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生俱来的，人骨人髓的，无可摆脱的罪恶感，即为原罪。
一
亲戚住院，我携女到医院探望。住院部门口见一群头发蓬乱、布衣肮脏的人或坐或蹲，男的旱烟点点，大声吵嚷，女的斜靠乱立，泣不成声。见一认识的医生走过，我上前急问缘由。他告知我，有个三十出头的农民，被摔成重伤，颈椎折断，急需转院，那些人现在为转或不转而争吵。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这有什么可争论的？人命关天，赶紧啊。遂牵着小女的手欲上前也理论一番。这时候有一老者说话了，大意是，医生说了，即使转院也不一定能好，即使好了，也是终身瘫痪。他已如此，我们一家人还要过日子，不转了。原话我是不记得了，可那老头混沌而决绝的眼睛，那干枯发抖的手在夜色里的比画和僵硬我都记得很清楚。
我无言而去，女儿因为说了“那些人为什么那么残忍就见死不救呢”的一句话，为她赢得了我的一个耳光后就只有她的哭泣响在黑黑的夜里。
长到八岁的女儿，在这之前我连一根手指都没碰过。
看完亲戚后出来，住院部门口已是清冷一片。我问知情人，说是那个病人被家人拉回家了，那个老者是伤者的父亲。
事实上我早就知道了是父亲掐断了儿子唯一的生存希望。
女儿依旧低泣，我紧了紧她的手，而火烫般的感觉从自己的眼角滴落，飘在周身的空气里。
一年前在市场，在一片市民的笑声中我看到了一个农民。一个背篓里是满满的韭菜，已是农历六月的季节，那韭菜是几分一斤的价了。他弓着背说要买半斤的菜油，手里捏着一把的毛币。我知道菜油三块一斤。卖油的那个女人，那个也许是个农民的胖女人，一面笑得脖子上的肉在滚动，一面用一根掏完满嘴黄牙的火柴棒指着他说：不卖！半斤不能卖！而那个男人声音低且坚决地说要买。“明天是我娘的生日，她想吃韭菜铰子”。轻轻的一句话，刹那间刮走了围着他的笑声，那个女人咬着唇给男人的酒瓶里倒了满满的油。一滴滴淌在地上的油泛着金黄的光。
我走了。
或许，他用一天的时间只挣了三块钱。
或许他的母亲是他生活里只能唯一伴着唯一爱着的女人。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一个又傻又弱的农民就够了。
二
经过多年的挣扎我算是个城里人了。每每在街上看到低头弯腰衣衫破旧的打工农民，我总是绕道匆匆避过，只是在他们走过以后我才会朝他们的背影张望许久。对他们我无法述说城市里的挤压、挣扎和孤苦，更不能提及我好想在农村的土炕上放松地睡个懒觉。我知道面对这些连生存都无以为继的群体，我所谓精神上的苦恼都是可耻的。我知道多年后的自己，一直无法把这个生存和工作的城市作为自己的家，一直无法和这个城市的人有着同一群体的感觉，是因为在内心深处，面对农村和农民，我有一种背叛的感觉，似乎我的出走和离开，是对一种传统道德和信仰的背弃，是增加他们的苦难。
在热闹的城市，有着一份似乎体面的工作，也就常常对自己说，不要用狭隘和不变的眼光来看待农民特别是城市。我知道自己对城市和在城市里的人有着近乎变态的苛求，那就是希望他们都有着和我一样的，对农村和农民入骨的认识和关注。我知道我的思想是非理性的，是偏激而有害的。其实，当自己的生命注定了来自农村的那天起，用农民的眼光来认识这个世界，来感知思想和肉体的挣扎和疼痛，已经是我源于血脉不可更改的宿命。
所以，我无法对所谓的宠物有足够的兴趣和关爱，甚至在看到残忍的虐猫事件时，我的心里想到更多的是那些为基本的生存而挣扎的乡亲们，更多的是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们眼睛里空洞、刺人的寒意，而不是什么猫。
三
是的，我是农民，是游离于城市的一匹孤狼，但同时也是农民遗弃的一个孤儿。在繁华喧嚣的城市，在冷清贫苦的农村，我都已经找不到自己的立足之地。我就是浮于空气中的一颗沙粒，随着风的吹动，随着云的起伏，自己也就在飘动的世界里想变成唯一能够滴落的那一滴雨。但我能成为在这个燥热的季节里的一滴雨吗？
走在儿时嬉闹的村里，偶尔的几个老人、妇女和孩子，才使我知道这个地方真的就是我的家乡，只有空气里弥漫的凄凉和冷清才告诉我所有的壮年男人都出去了，都在水泥堆旁、脚手架上为倚门而盼的妻儿、苍老昏花的老父老母挣生活去了。而那次，当几个年轻的同行以所谓的嫖娼把一个农民工带来的时候，我几乎是暴跳着骂了那几个年轻的警察，在我语无伦次的尾声里，看到了那个农民工和我的同事几乎同时跑出了我的办公室，而这时我又一次泪流不止。我不知道，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作为一种正常的需求，我的那些乡亲，在想起自己的女人，在欲望突然侵袭他们劳累却健壮的肌体时，他们是怎样来面对？
我时时在问，我的农民乡亲就不能为自己说点什么吗？
在我这个农民的后代都无法说点什么的时候，我知道他们没有时间说什么，也不可能说什么。自由和平等的观念在背后告诉我的是，虽然我们都有着说话的权利，但说话的分量和说话的影响是不可能一样的。
是的，他们很清醒地知道，他们没有说话的权利和渠道，当这个世界的主流声音已经在讨论所谓休闲时代和消费时代到来的时候，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用传统而固执的办法让自己的后代通过他们弯而瘦的背走出农村，不当农民。1
虽然社会上有良知和有眼睛的人已经给予了农民越来越多的关注，虽然随着各种税费的减免和惠民政策的出台，使我和我的乡亲对改善自己的状况更加有了信心。但我知道重要的不是什么“反哺”和“国民待遇”，而是真实而有效地给他们以生存的帮助，给他们的后代以发展的基础，这就够了。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面对农村和农民的“原罪”意识才能消失，我只希望那个折磨我的意识越来越少甚至终归于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