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俊角，我的哥！和块黄泥儿捏咱两个。捏一个儿你，捏一个儿我，捏的来一似活托；捏的不同在床上歇卧。将泥人儿摔破，着水儿重和过，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哥哥身上也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
这些民间文学中所塑造的女性，她们对婚姻、爱情的追求一反传统的腼腆、羞涩、内向，表现得更为执著、泼辣、勇敢，不贪图富贵，爱憎分明。刚强不屈的性格、火辣辣的语言，向往美好爱情生活的愿望以及为之奋斗的行为，无一不渗透在这些女性形象之中，表现了民间女性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追求，呈现出一种刚毅倔强之美。她们的情感深厚而奔放，丰富而细腻，反映了民间女性所具有的一种普遍特征。
作家文学中所描写的女性追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与民间文学又有所不同，它是在古代爱情观的基础上，融入了其他一些有益的成分，使其所描写的爱情、婚姻更趋于完美，具有深刻的意蕴，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更具有时代意识，富有个性，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在高濂的《玉簪记》中，道姑陈妙常与书生潘必正的相爱突破了宗教的清规戒律，但却又在情理之中。剧本比较细腻地描写了陈妙常的心理变化和矛盾，以及矛盾斗争的结果，“凡心”终于战胜了“道心”，她不顾种种压力同潘必正相爱了。然而，好景不长，接着就是观主的阻挠和敦促他去参加考试，使一对情人面临着离别的痛苦，陈妙常为了捍卫自己的幸福，进行了大胆的抗争。潘必正走后，她雇小舟追上他，再次订下了海誓山盟，表现了女性对爱情的执著和强烈的抗争精神。在孟称舜的《娇红记》中，王娇娘和申纯之间的爱情，不再是一见钟情式的，而是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经过一系列的试探和考验，最后才达到心灵的契合。同时他们的真挚爱情，能够战胜父母的门第观念和权势的威力，能够突破功名富贵的传统观念，甚至超越了生死的界限，双双殉情，最后化作恩爱的鸳鸯比翼双飞。汤显祖《牡丹亭》中的杜丽娘读了《关雎》之后，从那跳动着爱情的诗句里感受到了青春的气息。她感叹：“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她羡慕自由的鸟儿，渴望自由的生活，开始了青春的觉醒。在丫鬟春香的带领下，她背着父母，偷偷地离开了禁闭的闺房，首次来到百花盛开的花园。在大自然中发现了自身的价值，更进一步促使她青春的觉醒。她憧憬着自由幸福的爱情，并且开始了执著的追求，以至为情而死，又为情而生。在《圆驾》一出中，当皇上用“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则国人父母皆贱之”的封建教条来指责她时，她斩钉截铁地回答：“保亲的是母丧门”，“送亲的是女夜叉”，理直气壮，毫无惧色。当父母要她离开了柳梦梅才肯认她时，她更是坚定地回答：“叫俺回杜家，赸了柳衙，便作你杜鹃花，也叫不转子规红泪洒！”
杜丽娘勇敢地捍卫了爱情的权利，并表示宁为爱情再度牺牲的决心。最后，逼得封建卫道者们低头认输，只好承认了他们的婚姻。杜丽娘终于以真挚的爱情战胜了虚伪的“理”，得到了幸福美满的生活。这一形象是汤显祖用浪漫主义手法全力塑造的艺术典型，是“情”的化身，具有深刻的思想意蕴。在她身上，充分体现了封建礼法对女性的压抑和女性自身情爱意识的觉醒，对爱情生活的热切渴望和执著追求。
冯梦龙《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中的李莺更是一个思想意识较为进步的女性。她对自主爱情的向往追求，全部包含在她那坚定而勇敢的性格之中。她自幼爱慕邻居青年张浩的才情品德，不顾男女之大防，趁机来到张浩园中，大胆而坦率地向张浩表白了自己的“素心”，与张私订了终身，甚至主动约张幽会。后来她得知软弱的张浩为季父（叔父）所逼而定亲孙氏，自己就要面临被抛弃的命运时，她既没有哭哭啼啼，抑郁自尽，更没有屈从命运的安排，而是镇定自若地向父母说明了自己和张浩的关系，以“此愿若违，含笑自绝”的“手段”取得了父母的支持，又胸有成竹地表示“自能措置”面临的问题。本来李莺的私订终身、私自结合，是不合于封建礼法和婚姻制度，不容于当时的社会舆论的，但李莺对这些全然不顾，为了自己的爱情和幸福，她亲自来到县衙，递上状词，把自己未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私约，大胆地陈诉于官，并以“文君心喜司马，贾午志慕韩寿”而“不受无媒之谤”、名垂青史来自比，认为“女非媒不嫁”这种封建“至论”、“亦有未然”，指出在爱情婚姻上应当“所归得人”、“礼顺人情”，终于凭着她的才智和雄辩使自己私订的婚姻合法化。从本篇的艺术描写来看，李莺不是轻易许人的，她对张浩从爱慕到结合，是有一段了解过程的。这不仅与那些“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的婚姻制度迥异，也与唐传奇里那种“郎才女貌”、“一见钟情”式的婚姻不同。他们虽然比不上贾宝玉和林黛玉在长期耳鬓厮磨中建立在思想一致、志趣相投基础上的爱情，但却是以彼此“爱慕”，两厢情愿作为思想基础的、建立在对封建礼教和婚姻制度叛逆基础上的自主爱情和婚姻。对此，冯梦龙作了热情称赞：
当年崔氏赖张生，今日张生仗李莺。同是风流千古话，《西厢》不及《宿香亭》。
《张顺美灯宵得丽女》中的刘素香，也是个有主见又具有叛逆精神的女性。她敢作敢为，敢于追求幸福爱情的勇气魄力，在冯梦龙的生动描绘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她不但机智地自择佳偶，而且不以财势作为衡量男人的标准。更为难得的是，为了“免使两地永抱相思之苦”，她依然决定和自己所爱的人私奔他乡。虽然途中失散达三年之久，但他们都能彼此相思，矢志不渝，终于幸福地团聚了。
《吴衙内邻舟赴约》中的贺秀娥又是一个敢于为自己的爱情幸福而抗争的可爱形象。本篇通过言行和心理的细腻描绘，突出地表现了她对爱情的热切渴望和为获得这种爱情去抗争的勇气和胆量。她听父亲“夸扬吴衙内年青美貌，学问广博，许多好处”，“便怀着爱慕之念”，第二天就悄悄走到遮堂后，从门缝中张望。看到吴衙内本人，更是“动了私心，想道：
‘这衙内果然风流俊雅，我若嫁得这等样丈夫，便心满意足了。’”“今番错过此人，后来总配个豪门宦室，恐未必有此才貌兼全！”为了不错过自己爱慕的人，她“题诗一首”，趁无人注意时抛给吴衙内，请他到自己房中幽会。虽然他们的婚姻也经历了一些坎坷，但经过她的积极抗争，终于得到了父母和社会的认可。
在上述女性身上，可以看到不少现代人的色彩，她们的爱情也不乏“现代性爱”的特点。她们一旦爱上某个男子，便直率爽快地表白，大胆执著地追求，必要的时候还能挺身而出进行正面的抗争。恩格斯曾说：“由爱情而结合的婚姻被宣布为人的权利。”以上女性正是在争取做人的权利的过程中，显示了她们超越前人的独立的性格力量，标志着女性的进步和自主意识的进一步觉醒。
明代后期的小说戏剧中还大量出现了妇女在精神和能力上有所作为的描写，塑造了许多才华出众的女性形象，如女扮男装参加科举一举成名，领袖文苑、不让须眉的女子黄崇嘏（徐渭《女状元》）和代父从军、驰骋疆场、杀敌立功的巾帼英雄花木兰（徐渭《雌木兰》）。从这两个形象所揭示的意义中我们可以看出，妇女并不是一个只接受各种规范的被动的客体，她们也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她们依靠自身的信心和能力，面对现实，以特殊的方式（女扮男装）实现着自我存在的人生价值，维护着传统的道德意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冯梦龙的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中所塑造的才智型的女性形象，冯氏对蔑视妇女才能的现象深为不满，他说：“语有之，‘男子有德便是才，妇人无才便是德。’……无才而可以为德，则天下之懵妇人毋乃皆德类也乎？”基于此，他在“三言”中，塑造了不少可敬可爱、有才有德的女性形象，从不同角度肯定和展现了女性的聪明才智和过人的见识，描绘了她们具有丈夫气概的肝胆相照的壮烈行为，用生动的艺术形象驳斥了自孔子以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和宋明以后“妇人见短”等偏见，大胆地赞扬妇女的才能和品德，显示了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