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也非常敬佩的巾帼才女，她才华出众，谈吐不俗。“因其父兄都是大才子，目见耳闻了不少诗词歌赋”，十岁便能作“词意俱美”的诗。这说明只要有受教育的机会，女子也能学得很出色。其父叹道：“可惜是个女子，若为男子，可不是科制中一个有名人物！”苏小妹的哥哥——著名文学家苏东坡也很钦佩她的才华，“吾妹敏悟，吾所不及！若为男子，官位必远胜于我矣。”可见苏小妹不能做官，不是没有才能，而是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没有这个权利而已。本篇的可贵之处在于塑造了一个才华胜似男子的女性形象，充分肯定了小妹的才能与智慧，并从参政角度触及了封建社会在男女地位上的不平等现象，直接为女子的地位鸣不平：
聪明男子做公卿，聪明女子不出身，若许裙钗应科举，女子那见逊公卿？
这不仅对那个埋没女子聪明才智的社会表示了不满，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抬高了妇女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表现了渴望男女平等的进步倾向。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中的闻淑女则是一个目光敏锐、谋略胆识在男性之上的女性，她身居妾位，却能以丈夫为念，危难之时，挺身而出，智斗解差，以自己超人的智慧和口才保护了忠臣的后代。在政治斗争的紧要关头，闻氏显示了她的胆识和才智，使周围的须眉男子相形见绌，黯然失色。在那个把女人视为男子的附庸和玩偶的时代，冯梦龙怀着崇敬的心情塑造了这个形象，让她在严肃的政治斗争中充当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是极有深意的。他曾感叹：“豪杰憔悴风尘之中，须眉男子不能识，而女子能识之；甚或窘迫急难之时，富贵有力者不能急，而女子能急之；至于名节关系之际，平昔圣贤自命者不能周全，而女子能周全之。”
《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中的黄善聪则具有经营才能，善于应付意外事变。本篇一开始就表明要为妇女立传：
暇日攀今吊古，从来几个男儿。履危临难有神机，不被他人算计？男子尽多慌错，妇人反有权奇。若还有量胜蛾眉，便带头巾何愧？
并说：
常言：有智妇人，赛过男子。古来妇人赛男子的也尽多。
接着以现实主义手法反映了商人的崛起，并通过黄善聪的所作所为肯定了女子经营实业的才能和应变能力。黄善聪十二岁就跟随父亲学做生意，面对父亲去世的不幸，她身在异乡却不惊慌失措。“买棺盛殓”后，她将父亲的灵柩暂寄古寺，“思想年幼孤女，往来江湖不便”，就与隔壁一诚实少年拜为兄弟，“合伙营生”。经过“几年勤苦营运，手中颇颇活动，比前不同”，便搬运灵柩回家安葬。
《蔡瑞虹忍辱报仇》中的蔡瑞虹，不仅有知识，而且掌管着家中的大小事体，是个治家的能手。此外，“三言”还塑造了不少才智非凡的妓女形象。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智斗鸨母的杜十娘、《卖油郎独占花魁》中“吟诗作赋”、“琴、棋、书、画无所不通”的莘瑶琴、《赵春儿重旺曹家庄》中聪明善良又有主见的赵春儿等。特别值得称赞的是赵春儿不仅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赚钱养家，还帮助丈夫改邪归正，重建家业，并在丈夫为官时为他出谋划策，显示了她不凡的才识。
冯氏通过这些才智型的妓女形象说明妓女之中“出色的尽多”解，体现了有别于传统的新思想。另外，值得关注的是纪振伦的英雄传奇小说《杨家府演义》和熊大木的《北宋志传》，这两部书从武的方面比较系统而精彩地塑造了一组巾帼英雄群像。
如佘太君、柴郡主、穆桂英、杨排凤，都显示出女性的机智和英勇善战的英雄本色。这在中国小说史上是十分罕见的，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在它们之前的小说中虽然也塑造了一些巾帼英雄的形象，但都是个别的、零星的，并且是作为男性英雄的陪衬和点缀。在这点上，《杨家府演义》和《北宋志传》具有首创意义。它们塑造的巾帼英雄群像证明女性中能征善战的大有人在，她们的存在价值并不亚于男性。
总之，明代后期文学中，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妇女题材作品占有相当的比重。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美学传统原因，二是社会现实原因。
先看美学传统原因：中国古代文学历来有塑造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的美学传统。《陌上桑》中的秦罗敷，《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李娃传》中的李娃，《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
《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窦娥冤》中的窦娥，《赵盼儿风月救风尘》中的赵盼儿等等，都是世界文学宝库里的奇珠异宝。明代后期文学家们继承了这一美学传统，把女性的美、女性的才、女性的善和情作为永远挖掘不尽的创作主题。上文所述的苏小妹、穆桂英、陈妙常等形象便是作家们献给女性的美与爱的颂歌，是中国文学传统美学思想发展所结出的一系列珍果。的确，女性是社会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她们为美而生，为爱而生，为人类的幸福、未来而生。可以说，明代后期的文学家们，对女性形象大都怀有特殊的审美情感。
再看社会现实原因：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已经进入了它的后期阶段。明代中叶，江南工商业发达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新兴的市民力量得到了最初的发展。这种变革的新动向反映到意识形态上，便是出现了肯定“人欲”、争取人权、同情妇女疾苦的思想潮流。著名思想家李贽一反千古成说，提出了摆脱积习，歌颂女性的进步思想。他称赞薛涛的文才能使大诗人元稹“倾千里慕之”说明并不存在男女见识长短的差别；他赞扬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自决行动为善择佳偶，并赞赏侠女红拂的私奔之举；他讲学还收女弟子，在当时被视为惊世骇俗之举。之后，谭元春则慨叹“古今来多少才子佳人被愚拗父母扳住，不能成对，赍情而死。乃悟文君奔相如，是上上妙策。”这些包含了一定的男女平等意识，有着强烈思想解放意义的妇女观和婚姻观，直接影响到当时的先进文人和部分女性。她们对自己的处境很不甘心，对于自由真挚的爱情也敢于大胆地追求，甚至渴望展示自己的才识。作为社会神经末梢的作家们，不能不对此作出敏锐而强烈的反应。于是，对妇女命运的同情和关注，对女性才智的肯定和歌颂，对女性追求爱情婚姻自主的理解和讴歌，便逐渐成为明代后期妇女题材文学作品的主旋律，大批妇女题材与道德题材交织的作品便应运而生。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1页。
［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35页。
［3］冯梦龙：《智囊·闺智部总叙》，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52页。
［4］冯梦龙：《情史》“情侠类”总评，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47页。
［5］冯梦龙：《警世通言》卷三十一，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解版。
［6］李贽：《焚书·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0页。
［7］刘宁元：《中国女性史类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8］参阅刘士圣：《中国古代妇女史》，青岛：青岛出版社，1991年版，第383、3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