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时代的妇女，还有一种悲惨的遭遇，就是被出或被弃。男子可以三妻四妾，眠花宿柳，却不容女子有半点越轨行为。诚如恩格斯所说：“多妻和偶尔的通奸，则仍然是男子的权利……女性大抵被要求严守贞操。”妻妾要是有通奸之类的“不贞”行为，便被认为是丈夫的大耻辱，即将面临残酷的处罚，甚至被出或被弃。封建的“七出”之条第三规定，丈夫有休弃失节妻子的权力。《简帖僧巧骗黄甫妻》（《喻世明言》卷三十五）通过杨氏的遭遇，既反映了官僚机构的腐朽，又反映了地位低下的妇女生活。如果说本篇中的杨氏是因为丈夫怀疑她的贞节而殴打她、在政权的支持下休弃她的话，那么，《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喻世明言》卷二十七）中的金玉奴则是因为高中之后的丈夫要另攀高门而“被弃”的。虽然作品后半部分描写金玉奴遇救后以官员之女与莫稽重新团圆，但它还是描写了在等级观念浓厚的社会里，下层妇女的悲惨处境。
在封建的男权社会，不仅有夫之妇命运多艰，失去了丈夫的寡妇的命运更为悲惨。《况太守断死孩儿》（《警世通言》卷三十五）就真实地反映了寡妇的悲剧命运。年仅二十三岁的邵氏，深受“一女不更二夫”等传统意识的影响，在丈夫去世后，把苛刻的妇道当成天然的品性，自觉地按照封建社会要求妇女的品德———为夫守节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但在别人的阴谋勾引下，人性的力量使她突破了那种品德的束缚，与仆人私通了。这让流氓无赖抓住了把柄，纠缠不休。恼怒中她杀了破坏她名节的人，引颈自尽，为的是谢我亡夫于地下”。在礼教森严的时代，不知有多少妇女的青春和生命断送在贞节观的屠刀下。
“三言”不仅真实地描写了一般妇女的悲剧命运，而且也描写了生活在封建社会的妓女们的悲苦和艰辛。比起其他妇女来，被生活所迫而沦为妓女的妇女尤为不幸。可以说，她们是妇女中最悲惨的一部分。她们是女人，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女人。“妓女”这个界定把她们的命运推向了悲剧的极端，使她们被视为贱流，被当做商品公开出卖，被那些有权有势的男人肆意欺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玉堂春落难逢夫》（《警世通言》卷二十四）就深刻地反映了杜十娘、莘瑶琴、玉堂春被买卖、被殴打、被欺凌的悲惨遭遇，谴责了不把她们当人看待的鸨母和王孙公子。
《红楼梦》也深刻地描写了封建社会各个阶层妇女被摧残、被毁灭的悲剧命运。曹雪芹在《贾宝玉神游太虚境》一回中，通过“薄命司”的册子和“红楼梦”新曲，预示了小说的主要情节。所谓“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正是在暗示女性的悲剧命运。尽管《红楼梦》中的女性出身、经历、性格各不相同，结局却是同样的悲惨和不幸。《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在某种程度上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缩影，大观园女儿国里命运最悲惨的，首先是那些身居奴仆地位的丫鬟使女。她们既要侍候女主人，受女主人的气，又有可能成为男主人从肉体上进行践踏和蹂躏的对象。在贾府侍候王夫人多年的金钏儿，只因顺着宝玉的话茬儿说了两句话，就被王夫人打了个嘴巴，并立即叫来了金钏的母亲，让把金钏领回去，使金钏含羞忍辱、含冤自尽。光明磊落、“心比天高，身为下贱”的晴雯，生而为奴已是不幸，更不幸的是连做一个清白正直的丫鬟也不可得，反而因模样十分标致，眉眼儿长得像林黛玉，就背上“狐狸精”的恶名，被撵出了大观园，最后含冤而死。迎春丫鬟司棋，不仅情书被抄，而且被几个媳妇当成“罪犯”拉出了大观园。作者围绕金钏、晴雯、司棋等丫鬟的悲剧，写出了荣国府丫鬟的命运和地位，同时还暴露了人情的淡薄冷酷。在大观园里，贵族小姐的命运也是悲剧性的。林黛玉虽是贾母宠爱的贵族小姐，她的命运却非常不幸：父母早亡，寄人篱下。在礼教森严的贾府，她精神上处处受到压抑，深感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孤独苦闷中与宝玉建立了“知己”的爱情，却遭到“金玉之说”的威胁，不能实现。在宝玉与宝钗成婚之夜，黛玉在凄凉冷落的潇湘馆，满怀悲愤，焚掉诗稿，呕血而死。宝钗因家有钱势，“端庄贤淑”，博得贾母和王夫人的喜爱，终于与宝玉结成了“金玉良缘”，但婚后不但没有得到幸福，反而因宝玉出家而守了活寡，成了封建婚姻的牺牲品。元春、迎春、探春、惜春，都是侯门闺秀，但都有自己的不幸。荣为贵妃的元春，死在了“不得见人的去处”；迎春自幼缺少母爱，长大后由父亲做主嫁给了纨绔子弟孙绍祖，被孙绍祖作践折磨而死；探春的不幸是远嫁海隅：
一帆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
惜春的悲剧命运是当了尼姑：
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
《红楼梦》还反映了贵族少妇的不幸命运。凤姐作为贾府管家的孙少奶奶，精明能干，有权有势，但她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没有生儿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个女人如果没生儿子，她的地位就会受到威胁，丈夫就可以纳妾或休妻再娶。而贾琏也正是借口宗祧无继或明或暗地干着淫乱无耻的事情。凤姐没生儿子，又想落个“贤良名儿”，于是她留下平儿做丈夫的妾，以便挡住丈夫再娶的企图，维持自己的地位。不料贾琏竟背着她偷娶了尤二姐为二房，这叫她如何容忍？特别是当她得知尤二姐怀孕的消息后，便设计害死了尤二姐。这不但不能解除无子对她地位的威胁，反而增加了贾琏对她的反感和不满。就是这样一个精明能干的少妇，生前“机关算尽”，也未逃脱“一场欢喜忽悲辛”的命运。最后被丈夫休弃“哭向金陵”。李纨青春丧偶之后，套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清静守节，过着“槁木死灰”一般的生活，虽以自己凄凉悲苦的一生换得了封诰，但却“昏惨惨黄泉路近”。作者对这位以一生的凄清，换取了“虚名儿与后人钦佩”的节妇，表露了沉痛的哀怜之情，实际上也控诉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和摧残。
以上各个阶层女性的悲剧说明，在封建时代，妇女不论处在什么样的地位，她们的命运都是不幸的。虽然这些贵族小姐、少妇、贵妃的悲剧命运与丫环、侍妾们受压迫受摧残的悲剧命运有所不同，但她们都没有逃脱被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及其礼教吞噬的命运。
“三言”与《红楼梦》在同情妇女、反映妇女不幸命运时，倾向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女性的身份、地位有些差异，“三言”主要描写的是中下层女性，《红楼梦》则主要描写上层贵族女性及其周围的丫环、侍妾。而且，《红楼梦》对女性的生活和未来，常常流露出一种非常浓厚的绝望、宿命和虚无的情绪，而“三言”则不全是。“三言”虽然也有一些宿命的描写，但部分作品对女性的生活和未来不像《红楼梦》那样绝望，一些遭遇不幸的女性最后还是得到了比较好的结局。这也许就是“三言”中的有些作品不如《红楼梦》深刻的原因之一吧。
还应指出，“三言”与《红楼梦》都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妇女的生活和命运，它们所称赞、同情的对象，主要也都是年轻女性，尽管它们产生在两个不同的朝代，但是在妇女主题的局限性方面，也存在一些相似之处，这里就不一一尽述了。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发现，《红楼梦》在妇女主题方面，显然受到了“三言”的影响和启发。这种影响，主要反映在二者所共有的，诸如塑造品貌兼优的才女形象和为女子呼吁社会地位，歌颂女性对爱情婚姻的追求，揭露封建社会及其礼教对妇女的压迫等方面。但是《红楼梦》并不是“三言”妇女主题的简单的传递。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各有所长，各有不足。这既与分属相连而有区别的两个不同时代的文化背景有关，也与二者分别出于两个不同的民族作家之手有关，还与冯梦龙、曹雪芹的经历、个性及美学思想关系密切。比较而言，“三言”是以反映新兴市民阶层的要求、愿望出现的，它虽批判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摧残和束缚，但也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的精神风貌和道德观念，给人以希望和鼓励。而《红楼梦》产生在封建末世，是以直接的反封建面目出现的，它主要批判了封建上层社会和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迫，“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基调给人以沉重、悲凉的感觉，这使《红楼梦》成为具有自己特点和社会意义的名著。尽管如此，“三言”与《红楼梦》在妇女主题上的相似之处，不仅反映了“三言”对《红楼梦》的影响，而且也反映了封建礼教占统治地位的男权社会，各民族、各时代的进步文学在妇女主题上存在着一定的趋同性。
【参考文献】
［1］冯梦龙：《智囊·闺智部总叙》，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52页。
［2］冯梦龙：《情史》“情侠类”总评，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32页。
［3］［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35、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