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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大智若愚,难得糊涂(1)

大智果能若愚,不但自己可以减少许多烦恼,社会也可以少生许多扰乱。大愚偏要若智,不但使社会日趋扰乱,自己也不能幸得安宁。

——陈望道

大智若愚的处世风范,匿锐示弱的博大胸襟,定会令你在现实生活中游刃有余。

——范晔

学会适时怯愚

智和愚对人一生命运的影响极大。“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这是苏轼的观点。他在《贺欧阳少师致任启》中说“力辞于未及之年,退托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我们可以理解为对于那些不情愿去做的事,可以以智回避之,本来有大勇,却装出怯懦的样子,本来很聪敏,却装出很愚拙的样子,如此可以保全自己的人格,同时也不做随波逐流之事。真正的大智大勇者未必要大肆张扬,徒有其表,而要看其实力。李贽也有类似的观点,“盖众川合流,务欲以成其大;土石并砌,务以实其坚。是故大智若愚焉耳”。百川合流,而成其大,土石并砌,以实其坚,这才是大智若愚。

中国古代有很多大智若愚者。

宋代宰相韩琦以品性端庄着称,遵循着得饶人处且饶人的生活准则,从来不曾因为有胆量而被人称许过,可是在下面两件事上的神通广大,实在是没有第二个人,这才是“真人不露相”的注脚。对于这样的老好人谁会防范呢?

当宋英宗刚死的时候,朝臣急忙召太子进宫,太子还没到,英宗的手又动了一下,宰相曾公亮吓了一跳,急忙告诉韩琦,想停下来不再去召太子进宫。韩琦拒绝说:“先帝要是再活过来,就是一位太上皇。”韩琦越发催促人们召太子,从而避免了权力之争。

担任入内都知职务的任守忠很奸邪,反复无常,秘密探听东西宫的情况,在皇帝和太后间进行离间。有一天韩琦出了一道空头敕书,参政欧阳修已经签了字,参政赵概感到很为难,不知怎么办才好,欧阳修说:“只要写出来,韩公一定有自己的说法。”韩琦坐在政事堂,用未经中书省而直接下达的文书把任守忠传来,让他站在庭中,指责他说:“你的罪过应当判死刑,现在贬官为蕲州团练副使,由蕲州安置。”韩琦拿出了空头敕书填写上,派使臣当天就把任守忠押走了。

要是换上另外的爱耍弄权术的人,任守忠会轻易就范吗?显然不会,因为他也相信一贯诚实的韩琦的说法,不会怀疑其中有诈。这样,韩琦轻易除去了蠹虫,而仍然不失忠厚。

大智若愚,即小事愚,大事明。这是一种很高的修养。愚,并非自我欺骗或自我麻醉,而是有意糊涂。由聪明而转糊涂,由糊涂而转聪明,则必左右逢源,不为烦恼所扰,不为人事所累,这样人生一定幸福、快乐。

中国古代的道家和儒家都主张“大智若愚”,而且要“守愚”。“守”者即修行,亦即功夫。理上之悟,是一悟,已近“愚”之境界;事上之悟,事事悟,时时醒,持守如一,乃一大智者。大智者,愚之极至也。大愚者,智之其反也。外智而内愚,实愚也;外愚而内智,大智也。外智者,工于计巧,惯于矫饰,常好张扬,事事计较,精明干练,吃不得半点儿亏。内智者,外为糊涂之状,不善斤斤计较,事事算大不算小,达观、大度、不抱小节。愚智之别,实为内外之别,虚实之分。《论语·为政》中讲孔子的弟子颜回会“守愚”,深得其师的喜爱。他表面上唯唯诺诺,迷迷糊糊,其实他在用心,所以课后他总能把先生的教导清楚而有条理地讲出来,可见若愚并非真愚,大智若愚的人给人的印象是:虚怀若谷,宽厚敦和,不露锋芒,甚至有点木讷。

明代时,况钟最初以小吏的低微身份追随尚书吕震左右。况钟虽是小吏,但头脑精明,办事忠诚。吕震十分欣赏他的才能,推荐他当主管,升郎中,最后出任苏州知府。

初到苏州,况钟假装对政务一窍不通,凡事问这问那。府里的小吏们怀抱公文,个个围着况钟转悠,请他批示。况钟佯装不知,瞻前顾后地询问小吏,小吏说可行就批准,小吏说不行就不批准,一切听从部属的安排。这样一来,许多官吏乐得手舞足蹈,个个眉开眼笑,说况钟是个大笨蛋。

过了三天,况钟召集全府上下官员,一改往日温柔愚笨之态,大声责骂道:“你们这些人中,有许多奸佞之徒,某某事可行,他却阻止我去办,某某事不可行,他则怂恿我,以为我是个糊涂虫,耍弄我,实在太可恶了!”况钟下令,将其中的几个小吏捆绑起来一顿狠揍,鞭挞后扔到街上。

此举使余下几个部属胆战心惊,原来知府大人心里明亮着呢!个个一改拖拉、懒散的样子,积极地工作,从此苏州得到大治,百姓安居乐业。

其实在“若愚”的背后,隐含的是真正的大智慧、大聪明。大智若愚,真是一种智慧人生!

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菜根谭》有一句话:“真廉无廉名,立名者正所以为贪;大巧无巧术,用术者乃所以为拙。”意思是说一个真正廉洁的人不与人争名,所以建立不起廉洁之名,那些到处树立声誉的人,正是为了贪图虚名才这样做。一个真正聪明的人不炫耀自己的才华,所以看上去觉得很笨拙,那些卖弄自己聪明智慧的人,正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愚蠢才这样做。《菜根谭》上还有类似的话:“天贤一人,以诲众人之愚,而世反逞所长,以形人之短。”意思也是说上天给予一个人聪明才智,是要让他来教诲众人的愚昧,没想到世间的聪明人却夸耀自己的才华,好来暴露别人的短处。

爱美是人的天性,同理好名也是人的天性。但是好名必须凭真本领,如果为了博取人们的歌功颂德而不择手段来欺世盗名,虽然可炫耀一时,却欺骗不了历史。

袒露之心如一封摊开在众人面前的信。胸中要有潜藏隐秘的城府:巨大的空间和微小的沟壑均可让重要事沉淀深藏。含蓄来自于自我控制,能够缄默方为真正的胜利。明慎处世的关键在于内心之平和节制。当有人想摸透你的心思,冒犯你以图控制你,或设置圈套,使最精明的人也泄露秘密,你沉淀深藏的东西便受到威胁。要做之事莫讲出,说出的话莫照作。

有些人在与人交往时,总爱显露自己的才华和能耐,引起人家的注意,博得人家的好感。殊不知,你越是显露自己,越是伤害对方,只会招致对方的嫉妒和打击,导致交际及事业的失败。因而要十分注意藏锋露拙,切勿锋芒毕露。

所谓藏锋露拙,就是要对自己的才华和能耐深藏不露,该装庸的时候要装庸,该装讷的时候要装讷,正如老子告诫孔子:“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尽管你才华横溢,要让人从外表看起来与愚鲁笨拙的普通人毫无差别。

老子曰:“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功;不自矜,故长。”这话的意思是,一个人不自我表现,反而会显得与众不同;不自以为是,反而会超出众人;不自负自夸,反而会不断进步,赢得成功。

所谓锋芒毕露,就是毫无顾忌地把才干完全显露在别人面前。一个人有一定的才干本是好事,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只要显露得适时适处,也会得到人家的器重,是有施展天地的。但是如果锋芒太露,在言语上,便要得罪人,在行动上,便要惹人妒忌,一定会遭到别人的嫉恨和非议,甚至引来杀身之祸。《庄子》有一句名言:“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说明有一定才干而又锋芒毕露的人,虽容易受到器重和擢用,但也容易遭人嫉妒和暗算。在历史上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隋代,有个名叫薛道衡的人,从小智慧聪颖,才华过人,13岁时便能讲解《左氏春秋》,并有独到之见。隋高祖十分器重他,擢任他为内史侍郎。大业五年,已即位的隋炀帝,召见薛道衡,薛道衡踌躇满志,为显露自己的才华,作了一篇《高祖颂》呈给炀帝。隋炀帝本是个自认才高而傲视天下的人,看了薛道衡的《高祖颂》故意贬低说:“这只不过词藻华丽而已。”只任了他个司隶大夫之职。御史大夫当然也怕薛道衡的官位超越自己,遂谄媚炀帝,诬奏薛道衡藐视圣旨,看不起君王。于是,隋炀帝便降旨将薛道衡处以绞刑。

薛道衡实在死得冤枉。他的死实际上是锋芒毕露所致。

薛道衡之死,值得世人在社会应酬时汲取教训。历史上那些藏锋露拙、懂得自我保护的名人也不少。如南朝的王僧虔,善写隶书,远近驰名,人家称他的隶书超过了铁画银钩的王羲之。当时,宋孝武帝的字也写得不错,想以书法名震天下,自然不喜欢别人超过他。王僧虔当然知道生命攸关,平常总故意把宇写得很差,不敢露出自己的真本领,因而相安无事。

可见,一个人无论是初涉世事,还是小有名气,切勿锋芒毕露,以免引起别人的非议,遭致无法挽回的恶果。有才干的人只有在合适的时机施展,并且要尽量不招人忌妒,才算是真正有才干。

伟大的导师传授其精妙玄微之术时,其传授之法亦往往精妙玄微。深藏你的拿手绝技,你才可永为人师。因此你演示妙术时,必须讲究策略,不可把你的看家本领都通盘托出,这样你才可长享盛名,使别人永远唯你是依。在指导或帮助那些有求于你的人时。你应激发他们对你的崇拜心理,要点点滴滴地展示你的造诣。含蓄节制乃生存与制胜的法宝,在重要事情上尤其如此。

等待时机,蓄势而发

古语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有人说,曾国藩能够成功的最大原因是深谙藏锋的道理,何尝不是这样呢?

梁启超先生说曾国藩“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当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自己也说“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他处”。又说:“吾乎生短于才,爱者或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

难道他真是一个钝拙愚柔短才的人吗?实在说起来,这又不尽然了。曾国藩一生大智若愚,才智超群,实是百年难遇的将帅之才,何以他反自称无才呢?这不过是他的一种谦德。因为才是靠不住的,如果恃才傲物,就容易泛滥横流,近乎小人了。这完全都是勉人为学的意思。他在家信中对子弟的贤否,也有六分天生、四分家教的话。何以又这样重视天命天才呢?好像是他的一种矛盾思想,其实不然,这正是中庸相反相成的道理。所谓“天定胜人,人定胜天,”“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不是一样的道理吗?倘不明乎此,则读曾国藩的书籍,直如隔靴搔痒,处处都觉得矛盾了。譬如他自称愚柔,而致九弟书云:“古来豪杰,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弟能夺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销损,此是过人之处,更宜从此加功!”

这能说他没有大才吗?他的祖父告诉他说:“你的官是做不尽的,你的才是好的,满招损,谦受益,你若不傲,更好了。”可见曾国藩只是在不做上做工夫,颇有大智若愚之意。

不但才与学相济的道理是如此,志气方面,屈伸行藏,也是一样的。曾国藩在初入北京会试的时候,就抱有澄清天下之志。如乙未岁暮杂感诗道:

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

湖上三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

竟将云梦吞如芥,求信君山划不平。

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蓬瀛。

为臧为否两蹉跎,搔首乾坤踏踏歌。

万事拼同骈拇视,浮生无奈茧丝多。

频年踪迹随波谲,大半光阴被墨磨。

匣里龙泉吟不住,问予何日斫蛟鼍。

在诗里可以看出他的志向来,一个25岁的青年,就有气吞云梦、铲平君山的豪情,可见,曾国藩不仅才高八斗,更重要的是他能将才气内敛,这才是他真正高明之处。

屈是为了伸,藏锋本是蓄志。不屈难以伸展,不藏锋志从何来?曾国藩的“藏锋”表现在他与君与僚属的共同处事上,这种藏锋来自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体认,来自一种儒释道文化的综合。

一般谈曾国藩的思想往往只谈他所受到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作为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全面研究过的人,曾国藩对道家文化也情有所钟,尤其是在他晚年。他终身都喜读《老子》,对受道家文化影响很深的苏轼钦佩不已,而且周敦颐和朱熹也是儒道兼通的人物。在政治上、为人上,曾国藩是一个儒家;在军事上,在养生上,曾国藩又是一个道家。

曾国藩认为,人单有志不行,还要修炼自己,蓄势而发。此间最重要的是戒傲气、少言实干。他在写给九弟的信中说:自古以来讲凶德致败的道理大约有两条,一是长傲,二是多言。丹朱不肖,曰傲、曰嚣讼,就是多言。历代公卿,败家丧命,也多是因为这两条。我一生非常固执,很高傲,虽不多言,但笔下却近乎嚣讼。安静下来自我反省,我所以处处不顺,其根源也是这两条。温弟性格与我相似,而说话更为尖刻。凡是傲气凌人,不一定是用言语表现,也有以神气凌人的,也有以面色凌人的。温弟神气有英发之姿,而面色时有蛮狠之象,最容易厉气凌人。心中不能有事,有事必然表现出来,从门第来说,我的声望大减,恐怕要使子弟受连累,从才识来说,近来军中锻炼出来的人才很多,弟等也没什么过人之处,这些都不可依仗。只应该抑制自己,讲忠信,讲礼义,这样可以弥补过失,整顿风气。否则大家都讨厌你,鄙视你。沅弟处世躬谨,很是稳妥。温弟却是谈笑讥讽,既要强克老手,就不免带有旧习气。不可不猛省!不可不痛改!听说在县城时,经常随意嘲讽,应迅速改正。我在军中多年,怎么会没有一点可取呢?就是因为“傲”字,百无一成。所以我谆谆教导各位兄弟引以为戒。

曾国藩藏锋的典型事例很多,同治三年天京攻破,红旗报捷,他让官文列于捷疏之首,即有谦让之意,尤其是裁撤湘军,留存淮军,意义极为明显。不裁湘军,恐权高震主,危及身家,如裁淮军,手中不操锋刃,则任人宰割,因此他叫李鸿章按淮军不动,从自己处开刀。

曾国藩藏锋的“龙蛇伸屈之道”,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生存之道。实际上藏锋露拙与锋芒毕露,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处世方式。锋芒引申为人显露在外表的才干。有才干本是好事,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在恰当的场合显露出来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带刺的玫瑰最容易伤人,也会刺伤自己。露才一定要适时、适地。时时处处才华毕现只会招致嫉恨和打击,导致做人及事业的失败,不是智者的所作所为。有志于做大事业的人,可能自认为才分很高,但切记要含而不露,该装傻的时候一定要装得彻底,有了这把保护伞,何愁事业不成功?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猪养壮了,必定是挨一刀的结局;人出名了,必会招人侧目而视,是惹祸的根由。那么,欲名而又好喜,岂非自揽世人的怨毒吗?所以,善于处世的人应该懂得在名利两字上适可而止,有所节制。

从古至今,恃才傲物,目空一切,骄傲自大之人,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反之,谦虚内敛,等待时机,蓄势而发之人,往往取得大成功。

特立独行有火候

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者,都具有与众不同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可以表现在一个人的生理素质和心理素质上,也可以表现在一个人的社会阅历和人际关系上。与众不同的特殊性是一个人走向成功和自由的基础。人必须植根于自己的特殊性,忽视自己的特殊性或者故意抹杀自己的个性,是永远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和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