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友谊加深于一次长跑测验。大学的时候要考很变态的2000米，每次我跑的时候，老师都不忍心地扭过头去，争取不看我的惨象，怕忍不住哭出来。老朱则恰恰相反，这样一条大汉，平时在足球场上犹如穿花蝴蝶一样随心所欲，真是不可思议。2000米对于这样的人来讲，连热身都算不上。我现在还记得，每年冬天，下午没课的时候，外面彤云密布，我们都龟缩在宿舍里，此时，门“砰”地被踢开，一条热气腾腾的大汉裹着凛冽的北风冲了进来。只见他浑身冒着白气，活像刚跟人家比拼完内力。该人进屋之后的通常动作是一边哼着歌，一边脱下汗气熏天的球衣，告诉大家他要去洗他的“战袍”，所谓战袍其实就是后面绣着××中学的一件破T恤——这是当年他们的校服。据他自己说，这样的“战袍”他有4件，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捡来这么多的破烂。
接着说我们跑步，他明明已经很轻松地跑完了，但是看到我的惨象，竟然重新下场，陪着我跑完了全场。这个举动让我感动得不行，当时就认定这个人够爷们，是个好朋友。后来遇到很多事情，觉得无论选择朋友还是爱人，都可以用一个标准来衡量：你可以想象自己身陷绝境，令人绝望的危险，然后客观评价一下该人是否会舍弃已经获得的生机而转回身来救你。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证明这个人是你可以托付身心之人。老朱即是此种人。
此后的数年，我们都是最要好的朋友，中间也有过一段真空，乃是因为该人后来知慕少艾，色心大发，追到了我们系的学习委员。那个时候两个人不顾早晚天色，整天都黏在一起，不太有时间理我了。后来该学习委员修成正果，成为了朱太太，现在已经成为让人又敬又畏的女博士。这就是后话了。
大三的时候我不怎么住校了，在忙着自己第二个专业，无边的考试。老朱则决定要考本校的研究生。他的备考状态曾经让我非常震惊，那是一种很忘我的投入。我曾到图书馆去看望他，看到他那样的状态，就知道他一定可以考上。后来他果然很顺利考上了研究生，据说数学和英语都考了很变态的90多分。这是当时离我距离最近的一位牛人。
记得看过一本书，好像叫作《题王许威武》，是一篇很老的小说了，里面作者提到成功的人分为三种：第一种天纵奇才，根本不需要努力，靠天分就可以很成功，比如达·芬奇和爱因斯坦；第二种天赋不行，但是超级努力，也能获得成功，比如大侠郭靖；第三种天赋很好，而且努力，将来的成就真是不可限量。老朱就是第三种。
研究生期间，我曾把老朱介绍到我供职的企业兼职，做得也非常不错。他还起了个神气的英文名字叫作“Ben”，可是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可能忘了自己姓什么，造成的后果就是，当时他的leader（领导）养成了一个坏毛病，一叫到他就狂笑不止，很多次都差点笑死。这让老朱很郁闷，后来把这个喜剧色彩很浓的名字改掉了。
前几日我见到了目前供职于某银行总行的老朱，暮色中高大的身影一如往昔，不过满脸的风霜，倦意很浓。想来老朱的工作很有挑战性。我们那天聊了很多，觉得虽经年未见，但熟悉的感觉仍一如往昔。我们坐在校园里的红房子吃饭，那时的阳光很纯，照得清冷的校园暖暖的。在午后的阳光中，他很豪爽地把一桌子菜都吃完，然后大喝一声：“阿姨！再来一碗饭！”
少爷
少爷不姓少，但是很多人都叫他少爷，这个“爷”字读上声，就像我们叫张爷、李爷一样，不是老爷的儿子那个“少爷”，也不是“少爷羔子”那个“少爷”。
我们有很远的亲戚关系，但是这重关系好像中国和日本——有关系，但是远得要翻历史书——所以原来彼此并不认识。后来成了朋友，才又攀上了亲戚。每次少爷出言不逊，我都斜着眼睛看看他，很轻蔑地说，不要忘记，我可是你大舅哥，没大没小的东西。
毕业之后我们同时进了事务所。少爷也是绝顶聪明之人——绝顶聪明之人大都不认为别人也同样聪明，所以当时我们的关系并不太近，只是点头之交。
后来一次机会，我俩一起出了一趟差，在一个房间里住了一周，然后被分在了两个小组，分住在一个城市的两端。周末休息的时候，我把他约出来，去逛当地的图书批发市场（这个习惯从此一直相随，我每到一个城市，总喜欢到当地的图书批发市场转一转，买几本书带回去）。那次我们各买了一箱子的书，商量了一下，只好跑到邮局先把书寄回家，结果邮费远远大于减下去的折扣——我们名为审计师，却连这笔账也没算清楚。
吃饭是少爷请的客。我们在著名的回民街一个小馆儿坐了下来，几十个肉串，一壶浊酒，喝得非常尽兴。彼此都说了很多肝胆相照的话，我们发现彼此臭味相投，对于某些问题的看法也惊人相似。我历来评价一顿饭是否成功，从不看吃的内容，而是若干年后，我是否还能想起当时吃饭的场景。就像那个冬天的午后，那条脏脏的小巷，周围淳朴的面孔，稠酒和着桂花的芳香。
后来我还多次去过那座大城，每次经过高大的城墙，看着在阳光之下高墙投下的灰灰的影子，我都情不自禁想起少爷和我说过的那些肺腑之言。
那顿饭吃完回去之后我们的距离近了很多，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但是不久之后少爷就离开了事务所。这一度使我怅然若失，以为从此该相忘于江湖了，心中很是难过。
不料世上之事，到处皆是峰回路转，等我跳槽到另一家公司的时候，蓦然回首，竟然惊喜地发现少爷也在此处。当时的少爷刚刚经历过人生的一次大苦痛，修炼得心如止水，见到我只是淡淡一笑，看上去很有点得道的模样。还好时间是疗伤的良药，慢慢地少爷又恢复了原来的痞子相，每每斜着眼睛，朝我努努嘴，招呼我去抽烟。
那段时光充满了快乐，我们供职的那家公司院落宽大，吃过了午饭，我们会选择绕着宽大的院落散步。那时也是冬日，中午是一天里最好的时候，懒懒的阳光照得人睡意连连。那时的我们常有发不完的牢骚——我遇到了生命里第一个很变态的leader（关于此人我后面还有专文介绍）。
而少爷当时的工作也不顺心，主要是工作的内容无聊至极——我甚至觉得，他是在和自己过不去，专门找了一个羞辱自己智慧的工作。很多时候，当我看到少爷瘦小的身子在我前方吃力地蹒跚，就知道此时他的胸前一定平端着满满一箱发票。他的工作就是把这一箱hardcopy（纸质版）的发票在这一天之中变成softcopy（电子版）。
冬天之后，我获得了一个生命中很重要的机会，要到北京去了。那个时候少爷身体遇到了大不适，不得不病休了。还记得就是在我拿到offer的那一天，在空荡荡的楼道里，他把我叫出来，淡淡地微笑着说，我倒大霉了。说话的时候，他的神态非常轻松，好像在说别人的事情。不知怎的，这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每次回想起来，心中都会有一种莫名的伤感。少爷年龄比我小，但是开始领略人生苦乐却比我早。后来的日子里，当我也领略到人生的大苦痛时，常常会想到一个瘦小的身影和他淡淡的笑容。
后来，我虽然离开了家乡，但还和少爷保持着不错的联系。每次回来，只要有点时间，都会把他约出来聚一聚。虽然每次都是我约，但是他都会早到。常常见到的一幅场景，就是他懒懒地斜倚在某个建筑物的一角，坏坏地冲我微笑，我常笑说他看上去活像一个卖黄碟的。我们常常会选一个小小的馆子，喝很便宜的酒，聊聊最近自己觉得好笑的事情，让自己和对方都快乐一下。少爷和我见面的时候不太说什么伤感凝重的话，每句玩笑你都可以理解为戏谑，但是我则往往理解为一种彻悟——生活的本质不应该是无边的伤痛，应该是了解了这些伤痛之后的有所领悟。
每次分别的时候，我都喜欢远远地看着他越走越远，直到转过街角不见了。前不久少爷把自己的手机铃声换成了《大话西游》的主题歌《一生所爱》，那苍凉的吟唱听起来很像他给我的感觉，每次看着他瘦瘦的身影越走越远，我总会想起这首歌。觉得他很像是那个寂寞离去的行者，经历过大悲痛，领略过大风霜，内心修炼得很强大，可以微笑着，淡然地面对人生了。
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耳边就回荡着这首歌，透过忧郁的旋律，少爷一如既往，斜斜地靠着街角，嘴角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
霍师傅
写下本文题目的时候，我正坐在回天津的火车上。车上人不多，外面是清冷的冬日，但是太阳不错，隔着车窗也照得人暖洋洋的。这个时候，我喜欢眯起眼睛，看着窗外飞速远去的树木，随便地想想某一个人。
霍师傅就是我回忆的那个人，也是我一会儿下了火车就能见到的一个人。一般情况下，如果我回天津，都会事先给他打个电话，他也一定会推掉所有的预约，连生意也不做了，开着他的红色夏利出租车来接我。一会儿车到站我走出污浊拥挤的火车站，定定神，呼吸一口新鲜空气，透过摩肩接踵的人群，就能看见霍师傅憨憨的笑容。
我和霍师傅的交情和我的工龄一样长，我的家人和很多朋友都曾经问过我，这一老一少是怎样保持这份忘年的友情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很困惑。我们相差20多岁，人生轨迹、遭遇经历简直天壤之别。每次喝酒聊天，都没有特别固定的话题，谈的都是家长里短的闲话。后来使劲想想，也许，聚在一起时的那份自然和放松，是我很想得到的东西吧。
认识霍师傅是还在D记的时候。很偶然的机会，出去做客户的时候坐了霍师傅的车。当时霍师傅开的那辆红色夏利还很新，车厢里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还有一股浓烈的香味。后来看见霍师傅常常往车厢里狂喷空气清新剂。有一次喷得过多，差点把我活活呛死在车厢里。之后常坐霍师傅的车，每次从客户那里回来，前台那个笑得甜甜的小姑娘一定会问我：“坐的是霍师傅的车吧？”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她开了天眼，可以看到23楼之下的场景，心里很是佩服。后来才明白我的身上也沾了那股浓烈的香味——那个时候少爷常常狐疑地问我，你到底干什么去了？一身杀虫剂的味道。
那是我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冬天，天津冷得出奇。我很荣幸地接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大客户，senior（高级助理，在“四大”，一般是第三年至第五年的员工）跟我说这个项目要做半年之久的时候，我幸福得都快晕倒了。说到这里有个小小的补充，我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反应，乃是因为我们这批孩子被招进来半年之久，却赶上所里的淡季，平日里根本无活可干。那时才知道原来闲着比忙着还累。后来明白康熙皇帝不让水师提督施琅有活干，把老施憋得发疯的玄妙了。施琅受命平定台湾的时候，神勇无比，战无不胜——都是当初没活干给憋出来的。那个时候我们也如在京城赋闲的靖海将军一样憋得难受。如果哪位同年接到了一个活，不管多么微不足道，大家都会又妒又羡地看着他，犀利的目光简直像小李飞刀一样。所以当我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一方面踌躇满志，另一方面差点被几个弟兄群殴致死。
这个项目最终还是没做满半年，但是前三个月我和霍师傅常常并肩战斗，共同度过了一个个很难忘的冬日。彼时我常常需要跑到遥远的开发区，手举着一摞公文，敲开开发区每一个重要部门的大门——接受官员傲慢的盘问和羞辱——拿着盖好章的公文回到办公室。这样的过程常常会耗费一整天的时间。黄昏的时候常常已是彤云密布，寒气逼人。来接我的霍师傅常常变戏法似的拿出一袋热牛奶，逼着我喝掉。这个科技含量很高的动作当时让我啧啧称奇，不知牛奶是怎样变热的。这个时候霍师傅会得意地捋捋头发，点上一支烟，含笑不答。——很有点我佛凡事不可说的意思，神色间仿佛这袋牛奶是他用内力逼热的。后来还是被我知道了，如果你不像我之愚笨，可能已经猜到了，他把牛奶放在了汽车的发动机上。得知谜底之后，我不禁叹服中国人民伟大的创造力。后来看到普华的姐妹们也有相似的灵犀——把小黑的电源当作热宝来温暖冰冷的胃，可见身无彩凤双飞翼，灵犀也能千里通。
当时霍师傅的车里常备一盘磁带——是那种很恶俗的流行歌曲合集，我别无选择，一路之上，无聊之余只好将该磁带翻来覆去地听。到了后来，简直把它当作了背景音乐。我上了霍师傅的车，自然地就摸出那盘磁带，点上一支烟，程序熟练得简直像洗脸刷牙一般。等我离开天津的时候，那盘磁带已经被我听废了。无论是张学友还是林忆莲，唱出来的声音都活像练了葵花宝典。
冬日之后，我迎来了一个重要的机会，离开了给了我很多的D记。新东家坐落于遥远的开发区，上下班皆有班车，平日只须待在办公室里即可，所以慢慢地和霍师傅也疏于联络了。后来有一次上班的时候忽然接到霍师傅的电话，说正好来开发区办事，顺便看看我。我当时非常感动，觉得人情没有我原先想象的那样凉薄。
后来我们恢复了联系，约定的时间通常是周五的晚上，我常会特意换另一条班车的路线赶到市里，霍师傅会在一个固定的地点等我，接上我之后，直奔常去的一家烤串店。店面简陋无比，倒是有个很威武的名字，叫作大牙羊肉串。我不知此名从何而来，曾经仔细观察过老板，觉得店名不太像是他的自我宣传，后来猜测此名可能是在纪念某人。此事一直盘桓心头。
我们常常点一大桌子的肉和酒，然后像绿林好汉一样风卷残云并谈些琐碎的话题。霍师傅很喜欢追忆往事，所以他的身世我简直了如指掌。谈笑间我常常不说话，只是微笑喝酒。霍师傅在别人面前很安静，但在我面前却常常滔滔不绝，这个时候我常常觉得很有趣，只因我在众人面前往往口若悬河，人不多的时候却更喜欢倾听。这样的对比，让我想起曾经听到过一个说法，说其实红尘中的芸芸众生，每个人都可能化身万千。很可能你对面的那个人，不过是你的另一个化身。这个说法听上去神秘而有趣，所以让我很是着迷。我不知道，这个坐在我对面的中年大汉，是不是我万千化身中的一个。
再后来，我来到了北京，我的那个“化身”仍然快乐地开着车，过着平凡的幸福生活。我们不能常常见面，每次相聚却从没产生过距离感。每个春节前后，我都会亲自挑一个平安符，帮霍师傅挂在车前的玻璃上。这个小小的习惯已经保持了四年。我没有法力和神通，但还是希望这个符可以保佑我的化身一年平安。
此时车已到站，外面的空气清澈如雪，阳光令人沉醉。我想我们稍后的午餐一定不错，好得就像这冬日的阳光。
大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