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爱人深者求贤急，乐得贤者养人厚。国将霸者士皆归，邦将亡者贤先避。地薄者大物不产，水浅者大鱼不游。树秃者大禽不栖，林疏者大兽不居。山峭者崩，泽满者溢。
——《安礼章第六》
【解读】
只有深切爱惜人才的人，才会急切地寻求贤人；只有求得贤人以后感到高兴的人，才会给他以优厚的待遇。如果侯国将要称霸，那么天下有才德的人都会前往；国家将要灭亡，贤人就会纷纷预先逃跑。如果土地贫瘠，就长不出粗大的植物；如果水不深，就游不动大鱼；如果树光秃秃的，就栖息不了大鸟；如果林子稀疏，就住不下大兽。山太高要崩塌，泽太满水要外流。
【博弈之道】
求贤养人，当有容人之器。无器，容不了人、成不了事。东汉时候，“大树将军”冯异治军有方、作战勇敢，屡建奇功，位列刘秀的“云台二十八将”；蜀汉时，诸葛亮七擒孟获，获得了南中地区二十多年的安定局面，直到他去世，南中地区都再没有发生反叛事件。因此说，一个人不能只爱自己，应该等到贤人到来并爱惜对方；人不能只供养自己，应该等待贤人到来并供养他。“国将霸者士皆归”，换言之，贤明的人，有才德的人看不到“国将霸”的希望，就不会“归”，就会选择远离，也就是“邦将亡者贤先避”。而“地薄者大物不产，水浅者大鱼不游，树秃者大禽不栖，林疏者大兽不居”这四种现象，说明的是：人如果言行肤浅，就没有道德；国家如果贫弱，就养不住忠良。“山峭者崩，泽满者溢”想告诉人们的却是：人不能贪高求满。
2.养：让人才留在身边的方法
战国时期，魏文侯曾问相国李悝，如何才能招募更多有才华的人到魏国来。李悝没有直接回答魏文侯的问题，反问道：“主公，您看以前传下来的世卿世禄制怎么样？”魏文侯说：“其中弊病很多，需要改变。”李悝点点头，说：“这个制度不变，就不可能吸引真正的有才能的人到魏国来，国家便治理不好。”所谓“世卿世禄”制，就是贵族的封爵和优厚俸禄代代相传，父死子继，即使儿子没有什么本领、对国家没有什么贡献，也同样继承父亲的封爵和俸禄，拥有贵族的种种特权。而一些真正有才干的人，因为不是贵族弟子，便被这种制度卡住了，得不到应有的地位。李悝把这个问题分析给魏文侯听，得到魏文侯的赞赏后，建议说：“我们一定要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对于无功劳又作威作福的贵族，果断地扯掉他们的俸禄，拿去招聘人才，这样四面八方的能人贤士就会到魏国来了。”魏文侯依计而行，果然把魏国建设成了当时最强盛的国家。
可见，但凡谋事，必先谋人，因为事在人为。世上怕的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不能正确招纳和使用人才。只有那些善于发现人才、又善于任用人才的人，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比如汉高祖刘邦，就把自己的成功完全归结于用人得当，即位之初，便立即着手安抚百姓、分封有功之臣。所以说，谋人是为了用人，而用人就必须厚养——高官厚禄为养、放权使能为养、恩义聚人也是养。用而不养，养而不厚，必然上下离心。
说起“谋人”，刘备在多次失败之后“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的故事，是最广为人知的了。
公元201年，在曹操逼迫下，刘备逃往荆州投靠刘表。刘备自镇压黄巾起义以来，曾先后依附多人，深感自己力量单薄，迫切需要人才。在公元207年，他加快了寻访人才的步伐。
刘备拜访了当时名气很大的学者颍川司马徽，请求司马徽推荐人才。司马徽向刘备推荐说：“我们这里的俊杰就是卧龙凤雏。”刘备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司马徽告诉他：“卧龙凤雏即诸葛亮和庞统也。”没多久，名士徐庶到新野帮助刘备策划军事，也向刘备推荐诸葛亮，他说：“我朋友诸葛亮，人称卧龙，是罕见的人才，将军不想见他吗？”刘备表示很想见，并希望徐庶带诸葛亮来。徐庶则说：“像诸葛亮这样的人才，只能您去见他，不能随便召他来见您！”
本来，刘备认为徐庶已经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了，想不到徐庶如此推崇诸葛亮，这才知道诸葛亮更是人才。于是，公元207年冬天，刘备冒着严寒，三次从新野到隆中去拜访诸葛亮，前两次都没有见到，直到第三次，才得以相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顾茅庐”的故事。
初次相见，刘备就十分诚恳地向诸葛亮求教安定天下的大计，诸葛亮便答以著名的《隆中对》。
在《隆中对》中，诸葛亮首先明确了天下几大势力集团，然后又对各支力量进行了具体分析。
刘备听了诸葛亮透彻的分析后，极为敬佩，于是极力恳请诸葛亮出山，帮助他完成大业。诸葛亮见刘备礼贤下士、心胸开阔、抱负远大，正是自己想要辅佐的人，就答应了刘备的请求，从此成了刘备最得力的助手。
因为《三国演义》在民间的广泛传播，“三顾茅庐”的故事流传很广。不过，说起“谋人”，还有很多人做得比刘备更好，比如清太祖努尔哈赤便是其中的一位。清太祖努尔哈赤是清王朝事业的奠基人。他以十三副遗甲起兵，经过数十年的艰苦创业，终于使满族发展成为能与明朝抗衡的一股力量。这当中固然有许多原因，而努尔哈赤长于广揽人才，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万历十二年九月，努尔哈赤攻打翁科洛城，翁科洛有一位守城勇士鄂尔果尼藏在暗处向努尔哈赤施放冷箭。努尔哈赤躲闪不及，被射伤了以后，拔出带血的箭，继续指挥战斗。这时，又有一个叫罗科的守城战士借烟雾的掩护，到努尔哈赤近处，一箭射中其脖颈，虽然未中要害，但箭卷如双钩，拔出之后，“血涌如注”，“血肉并落”。努尔哈赤顿时昏死过去。攻城部队只好撤退。努尔哈赤伤愈之后，再次率兵攻陷了翁科洛城，并生擒了上次射伤他的鄂尔果尼和罗科。众人愤怒地要将二人乱箭穿胸处死，可是，努尔哈赤显得十分冷静，对众人说：“两敌交锋，志在取胜。彼为其主乃射我，今为我用，不又为我射敌耶？如此勇敢之人，若临阵死于锋镝，犹将惜之，奈何以射我故而杀之乎？”然后，亲自为二人解绑，并好言安慰。鄂尔果尼和罗科被这一举动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当即表示愿意归顺努尔哈赤，并为其效力。后来，鄂尔果尼和罗科英勇作战，为努尔哈赤的统一事业立下汗马功劳。
和父亲一样，清太宗皇太极也是一位爱惜将才的马上帝王。
皇太极为了招降明朝著名将领祖大寿，派人先将祖大寿的妻子儿子接到清营，百般体贴照顾。当时，祖大寿统兵驻守大凌河城（今辽宁锦县西南），皇太极围城百余天，派明朝降将张弘漠等人前去劝降祖大寿。祖大寿因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决定诈降清军。皇太极表示：“凡大凌河所降明朝将士、官吏、城民，（清军）不得杀戮，有违此盟者，天必谴之。”为使祖大寿能同妻子团聚，皇太极让他率二十余人返回锦州城，但祖大寿又率明军与皇太极兵戎相见。即使这样，皇太极依然对祖大寿的家人以礼相待，并致书祖大寿说：“至于去留，终不相强。将军虽屡与我兵相角，为将固应尔。朕绝不以此介意。将军勿自疑。”直至1640年，皇太极指挥清军击败增援锦州城的明军，又招降了洪承畴，祖大寿无计可施，只好献城降清。皇太极大喜过望，立即召见祖大寿，抚慰他说：“你违约于我，是为了你的明主，为了你的妻子和宗室。我经常和内院诸臣谈起，祖大寿必不能死，以后再降，我也绝不加诛。往事已毕，今后能竭力相助就行了。”并令祖大寿隶属正黄旗，授总兵职。此后，祖大寿忠心侍清，成为皇太极手下一员猛将。由于他熟知明朝军事，对皇太极入关灭明统一全国，贡献颇多。
由于满族人口不多，为了入关打败人口众多的汉族人，就需要吸纳更多的降将，所以，皇太极自天命十一年（1626年）即位后金汗之后，就特别善待降将并常常委以重任。他把这个问题看成是打败明朝，实现统一大业的重要手段。天聪七年（1633年），参将孔有德、耿仲明率官兵数千人自山东登州航海来降。此后又有广鹿岛副将尚可喜、石城岛总兵沈志祥等带领大批官兵、人口来降。皇太极封孔有德为都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其他各官也视功劳分别封赏，并赐赏大量珍宝财物。孔、耿、尚部来降，不仅给后金带来巨大的政治影响，使后金在同明朝进行改朝换代的斗争中打开了更广阔的道路，而且使后金社会内部发生了新变化。清太宗下令孔、耿所部帅旗用皂（黑色），后又规定孔、耿与八个和硕贝勒同列一班，并为之营建府第。崇德元年（1636年）封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而孔、耿与尚独立分管两支由汉人组成的部队，获得类同八旗主一样的权利。孔、耿、尚的来归成为太宗编制汉军旗的开始，使清军的实力大大增强，为清朝的统一全国建立了汗马功劳。
皇太极为了完成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实施了各种善待降将、委以重任的政策厚养人才，使得皇太极身旁有着一支精悍的汉将队伍，这样，既解决了清军军事将才缺乏的问题，又削弱和瓦解了明军，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最后得以入主中原，一统天下。
3.观察时势是博弈者的基本素质
孔子曾说，“君子不履险地”，有智慧有道德的人，首先要回避动荡不安的时代，其次要远离祸乱危险的地域，再次要避开色情的诱惑，最后是回避流言四起的场所。圣贤之士，善于观察时势，当一个国家出现衰败迹象时，他们就会远离险地，不使自己身处困境。因为此时，即使才德超群，也无施展之地，唯有小人可以当道。所以，无大器，留不住大才，有识之士应该正确判断自己所处的环境，更好地选择自己的去向，比如孔子离开鲁国，就是因为他明白这个道理。
孔子不仅博闻多识，而且毕生致力于研究为政和为人之道。他主张“学而优则仕”，希望依靠自己的广博学识走上从政道路。然而，仕途的大门却迟迟没有向他敞开，直到年过半百之后，他才获得了从政的机会。
孔子由于对鲁国大夫季氏专权感到不满，逃到齐国，曾一度得到齐景公的垂青。齐景公向他询问治国之道，孔子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君臣父子都应该依照传统的礼制和道德规范行事，不可越轨。然而孔子的才华遭到齐国大臣的忌妒，不仅执政大臣晏婴不赞同他的政治主张，其他大臣甚至也想谋害孔子。孔子得不到齐景公的重用，只好告辞了。
孔子在齐国住了两年光景，三十一岁时，返回鲁国。因为对国内政局混乱不满，他对当官采取回避态度，一心继续私人讲学，希望通过教书育人，对政治施加影响。
公元前502年，孔子由于拒绝叛臣阳虎的拉拢，取得了国君鲁定公和执政大臣季恒子的信任。第二年，五十一岁的孔子被任命为“中都宰”，也就是中都地方的长官。他干得很出色，一年之后，被提升为“司空”，也就是主管建筑与道路等事务的长官；不久又升为“司寇”，即掌管司法兼理外交事务的长官。
公元前500年，齐鲁两国在夹谷会盟。在举行会盟仪式时，齐国妄图侮辱鲁国，奏起了边疆地区的音乐，还让侏儒和小丑上台耍笑逗乐。孔子识破了齐国的险恶用心，义正词严地以当时通行的礼法责备对方，并把小丑和侏儒处以腰斩的酷刑，保全了鲁国的尊严，使齐国的阴谋没有得逞。这次外交胜利提高了鲁国的地位，孔子的政治声誉也因而鹊起。
公元前498年，孔子建议鲁定公下令拆除叔孙氏、季孙氏和孟孙氏三家的城墙，打击割据势力。
孔子参政以后，鲁国的政治大有起色，这可吓坏了相邻的齐国。齐国怕鲁国重用孔子后国力强大得难以控制，于是想方设法从内部搞破坏。他们知道鲁定公和季恒子都是好色之徒，便施展美人计，给鲁国送来了八十名美女、三十辆华丽的马车。鲁定公和季恒子从此便沉湎于酒色，再也不过问政事了。
孔子感到自己不能继续施展政治抱负，再留下来也没有什么意义，于是辞职离开了鲁国，开始周游列国。
说起“观察时势”，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发生在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之间的经典博弈案例。
吴国和越国都是春秋时代江浙一带的诸侯小国，两地紧紧相邻，因彼此都想消灭对方，故而成了宿敌。勾践三年，两国交战，吴王夫差的力量明显胜过越王勾践。勾践的数万部队被吴王夫差消灭，最后只剩下五千人，被吴王夫差的大部队围困在会稽。勾践被迫求和，到吴国去服侍吴王。然而，没顶之灾与奇耻大辱并没有泯灭勾践东山再起的雄心壮志。如果此时勾践变得心灰意冷，那他在历史上的英明也就无从谈起了。
勾践夫妇来到了姑苏，吴王夫差就让他们住在阖闾坟墓旁边的一间石头屋子里，为吴王养马。夫差每次乘车出去，也总是让勾践给他拉马。堂堂一国之君的勾践，在吴国所受的耻辱，那是可想而知的。
有一次，勾践听说夫差病了，就说要来看望他。夫差听到勾践这样惦记自己，就答应了他。勾践进了勾践的房间时，正赶上夫差要大便，勾践就迅速过去搀扶。夫差叫勾践出去，勾践说：“父亲有病，做儿子的应当服侍，大王有病，做臣子的也应该服侍。再说，我还有点小经验，看看大王拉的屎，就知道大王的病是轻还是重。”夫差被说得心花怒放，就没有退却勾践的盛情。夫差拉完屎，勾践扶着他上床躺好后，又去掀开马桶盖看了看，嗅嗅气味，并亲口尝尝味道，然后向夫差磕头说：“恭喜大王！大王的病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再过几天，就完全康复了。”夫差问他：“你怎么知道的？”勾践说：“刚才我尝了大王粪便的味道，又苦又涩，知道那是肚里的毒气散发出来的原因。毒气散完，病自然很快就好。”
由于勾践处处小心服侍吴王，所以三年之后深受感动的夫差大动恻隐之心，将之放回了越国。
勾践回到国都会稽后，不近女色，不观歌舞，爱抚群臣，教养百姓。靠自己耕种吃饭，靠妻子织布穿衣，不吃山珍海味，不穿绫罗绸缎。为了不忘国耻，他每天都不睡龙床锦被，而是睡在铺满柴草的木板上；还在自己的座位头上悬挂一枚苦胆，无论坐卧或是饮食，他都先行尝尝胆的苦味，问自己说：“你忘记了会稽之耻吗？”过了二十二年“卧薪尝胆”非人所能的忍耐日子后，越国的国力军力终于强壮起来，越王终于“坚忍”成事，一举攻下吴国，成为春秋时有名的霸王。夫差哭泣求降，乞求越王勾践效仿当年，接受他的投降求和。但此时的勾践相当清楚一个人在忍耐中所爆发出来的力量是无穷的，所以，坚决不接受投降。夫差羞愧难当，于是向天长啸，拔剑自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