本领，他比我强得多。主公如果要干一番大事业，管仲可是个好人才。”
齐桓公也是个豁达大度的人，听了鲍叔牙的话，不但没有办管仲的罪，而且还立即任命他为相，让他管理国政。
管仲帮着齐桓公整顿内政，开发资源，大开铁矿，制造农具，后来齐国就越来越富强了。
人与人之间进行相处的时候，是很难避免不会发生什么冲撞的，比如说人的过节、恩怨等。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能够忘记过去，不计前嫌。其实这也是正确的博弈思想，如果管理者和下属之前闹了一点别扭，就寻机报仇，给下属穿小鞋，你这样做虽说是惩罚了下属。但也给自己制造不必要的麻烦。
齐恒公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像他那样，大胆地起用“仇人”，结果“仇人”还帮他缔造了盛世的江山。一个人，特别是一个管理者，只要能够做到像齐桓公那样不计个人恩怨，那么就一定能为企业的发展制造一个又一个的契机。因为如果企业的管理者不计前嫌。不断地鼓励自己不喜欢的人，这样便可以显示出这名管理、领导者用人方面的“度量”，同时还可以稳定内部员工的“心”。
作为管理者，不但要用有过之人，甚至有仇之人也是可以用的。作为管理者必须坚持任人唯贤，重用人才，只有这样才能创大业。所以，管理者在用人的时候一定要做到这一点：“是人才就不要避亲与仇。”
在用人上，“不看跟自己是亲人还是仇人，而看他的做事本领；不看资历看能力，不看文凭看水平。”这样的用人标准充分调动了人才的积极性，给人才创造了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被重用的人能放开手脚努力工作，一时因为能力上差一点没有被重用的也毫无怨言。对脱颖而出的人才，管理者就应该立即提拔，委以重任。“既是人才，就应该提拔到合适的位置上进行重用，否则就是对人才的浪费，也就是对企业的犯罪。”
用人要敢于“破天机”。破天机也就是“破格”。破格用人也就是一方面要敢于破习俗，用那些与自己有过矛盾、甚至反对过自己的人，并且是的确有才干的人；而另一方面就是要敢于破常规之格，就是重用有才能、有前途的人，突破“资历”、“学历”
等一些有碍于用人的常规。北宋大清官包拯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常格不破，大才难得。”只有敢于破格用人，才能达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目的。对于自己的亲族和朋友也是同样，只要他本人有这个能力，就应该用。相反，无论如何也不能用，尤其是不能主用。
勾践委曲求全
吴国跟附近的越国素来不和。吴国和越国发生了一场大战。
结果越国大败。于是勾践就到吴王营里去求和。
勾践到了吴国。夫差让他们夫妇俩住在阖闾的大坟旁边一间石屋里，叫勾践给他喂马。范蠡跟着做奴仆的工作。夫差每次坐车出去，勾践就给他拉马。
有一次，夫差染病。太医都查不出具体是什么病。范蠡知道是寻常疾病，不久就能够治愈，便与勾践商定一个计策，让他去尝粪便卜疾，好取悦于夫差。
勾践求见吴王，并探视他的病情。勾践伸手蘸起夫差的一滴大便，放在口里咂了咂，大声祝贺说：“大王所患的病，近期便可痊愈。”
夫差询问其原因，勾践依照范蠡所嘱咐的说：“臣曾跟入学过医术。只要亲尝一下病人的粪便，便可知生死寿夭，大王粪便味酸而苦，与谷味相同，由此可知道大王之病不必忧。”
夫差听其言、见其行，心里非常高兴，立即下令：勾践夫妇搬出石室，可住附近民房，仍然养马。
不久，夫差痊愈。正如范蠡所预料的那样，吴王决定释放勾践回国。并命人在文台置办酒席，隆重地欢送勾践还越。伍子胥大怒，对夫差说：“勾践尝大王粪便，是吃大王之心。”夫差不听，照样释放勾践回国。
勾践在吴国时刻不忘国耻，夜里睡在柴草上，每天必尝一口苦胆，以此进行激励自己。同时，他派人秘密同国内取得联系。
遥控指挥着国内的各项事宜。就这样，经过几年的励精图治，越国终于又恢复了元气，实力大增。
公元前482年，夫差亲自带领大军北上，与晋国争夺诸侯盟主，越王勾践趁吴国精兵在外，突然袭击，一举打败吴兵，杀了太子友。夫差听到这个消息后，急忙带兵回国，并派人向勾践求和。勾践估计一下子灭不了吴国，就同意了。公元前473年，勾践第二次亲自带兵攻打吴国。这时的吴国已经是强弩之末，根本抵挡不住越国军队，屡战屡败。最后，夫差又派人向勾践求和，范蠡坚决主张要灭掉吴国。夫差见求和不成，才后悔没有听伍子胥的忠告，非常羞愧，就拔剑自杀了。
聪明才智之士，只有能上能下，能进能退，委曲求全，才能图东山再起。
看了这则小故事就应该明白这一点，临时受的委屈是为了以后的更进一步的前进，这就是委曲求全，生活都是这样的，既有机遇和挑战。同时还处处都布满了陷阱，在生活之中没有一个人会是一帆风顺的，所以只有拥有一种对抗困难的韧劲，才会有更好的承受能力。
虽然以前失败了，但是不要为过去的失败而扼腕叹息、更不能死钻牛角尖，一时的委屈是为了今后更强的伸张。有的时候，一味的勇往直前并不见得是一件什么好事。在必要的时候委屈是必不可缺的，总不能一味的锋芒毕露。因此有时委曲求全倒是为图大事的一种必要的策略。总不能一直想着该怎样继续往前冲，必要的时候应该思考一下怎样后撤一步。不管是进还是退，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以后的前进。
唐太宗——用人原则
唐太宗做了23年皇帝，在位时间不算长，但是他所做出的业绩却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才使唐朝在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而唐太宗之所以能够取得比较可观的政绩，是与他用人的原则有一定的关系的，像任用魏征。
魏征，字玄成，馆陶人。他是初唐时期着名的政治家，唐太宗的重要谏臣。隋末，他曾当道士，又参与农民起义。李唐王朝建立之后，他追随太子李建成。
“玄武门之变”后，又以真言不屈为唐太宗赏识。
在和唐太宗相处的过程中，他始终能够抗颜直谏，纠正了唐太宗的许多错误。比如，魏征提醒唐太宗，要正确处理自己和被统治者——人民群众的关系。他说，老百姓好像水，皇帝好像船，水既可以载船运行，也可以使船覆没，沉入水底。到了人民要抛弃你的时候，你即使以威怒恐吓、严刑镇压也没有用，为了改善封建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魏征向唐太宗李世民提出“十思”。诸如希望李世民要限制人人的私欲，使人民安居乐业；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要限制自己的享乐而勤于政；要广泛听取下层的批评建议而抵制小人的谗言；要严格谬赏与滥罚。
李世民并未去过泰山，但在他执政期间却时刻挂念着泰山，经常议论到泰山封禅的事，比较重要的有三次：贞观初年、贞观十五年和贞观二十一年。其中，贞观十五年已正式决定封禅泰山，不过。李世民一行行至洛阳之时，突然发生了意外的变故，封禅泰山的行动也不得不停止。
李世民和他的大臣们第一次议论封禅泰山的事情，大约在贞观五六年。
许多大臣怂恿李世民封禅，以取悦于李世民的虚荣心。有一次，李世民对魏征反对封禅十分恼火，以咄咄逼人的口气责问魏征，他说：
“我想去泰山封禅，你却极力反对。难道是因为我的功劳还不够大吗？道德还不够高尚吗？四境的少数民族还不臣服吗？吉祥的征兆定期没有出现吗？年成没有丰收吗？为什么不能去封禅呢？”
魏征便也据理力争，慷慨陈词：
“皇上的功劳固然很高了，但人民尚未感受到您的恩惠：皇上的德望固然够厚重了，但恩泽尚未广播；中原大地虽然平安了，但尚没有财力以供皇帝兴办封禅大典：边远的少数民族虽然羡慕唐朝而内附，但朝廷尚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表示吉祥的征兆虽然时有出现，但法网依然严密；虽然连年丰收，但是粮仓并不丰实。据此，我个人以为暂还不能去泰山封禅。我不能作深的比喻，就以人打比喻吧。假定现在有一个人生了十年痨病，经过治疗将要好了，也不过是副皮包骨头而已。这样的人，你想让他背负一石米，每天行一百里路，一定办不到。隋朝大乱，不止十年；皇上算是良医，消除了隋朝的病苦。天下虽然已经安定，但国家尚未富强，此时要告成功于天地，我表示怀疑。况且皇帝陛下要东到泰山去封禅，天下万国都要派使者来，四海之内，无不奔走。
现在，从河南洛阳以东，直到泰山和东海之滨，荒原巨泽，茫茫千里，断绝炊烟。鸡犬不闻，道路破败，进退艰难，怎么能引导四境的少数民族和平友好的使者到那里去，向他们展示我们自己的虚弱呢？耗费了许多财物，而不能满足远方客人的愿望；免除老百姓的赋税。而不能偿还老百姓的劳苦，假如再有水旱之灾，风雨之变，遭到人们的反对，后悔就来不及了！哪里是我魏征一个人反对呢！普天下的老百姓可都是这样想的啊！”
唐太宗毕竟是封建独裁者中间比较杰出的人物，还比较能自我克制。魏征的谏词，得到了他的采纳和嘉奖。
魏征努力一生以提高封建统治者的个人品格来振兴封建政权，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由于唐太宗本人头脑清醒，也的确取得了良好的结果。魏征死后，李世民万分悲伤，号令众大臣把魏征的话写在记事牌上，向魏征学习，多多提意见，以期有补于国家政事。
唐太宗也非常重视各个官吏的个人品质，尤其是地方官吏的选拔更为严格。他认为地方官是代表国家直接管理百姓的，他们的素质高低关系到百姓对国家的态度。他下令，县令由京城五品以上的官吏推荐，而刺史则由他亲手选派。为了选好刺史，唐太宗下了很大的工夫，他将全国刺史的名字等情况让人写在了自己寝室中的屏风上面，根据各方面的信息及时地记录他们的功过，作为以后考核的重要参考。另外，地方官还要在每年的年终进京述职，其政绩则由吏部全权考核，最后根据平定的等级来决定升级或降级。
除了以上的这些措施之外，唐太宗还沿用了在隋朝便开始实行的科举考试制度，这使选官的途径增多了，选择的范围也扩大了，为一般的读书之人提供了更多的、良好的机会，比原来的推荐制度更有它的合理性。有一次，唐太宗看着众多新考中的人，高兴地说，天下的良才都来为我服务来啦。科举考试分两种，一是常举，定期举行，一是制举，由皇帝决定临时举行，考中后，原来有官职的人便可以升官，原来没有官职的由吏部考核之后再授子宫职。
唐太宗在用人方面颇有特色，他能知人善任，做到人尽其才，而且是充分发挥其长处。历史上有名的房玄龄、杜如晦就是典型，他们不善于断案和处理杂务，但却善于谋划和决定国家大事，所以用为宰相，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而戴胄则相反，他不通经史，但做事正直，所以让他做大理寺少卿，负责审理案件，结果他办事异常干练，案子从不积压，深得唐太宗赏识。
有了公正严明的选官标准，加上君臣的共同努力，使贞观时期出现了众多贤良有才干的名臣。在公元643年，唐太宗让画师在凌烟阁画了24名功臣的画像，这就是贞观时期的杰出大臣，其中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长孙无忌、魏征、房玄龄和杜如晦，还有尉迟敬德、柴绍、李靖、秦叔宝等，连一些有名的画家和书法家也榜上有名，如阎立本、欧阳询。这些名臣共同促成了贞观之治，也共同促进了盛唐的文化发展。
唐太宗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尊崇，是和他用人不拘一格，和他善于纳谏的过人气度分不开的。历史上的皇帝大可有两种，一种是暴君，另一种就是像李世民这样的明君。从暴君和明君的区别之中我们可以看出，两者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暴君不懂得用贤才，而明君在启用贤才的时候可以做到不拘一格。从博弈的观点来分析就可以看出，像李世民这样的明君做法不但可以取得更多人的信任，而且还能使自己的美名垂千古。
刘邦识人与项羽夫人
秦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纷起，逐鹿中原，其中最主要的有两雄，即项羽和刘邦。本来，项羽从哪个方面较之刘邦，都处于绝对优势，结果竟是刘邦战胜了项羽，胜利还乡，高唱《大风歌》；而项羽则兵败乌江，被围垓下，至死不知自己为什么死？还大吹什么，“力拔山兮气盖世”。更说：“此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也。”那么，本来是项强刘弱，最后是刘胜项败，在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很简单：刘邦有自知之明，知人之明；而项羽则既无自知之明，也没有知人之明。
先说刘邦的高明，有一天刘邦正在军营中洗脚，军士传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