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昆阳之战后，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分裂，刘秀的哥哥刘便被杀。因为刘秀兄弟的威名日盛，这就遭到另一派起义军将领的嫉妒，加上刘秀的哥哥当初曾反对立刘玄为帝，正好借此进谗。后来这些将领借机杀了刘秀的哥哥。刘秀当时正在父城，听到哥哥被杀，十分悲痛，大哭了一场，立即动身来到宛城，见了刘玄，并不多说话，只讲自己的过失。回到住处，逢人吊问，也绝口不提哥哥被杀的事。既不穿孝，也照常吃饭，与平时一样，毫无改变。刘玄见他如此，反觉得有些惭愧，从此更加信任刘秀，并拜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
其实刘秀因为兄长被杀而万分悲痛，此后数年想起此事还经常流泪叹息。但他知道当时尚无力与平林、新市两股起义军的力量抗衡，所以隐忍不发。但刘秀的内心世界还是被一个人看破了，这就是冯异。冯异是刘秀攻打父城时抓到的俘虏，原来是王莽的郡掾。尽管刘秀在攻打父城中多次因冯异固守而没有如愿，但当他听说冯异很有才能时，还是以热情的态度召见了冯异，并把他留在身边，作为谋士。冯异见刘秀在极度悲痛中强行压抑着自己的感情，也知道他这样做的原因，就劝刘秀找机会自立旗帜，与刘玄分庭抗礼。
义军攻下洛阳后，刘玄想迁都洛阳，命令刘秀为司隶校尉，先到洛阳整修官府。刘秀于是设置属吏，用正式的公文通知所属郡县，处理政务完全按照汉的旧制。从此，百姓都归服于刘秀。
更始政权把京都搬到洛阳后，任命刘秀为代理大司马，北渡黄河，到河北去安抚慰问。汉更始元年（23年）十月，刘秀奉旨渡过黄河，抵达河北，终于脱离了牢笼，开始独立地发展自己的势力。进入河北后，刘秀对所经过的郡县，公正审理诉讼刑狱，恢复汉朝制度。刘秀每到一处，都引起官民的一片欢腾。
刘秀进入河北，来到邺城（今河南临漳），遇到了不远千里、一路追赶而来的邓禹。邓禹是南阳新野人，刘秀在长安游学时的同学。当听到刘秀巡行河北时，邓禹一路尾随而来。刘秀在他乡遇到老同学，高兴异常，便开玩笑地说：“我现在已经有了封官授爵的权力了，先生这么远前来，是不是想谋取一官半职呢？”邓禹也笑着但是很认真地说：“要我当官，我不愿意，只愿阁下的恩德和威望普照四海，我能作为您的属下尽一尺一寸之力，以使我的声名记载在史册之上。”当天晚上，刘秀和邓禹长谈了一夜，更加坚定了刘秀立足河北、统一全国、匡复高祖之业的决心。
汉更始元年（23年）十二月，邯郸人王郎在邯郸称帝，占据了河北的大部分地区。王郎发布檄文：捉到刘秀的，封十万户。在公元23年年底到公元24年年初的这段时间里，刘秀一直处在王郎的追击下，疲于奔命，几次陷入绝境。
但最后，更始二年五月，刘秀终于攻占了邯郸，杀死了王郎。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巧妙地运用镇压和怀柔两种手段，消灭了河北地区的数十万义军，基本上控制了河北地区。
河北统一后，刘秀的部下三番五次劝刘秀称帝，但都被刘秀拒绝。
更始三年六月，刘秀找来冯异问起各地的军情。冯异明白刘秀的意思，知道刘秀认为称帝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对刘秀说：“更始帝刘玄必败无疑，宗庙社稷现在全部系在您的身上，希望您能接受大家的建议称帝，匡复汉室。”刘秀于是就在更始三年（25年）六月二十二日即位称帝，改年号为建武，史称光武帝。十月，刘秀率军攻克洛阳，便把洛阳作为都城。
经过多年的韬光养晦，刘秀称帝后，便开始努力统一全国，先后消灭了赤眉军，平定了渔阳的彭宠、秦郡的秦丰、梁地的刘永、齐地的张步、庐江的李宪、天水的隗嚣、巴蜀的公孙述、五厚的卢芳，终于在公元40年重新统一了全国。
4.在博弈场上，失败是平常事
有一句俗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意思是说，大凡成功的人都是经历过无数次失败的，这个就是“橛橛梗梗，所以立功”的原意。后人对曾国藩的评价很高，但被推崇为“中兴第一名臣”、“洋务之父”、“理学大师”的曾国藩同样经历过刻骨铭心的失败。
曾国藩，原名子城，字伯涵，后改名国藩，号涤生，1811年11月26日出生于湖南湘乡县白杨坪的一个地主家庭。他七岁起便在父亲曾麟书执教的私塾中读书，二十岁时外出求学，1833年中秀才，1834年考中举人，会试落榜回乡后，足不出户近一年，发愤苦读史书。1838年初，曾国藩再次进京赶考，中第三十八名进士，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1840年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检讨；1847年升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后任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从1838年中进士算起，十年中，曾国藩连跃十级，从七品升到了正二品。但在曾国藩前期的军事生涯中，最令他没齿不忘的，却是令他迫不得已投水自尽的靖港战败。
1854年2月，新组建的湘军从太平军手里夺得了岳州，但不久太平军不仅夺回岳州，而且乘胜追击，夺得了距离省城长沙城南仅仅五十公里的靖港、和距离长沙城西南仅仅九十公里的湘潭。湘勇经岳州、宁乡两次挫败后，阵亡七八百人，又淘汰千余人，加上林源恩所带一营远在平江驻防，留在省城及其附近的兵士不多。“闻吹角及星光，皆自惊。”情势之危急已经到了大白天也城门关闭、孤立无援的状态。这时，曾国藩以为数不多的练勇对付强大的太平军，不能同时兼顾靖港、湘潭两处，那么首先攻打哪里，就成了摆在曾国藩面前的问题。4月21日，曾国藩聚众商议，有人建议先打靖港的太平军大营，曾国藩也觉得，先攻湘潭有退避的嫌疑，而且他多次接到出省援鄂的上谕，也觉得如果能败靖港太平军，便可沿江北上。但是幕僚中的多数人却认为，湘潭是大商埠，军需所资全在那里，应该先夺取湘潭；况且，如果攻打靖港不成再退回长沙，便是置自己于死地。几经磋商，曾国藩终于下决心先攻打湘潭。但当天晚上，曾国藩误信假情报，却又改变计划率军向靖港进发。4月28日，湘军船队刚接近太平军军营，就被密集的炮火轰击，风大水急中，湘军水师乱成一团，兵败如山倒。曾国藩眼看着局势不能控制，悲愤悔恨交加，一时万念俱灰，跳入了湘江，被人救起后，还狠命挣扎，破口大骂救他上船的人。幸好幕府章寿麟哄骗他“湘潭战事胜利，特来报捷”。才好歹把他湿漉漉地拖回了长沙。
曾国藩原本就被湖南官场所不容，只因见湘军初具规模，湖南官场才稍稍接纳，后来见曾国藩靖港之战如此惨败，便纷纷起来对他加以指责。那段时间，即使是他平时的旧友故交，也纷纷离他而去，如郭嵩焘、刘菩、冯树堂等人，都可谓曾国藩平时披肝沥胆的朋友，但一时都或为避嫌疑、或托有事而远离曾国藩。湖南布政使徐有壬闻报后更是惊恐不已，彻夜不眠，第二天即会同按察使陶恩培一起给巡抚骆秉章发文，要求弹劾曾国藩，并罢湘勇。面对如此绝境，曾国藩生不如死。
而此时惟有左宗棠前往劝说曾国藩。据左宗棠的《铜官感旧图序》载，左宗棠是在曾国藩返回长沙郊区的第二天早晨去见曾国藩的，左宗棠称他“缒城而出，省公（指曾国藩）舟中，则气息仅属。责公事尚可为，速死非议，公瞑目不语”。左宗棠的坦诚相劝，让曾国藩有勇气直面困境。只因为这次失败给他心理上造成的影响太大，所以后来曾国藩一直都非常感激左宗棠，并写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雌，守其雄”的联语，请左宗棠为他篆书。所以，尽管后来曾左交恶，曾国藩却始终顾及旧情，以至于时人相传：“曾国藩心中时刻有左宗棠，而左宗棠心目中从来没有曾国藩！”
而曾国藩对左宗棠的这种态度，愈发证明了他对靖港战败之事的耿耿于怀。不过，曾国藩此后的经历却告诉我们，博弈场上失败是平常的事情，关键在于一定要对自己的目标坚定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