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在那生和死交错的一点，他是怎样忍受的呢？在那死和生变幻的一点，他又思索了些什么呢？在一个刹那之间，是死的恐怖，而又是生之喜悦，被绝望的死的黑影所淹没，而又有突如其来的生的光辉的照引。在一个刹那之间改变了一个世界。在一个刹那之间决定了全部人生。这个刹那将怎样理解呢？这个世界将怎样理解呢？这个人生将怎样理解呢？这样的时间，这样的空间，这样的人底生命，似乎是不可理解的吧——除非，把它当做神来理解，即当做一种超自然的权力来理解。而陀斯妥耶夫斯基，他那宗教感情，也正是这样一个理解的产物吧。他不能理解这个偶然现象，也不能把它当做一个偶然现象，而把它作为某种必然的东西，绝对的东西，也就是神秘的东西。正由于它是出于人的意志而存在和支配的一种权力，对于它的探索，对于它的阪依，在陀斯妥耶夫斯基，也就是使人怎样去获得灵魂的力量和摆脱现世的苦难的事情。
这是一个刹那的事。但又不是一个刹那的事。在陀斯妥耶夫斯基，这实在是一条漫长的、苦难的人生之路，而且在这里面还发展了他那矛盾，进行着他的斗争。因此他底宗教感情，是他那一生的总和和结论。不过，那生和死都向他提出问题的一个瞬间的遭遇，对于他，也应该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且还应该是一个颇为重要的因素吧。
这是陀斯妥耶夫斯基个人的事。但也不是他个人的事。因为，在警察国家里面，在“棍棒”政治下面，苦难是人民的苦难，斗争是人民的斗争，矛盾是人民的矛盾。当时工业生产虽然开始获得了它的发展，但无产阶级却还不能形成一个政治运动的社会力量。而农奴制度的危机底尖锐化，一方面固然是不断发生的农村暴动，一方面也就是加强进行的军事讨伐。因此，宗教的东西，也正是人民的——尤其是农民的苦难、的斗争、的矛盾所反映的一个东西。人们要求行动的力量，要求解脱的力量，要求物质的力量，但也要求心灵的力量。所以，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宗教感情，也正是一个历史的和社会的东西，有着它那历史的、社会的内容，不过那里面，是也有着他自己所特有的个人的因素，个人的形式的。
正是如此。正因为那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东西，在托尔斯泰那里，也同样有着宗教的东西。
正是如此。正因为那里面有着个人的因素、个人的形式，他底宗教感情，和托尔斯泰之间，也就存在着差异。在托尔斯泰那里，那还是一种正义的抗议，即使那是在那种被栓桔而歪曲的形式里面，所表达的却仍然是俄国农民的思想和感情，矛盾和限制，如同他底《复活》，他底《人需要多少土地》，等等。虽然如此，对于这种宗教的东西，列宁还是直接把它看做混蛋的东西里面最混蛋的一个，反动的东西里面最反动的一个。那么陀斯妥耶夫斯基呢。他底宗教感情，却是陶醉于那种灵魂的创痛，夸耀着“有能够忍受许多苦恼的力量”，那结果，就不得不使他成了“这样一个以全心力效忠于沙皇和国家的人”。
人们，当处于斗争和镇压之间，由于被剥夺了人间的力量，于是要求超自然的力量。人们，为了斗争，带着矛盾，而以神的力量，或心灵的力量，武装他们自己。在历史上，在封建社会里，这样发动起来、组织起来的群众性的斗争，原来就不在少数。但这却含有一个大的危机。因为，首先，这是茫然于物质力量之故。其次，当肯定了超自然的力量，那也就是否定了人间的力量，即归于心灵，而无所行动。再次，神的权力，又正是沙皇制度的一个精神的形式，因此这宗教感情，当阪依于神的时候也就必然反过来弄得实际上奉侍了“棍棒”。最后，而且这是一种作为心灵的力量的宗教感情，它同时是神，又是沙皇，又是人自己，三位一体；这是说，沙皇秩序，最初是作为人们自己底对立物而存在于他那外部世界之中的，但到了这个地步，人们自己心里却产生了一个沙皇，变成了这个沙皇，而以那“棍棒”的“秩序”在心灵之中为沙皇自己统治自己了。即沙皇秩序已经侵人和盘踞到他的内部世界里面来了，矛盾消解而且统一了，不问那形式是否还像对立着。在陀斯妥耶夫斯基，那宗教感情底发展，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而这种宗教感情的本质、作用，也就是如此。那么，这种宗教感情底反动性，现在是全然明白的了。
他底处女作《穷人》，发表于彼得拉赛夫斯基案件发生之前四年。回到彼得堡以后的一个时期，是他底艺术创作生活最活跃和旺盛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他发表了《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恶魔》等作品。在从《穷人》到《恶魔》的这些作品中，一般地说，一方面是巨大地描绘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底难于忍受的阴暗的生活现象，一方面则深沉地发展着“能够忍受许多苦恼的力量”的甜蜜的宗教感情，也就是说，那里面有批判“秩序”的因素但同时也有“棍棒”崇拜的因素。但从发展过程来看，在处女作《穷人》里，宗教感情还只是一个胚芽，社会控诉却是那主要的内容。到后期，尤其是最后的作品《恶魔》，则社会控诉早已成了渺茫的影子，而宗教感情就完全处于支配的地位，也就是说，“并不是为着驳斥，而是为着辩护。”在《穷人》和《恶魔》之间，那些作品，好像下降的梯级，一步一步地陷到了泥坑里去，一直堕落到地狱里去。《穷人》和《恶魔》，是两极，而两极又有一个共同的中心。从“穷人”底可怕的哀诉，到“恶魔”底尽情的狂舞，正是陀斯妥耶夫斯基自己所走的一条绝路一一反动之路。
所以，他那宗教感情，是在那一时期的历史情势下面，是在那个反动的沙皇秩序下面，所产生和发展的，是一个社会的东西，但又是他所特有的个人的灵魂。他那精神状态，是作为一种历史性格然后才存在的，同时又全然是以他那特殊的个性而表现出来。是强的压迫和强的斗争的遭遇。是强的压迫对于强的斗争的征服。是强的斗争向强的压迫的崩溃。是崩溃到内心深处，变质和变形而存在。所以，这种宗教感情，这种心灵之光，在他，所谓“能够忍受许多苦恼的力量”者，是异常矛盾而又无可救药的。由于是“能够忍受许多苦恼的力量”，是“力量”，从这一方面说来，是武装人们底灵魂，而应该给人民、也给他自己以克服现世的苦难之力的；但由于这“能够忍受许多苦恼的力量”，又是“忍受”，从这一方面说来，则又解除了人们精神上的武装，而向统治的权力在这个精神上虔诚地饭依，向反动的时代在这个精神上惨痛地屈服了。因为，在这里，“现实生活”是成了“空想的梦”，而神或心灵之光则是作为“我们底生命的源泉”的“达到”或境界的了。这就背叛了人民，投降了“棍棒”。这就以现实的脓血作为酒和蜜，把灵魂的创伤当作历史和诗歌了。“忍受”为了积蓄“力量”。“忍受”却是剥夺“力量”。“力量”为了战胜“苦恼”。“力量”却是“忍受苦恼”。那么，听吧：“忍受呀！……”这是多么痛苦和沉重的呼声，但这又是多么空虚和反动的呼声呢。
由于他那癫痈病，他这宗教感情，是更带有癫痈性的了，那色调斑斓的暗影，那声音凄厉的哀鸣，是那么痉挛着，是那么呻吟着的啊。
但就是作为傅立叶底一个生徒，达到他那政治活动的高潮，登上他那政治生命的高峰，在那样的日子里，他也仍然只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分子而已。就这一点说，那行动性也是渺茫的。到“穷极了空想之梦的现实生活”而干脆否定了它，以超自然的神底力量作为“生命之源泉”，当然，那反动性，这个时候是应该更为露骨而不可收拾的了。
这里，作为结束，还要指出上面提到过的一件事情。在一八七五年，他还是受着沙皇警察的监视。但他自己并不知道。这就是说，沙皇一直没有饶恕他，而他自己却把迫害全然淡忘了。——或者说，他甘于“忍受”沙皇，但沙皇却永远不能“忍受”他的。那是有一天，一个警长跑到他底家里来了。他不在家。
当他的夫人向警长为丈夫作了狼狈的表白之后，那个警长以据傲的声音说：“我可以说，到现在为止我是十分满意于你的丈夫的。”
当陀斯妥耶夫斯基回来，夫人告诉了他这件事情，他却很难过地说：“有多少坏心肠的人他们不去注目，却来怀疑我，监视我——我这样一个以全心力效忠于沙皇和国家的人。这真是使人痛心得很！”
对于陀斯妥耶夫斯基，无论是就他那艺术天才说，或是就他那宗教感情说，无论是就他那人生斗争说，或是就他那政治反动说，用他自己底这句话说来，都是确切的，适当的，而且，概括的：
“这真是使人痛心得很！”——
易卜生
在给恩斯特（PallEmst）的书信*中，恩格斯，从近代欧洲底全般情势和十九世纪末叶挪威底现实社会生活出发，对于易卜生（H.lbsen1828一1906）这一文学现象，指出了那是怎样一个历史——社会内容的产物，和辛辣地嘲笑了当代的庸俗的机械唯物论的论客们底见解；而无比辉煌地作了他那历史唯物主义、现实主义的天才的艺术批评。
但无可奈何，关于易卜生，那机械论——而且是更为微末的一种，却仍然存在。
对于这个易卜生，对于他底艺术——那么几个“问题剧”，对于他底思想——他给丹麦的勃兰台斯（G.Brandes）所说的那一句话：“少数总是对的”；为了理解他，就得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不能单纯地——其实只是简单而抽象地——停止在“个人主义”上面。如果是历史的、社会的考察的话。
那么，如果被这“少数”所对立着的那“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资产阶级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的东西，如果是这一切（即“多数”），事实上也正是这一切，则确然地，肯定地，和这一切相对立的，尖锐而勇敢地对立着的，那“少数”，就实在“总是对的”，应该“总是对的”。这也就是：他所以能够取得自己的艺术的成就，在历史和社会里取得这艺术成就的战斗的意义；他所以敢于大胆而独力地，面向他那“社会”（“多数”），从那里面提出“问题”而且善于挖心似地提出这些“问题”，而创造了他那社会问题的戏剧；而且，即使到了今天，读着他底作品，不但还是能够使人深深地感到他那痛切而震怒的感情，也同样使人触到了那是什么要求或缘由。
但，这“少数总是对的”的说法，也正是一个矛盾的内容。在这里，这“少数”不但和资产阶级的社会的东西是对立了起来的，同时，也是看不到或感不到那另外一个多数、真正的多数、作为历史的潜力的多数即人民或人民力量；从而，它也就和这个多数对立了、对立着——在这一点说，则这“少数”，就不再是“对的”。仅仅在这一点上。
但这个矛盾的内容，就是历史的内容。是历史的限制；而且也可以考察到这个限制。
正是这样：这对立着资产阶级的“多数”的，感不到人民的多数的，这么一个矛盾的“少数”，一方面，是战斗的；另一方面，的，而且则又是无力的、绝望的、甚至也怀孕着反动的可能性还不得不是悲观的，和没有胜利的。
但不是易卜生没有胜利，而是历史还没有胜利，人民还没有胜利。易卜生，感不到人民力量，就是取不到人民力量，就没有胜利。易卜生，感不到人民力量，则又是这个力量还只是历史的潜力。易卜生没有胜利，是历史还没有起来，人民还没有起来。
这就是：他这“问题剧”，是提出“问题”；却还没有可能以历史的力量解决“问题”。
这就是：他这“社会的悲剧”，为什么是、所以是和必然是一种“悲剧”。
但他的战斗，是光荣的，是历史的，是人民的。
威尼斯商人
犹太人，这个被压迫的弱小的民族的儿女，没有了祖国，没有了家乡，没有了政权，没有了人格，一句话：自从那上帝底独子，被他自己底那些门徒第一次地像猪肉似的出卖了以后，这个既是不吃猪肉又是无信仰的民族，这个在地球上到处漂泊的异族，就没有了一切！
那么，金钱—这金钱就是祖国，就是家乡，就是政权，就是人格，一句话：在世界上这就是一切！漂泊的犹太人民，在这样的世界的那么一些缝隙当中，为自己争取那卑贱而惨淡的存在，自然，他们得善于伸出手爪去抓取一点什么，紧张地，甚至痉挛地去抓，抓住那种救命之草似的，抓住一个暖昧地但也确凿地意味着这一切的事物，而金钱，就正好是这种又奇幻又现实的事物。
但在货币世界里，资产阶级没有一个人不是以这个如此可恶而又如此可爱的东西——金钱，作为他们底光明的祖国，作为他们底温柔的家乡，作为他们底政治的权力，作为他们底精神的风貌，而且从它获得金属的活力而生长，用它刻好金质的遗像而死亡的。夏洛克（Shylock），和那对于金钱的贪婪，这样说来，就不过是人们自己的伟岸的影子而已，就无非是他们自己底疯狂的性格而已。
由于舞台之下货币被人格化了，于是舞台之上就人格化了货币——这就是这个犹太人的形象，和形象的本质。
那么，如果这个夏洛克的形象，是货币的形象，那他底存在自然是无灵魂的存在，非人性的存在了，高利贷的那种残酷性，是这样野蛮地发展出来的。但如果这个货币的形象，却是犹太人的形象，则他又应该是一个原始地号泣着的灵魂，本能地拘挛着的生命，而弱小民族的那样惨痛的命运，又这样沉重地透露出来了。
但人们，那些有祖国的人们，那些有福的人们，还不是同样以金钱作为亲爱的祖国，而且这金钱的祖国对于他们还要亲爱得更多么？那些有家乡的人们，那些可爱的人们，还不是同样把财产当做欢乐的家乡，而且这财产的家乡对于他们还要欢乐得更多么？那些有政府的人们，那些光荣的人们，还不是同样用资本经营强大的王国，而且这资本的王国对于他们还要强大得更多么？那些有地位的人们，那些优秀的人们，还不是同样拿利息喂养肥胖的人格，而且这利息的人格对于他们还要肥胖得更多么？所以，夏洛克，一方面是一个性格明朗的象征，一方面又是一个色彩黯淡的假象；而人们，却是那个暖昧的原物，那个生动的实体。于是，人们，当嘲笑着夏洛克这形象的时候，是嘲笑了那自己的灵魂，当辱骂着这特殊的典型性格的时候，是辱骂了那普遍的社会生活。在这一意味上——这确然是一个喜剧，一个最好的喜剧。
但这是一个诗人把一个世界颠倒了起来：颠倒地把被压迫民族作为压迫阶级，颠倒地把丧失了民族权利的人民作为统治了社会生活的主宰，颠倒地把不义的反犹太主义作为正义的对于金钱权力的谴责行为。于是资产阶级社会，就给了夏洛克以它自己底面貌，给了犹太人以它本身底罪恶，而自己被净化，而本身乃美化，像受难的大使，头戴神圣的晕光飞翔起来，被赞美的歌声拥戴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