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无疑是新时期最受关注的作家之一。他以“都市的牧人、无马的骑手、公开的教徒、自由的作家”自诩；他以表现辽阔的内蒙古草原、美丽的新疆、“回民的黄土高原”的那种远离都市的“自然”而自豪；他以敢于向商业化的世俗文学宣战并势不两立而自信；他以“不爱随波逐流”，是“一个流行时代的异端”、敢竖立“得心应手的笔，让它变为中国文学的旗”而自我评价。一些评论者肯定张承志不怕孤立无援、敢走“荒芜英雄路”、“始终注视着自己的心灵，并追求表达”的孤旅形式。且有人断言，张承志的精神世界“是健康心灵企慕的世界，‘他’的世界是一切健康艺术的所归和良乡”。然而，复杂的张承志的精神世界究竟能否成为“一切健康艺术的所归和良乡”，却是一个值得玩味的命题。
1.张承志一迈进文学创作的门槛，就以《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显示了他的与众不同。写于1981年的《绿夜》“使他从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变成一个艺术家”。他自称《绿夜》是一片从天而降的“绿羽毛”。接着，他以《黑骏马》享誉文坛。1982年，有了技法上极成功的《大阪》。1983年他创作了《北方的河》。这些作品的意图，是完成张承志对自己过去了的十多年人生价值的表达。从《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到《北方的河》，是张承志创作生涯的起步。这一阶段的创作，他停留在对社会现实的简单描述上，创造出了俄罗斯文学中那种温热的抒情氛围。
张承志首先把草原的苦难带进了文学殿堂，读《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和《黑骏马》，我们会被这种苦难撕扯进故事。他能把各种苦难写透，但留给人们的并不是苦难之后的甜美与幸福结局，而是在展现种种感伤和悲壮的时候让人们回头去找寻美丽的回忆，从而使人们认同苦难。这与同时期的伤痕文学有着质的不同。伤痕文学只是想通过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种种创伤，倾诉人生的心理不平衡或者与未来的不协调，把历史的伤痕揭开来给人看。而张承志却要在各种苦难中使人们看到人的刚毅、向上，人在苦难中表现出的宽容、巨大的自我牺牲，把苦难后面的人生意义和人格力量展示出来。
苦难“情结”占据着张承志的心灵，左右了他的前期创作，对苦难的深刻展示，使人们在张承志的意识中体味到生活的阳光和人性的感召，之所以如此，是这种苦难包含了“善”的内容，当然，张承志对苦难中的善的表现，并不是琐碎而细小的，他把这种纷繁的激情凝聚起来，塑造令人仰慕的偶像，索米亚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张承志是一个内心世界极其丰富的作家，“知青经验对张承志说来要相对纯净些，主要是构成他心底一种充盈的深情”。当他一头扎进都市时，面临着物欲和精神大厦的倾斜。面对着对丟弃了青春的知青生活的否定，他不是想把失去的物质和地位夺回去，而是感到了精神饥渴。他通过历史考据来证明他曾经生存过的那片土地的迷人和伟大，但自己失去的青春却难在学术意义上的大草原中找到。“为了不让别人因为工农兵大学生而瞧不起咱”，“他靠咀嚼回忆和捕捉以往岁月中一切温暖人心的印象，来维持内心的平衡和安定”。他全神贯注地创造出亲切的抒情氛围，在那种纯净而忧伤的诗情中，他渴求的心得到了抚慰。在着力表现“善”的温暖之后，他扩展了自己的精神空间。在《黑骏马》里，他已经描写了一个梦境的意象，英雄的坐骑“黑骏马”。然后又在《大阪》中出色的用三个层次的交叉创造了英雄要征服的目标——白雪皑皑地耸立着的大阪。看得出，这时候张承志已经开始设计“梦境”中的战士的幻象并善待这种如烟似雾的虚幻，用它和外界的物欲和空虚相抗衡，他进入了深深的自恋状态。
《北方的河》其实是张承志流动的思想的火焰，让自己的精神阵地流淌黄河、无定河、湟水、永定河，他的精神自恋得到宣泄。最初的精神阵地的轮廓清晰可见，茫茫草原、流动的大河，骑骏马朝着理想的大阪即将远征的战士威风凛凛，他已经有资格藐视俗尘—从这块阵地出发，张承志以战士的姿态远征。1984~1985年，他走遍天山南北，广泛接触少数民族，同时，深入了解西海固，使他的小说创作进入了黄金阶段。这时候，“个人视角成为决定一切的因素，小说作为一定长度的叙述，已经完全成为一个被个人视角强烈观照的结构的营造。在这样的结构中，意义取决于构图、技法和对色彩的处理”。作者使用意识流的象征手法写成了《残月》《晚潮》《九座宫殿》《黄泥小屋》等小说。
张承志一改小说的浪漫写法，赋予自然以神力，作品中明显的笼罩上宗教气氛。由追寻苦难到倾向宗教，其原因固然复杂，但主要有两点：一是“现实生活与张承志的理想表现出乖离”。张承志“固执地认为：所谓文明人与乡下人在道义、情感和地位上是根本对立的”，“所以他生活在城市文明里，实际上却把自己独立起来。他向往自然，返回自然文明中去寻求那种古朴的理想；他信赖那些牧民，信赖那些朴实的劳动者，他从朴实劳动者身上发现一种圣洁的光辉。他的精神找到了依靠，不再感到茫然失措。而返回到那种自然文明中去，人与人之间只能靠一种虔诚的信仰联系在一起”。他仰视宗教，视宗教为最高境界。二是“深层次的原因是张承志想寻求民族的巨大凝聚力，寻求民族新生的活力和基础”。这是张承志不满足于个人生命的洒脱和幸福，而追求人人幸福浪漫而又辉煌泛义的精神境界的结果。
在表现手法上，张承志和凡·高对话。《北方的河》发表以后，在国内招来许多指责，远在日本、处在孤寂中的张承志迷恋上了凡·高，对凡·高非理性的狂热、疯狂的旋转、扭曲超常的跳动的火焰极感兴趣。他深刻地感受凡高的色彩意义，比如“嚎喊的黑、挣扎的绿、激动的蓝、流血的红”这些都被张承志生动而又个性化的运用在自己的精神追求中。《残月》选择了喑蓝的基调、《晚潮》选择了喑绿的基调、《九座宫殿》用红尘红胶土地的红和远处沙丘的白比较、《黄泥小屋》选择了黑和红的突然对比。其实，张承志的色彩感觉能力在《绿夜》和《北方的河》中就已经显现出来。《绿夜》用绿色展示青春骚动，《北方的河》用黄色展示他对北方山水的痴情苦恋。和凡·高对话，只是对色彩认识的深化，他甚至把色彩和他的理想一并幻化，在后来的《金牧场》描述了一个梦境的金色牧场。但是，和绘画不同，“色彩毕竟不是文学的主调，色彩与情感联系在一起才能显示它的意义”。张承志感悟到了这一点，而且在五颜六色的映衬下波动着他神秘的宗教情感。同时，张承志显然还有极强的空间感觉和幻化建筑物的感觉能力。张承志沉浸于自己的精神追求，他的精神家园流动着色彩，闪烁着幻想的梦境的建筑，宗教引导着他进入第一道关口。如果说白雪皑皑的《大阪》究竟是什么还较为虚幻的话，那么这时候张承志倾心于宗教已义无反顾。此后，张承志走了一段失败的但却是至关重要的路。1985年他写了《胡涂乱抹》。又用一年时间写了《金牧场》。从《金牧场》的烦乱之中走出后，又写了《黑山羊谣》和《错开的花》。
《胡涂乱抹》是张承志一次真正的冲破一切构思局限的任情任性的宣泄，在思想上并不如前期作品成熟，但却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创作自由。《金牧场》的构思是一个找家园的故事，但他失败了，“那个三十万字的陷阱”弄得张承志“满心别扭”。《黑山羊谣》和《错开的花》是用诗写成的小说，“《黑山羊》是个神秘的象征，《错开的花》则是他用隐喻的手法对自己从草原开始到感悟真主的心路的回顾”。这两部作品，连他自己都承认，即便是最好的朋友也感到陌生和艰涩。
说张承志走了一段失败的路，是说他采用极主观的方法，又用神示的诗体，结果是作品“情绪纷繁，感受重叠，明显的不如他的草原小说写得酣畅淋漓”，读者越来越少；说他走的这一段路至关重要，是指这一段路的“影响却不能低估”。原因在于张承志为了完全进入宗教精神状态，为最终写好《心灵史》所作的一次心智和思维方式的演练；《黑山羊谣》和《错开的花》又为《心灵史》准备了诗的形式，是在为他的精神阵地修建阶梯，他最终皈依了真主。《心灵史》使张承志由仰视宗教到融入宗教，由在苦难中追寻真理而把理想变成苦难本身，表现了苦难的极致，用以昭示世人。他站在自己精神阵地的顶峰，把他在寻觅中积淀的思想精华全部放飞。我们“看到一个执著的精神追求者、一个精神领域的苦行僧、跋涉者、一个由于渴望得太多而痛感到精神匮乏的严肃到特立独行，与俗的谐地步的作家的精神矛盾激化的历程。”
《心灵史》激情奔泻，不讲究表面形式和文学技巧，它是用诗的语言、小说的篇幅、散文的思绪去负载流动的感情。彻底突破了旧有的体裁规范。它集历史、哲学、心理、散文、诗歌、小说的写法为一体。张承志“不是让虚构的东西与纪实的东西巧妙地融合起来，他很清楚的让您感觉：这一段就是史料，这一段就是纪实，这一段就是主观理论，这一段就是主观抒情。它用一种主体的精神、情思，将不同的东西贯穿起来。读者也不会弄假成真或者弄真成假。张承志打破了纪实与虚构的壁陣”。“这和对作者、文本、读者三位一体的追求也不相同”。张承志不注重形式了，却在手法上有了突破。应了巴金的一句话，“最大的技巧就是无技巧”。
2.站在精神阵地之巅，为巩固自己的精神阵地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