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害怕出嫁而造成这样的惨剧，在今人看来是颇不容易理解的事，而在中国古代的女性当中，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在中届民间，佛教的势力尤其广大，有广大的信众在，在年老的妇女中尤其流行，未婚的女孩子也很容易受其影响。周作人的文章《刘香女》中，写他在故乡的报纸上读到一则少女投井的社会短讯’感觉到惋惜惊诧。本县少女陈莲香，“民国二十年间由家长作主许字于严某，素在上海为外国铜匠，莲香对此婚事原表示不满，唯以屈于严命，亦无可如何耳，然因此态度益趋消极，在家常时节素唪经，已四载于兹。最近闻男家定于阴历十月间迎娶，更觉抑郁，乃于十一日上午潜行写就遗书一通，即赴后园，移开井栏，跃入井中自杀。”周作人童年时就已经看见过不少这样的女人，“一样的暗淡阴沉，都抱着一种小乘的佛教人生观，以宝卷为经史，以尼庵为归宿”。他将这种现象称为“女人向下走的路”。中国古代民间佛教的信条中，人们普遍认为，今生做女人表示前生有罪孽，唯有修行不已，积善积德，来生才能修成个男身。“男女之别，竟差五百劫之分，男为七宝金身，女为五漏之体。”
封建社会末期直至民国，笃信神鬼的风气是很盛的，这就给那些仙姑道士、不法和尚以可乘之机。为了学习晷阳子成仙，学林领袖王世贞都会闭关苦求，炼丹拜佛，最后一无所获。在这个意义上看，神权拥有指挥众生的强大势力。文化层次较低的人众与文人士大夫几乎是两个佛教。龙树的《中论》就有所谓的“二谙”之说，对有知识、有慧根的人说无我、性空，对大众则说报应、净土，轮回。一般人领略不到禅宗自由通脱的魅力，却能感受到巨大的精神恐怖。地位越低越是如此。在中国古代，女人地位尤其低，又较为感性，因此领受的恐怖尤其巨大。有本台湾版的《玉历宝钞》，因为涉及迷信，在大陆没有出版，但经常在寺院里的法物流通处看到，通本书讲的是因果报应，读来可以看到民间佛教的一些状况。里面提到一个故事，说两个女人，都吃了三十年素，对佛菩萨一毫不敢轻慢。但她们二人有所不同，其中一人虽然吃素，但是精于厨艺，经常为人帮厨，烹鱼杀鸡之类，忘掉了戒条另一位对这些东西碰也不碰。故事的结局是，那位帮厨的妇人因为受到报应，觉得吃素无用，干脆破戒，大荤大肉的吃起来，所以最后落得一个很惨的下场，死于非命。
―个三十年吃素的女人，偶尔吃了一次肉就会有死于非命的下场，那每天吃肉的人又会如何呢？在民间，类似于这样的极为严酷的道德准则比比皆是，因为在寺院中说一句不恭敬的话而被打下地狱遭受酷刑、因偶与叔子调笑而落得淫丧之名受二十年报应等，这其实是地位低下的人真实生活场景的一种曲折的心理反映，同时形成了低层民众饱含恐惧的深层心理结构，使得他们诚惶诚恐，菩萨神明小心翼冀，生怕有所得罪。
女人在这样一环扣一环的福报链中，地位最为低下，《刘香女》等宝卷使她们提前看到了自己的宿命，加上“修行”、“赎罪“因果”等观念的深人人心，她们就此吃素念佛起来。
各种小说中的僧人故事
明代着名文学家、书画家、剧作家徐渭有一部杂剧叫做《歌代啸》，是中国古代戏谑文学的一个代表，这部作品主要目的之―就是嘲笑和尚。贪财的张和尚出场便道谁说僧家不用钱？却将何物买偏衫？我佛生在西方国，也要黄金布祉园。”而好色的李和尚的开场白则是广自从披剃入空门，独拥孤衾直到今。咳我的佛，你也忒狠心！若依愚见看来，佛爷爷，你若不宽些子戒，那里再有佛子与佛孙？”对于李和尚的犯淫色戒，张和尚自有看法：“此事若犯，未免体面有伤；不如小僧利心略重，还不十分大犯清规。”而李和尚的相好吴氏则体会得深：“人说与僧家相处有三件好：一，不说二，不撇三，不歇。我向来不信，今才知一字不差也。”明清时期色情小说流行，而主人公常少不了和尚，如《肉蒲团》、《灯草和尚》等名作，均是拿僧家开玩笑。想想吴氏的说法，大概确实有几分道理。
《聊斋志异》里也有和尚，如《僧孽》篇，写一个和尚喝酒吃肉，他的兄弟错被阎王拉去时，看见他哥哥被绳子穿了大腿，倒挂在梁上，待被阎王放回，忙去看他的兄长，发现兄长屁股上长了大疮，疼得叫唤不止，又自己把自己倒挂在梁上，问他为什么，回答说如果不这样就更疼了。他于是把在阴间所见告诉哥哥，哥哥幡然悔悟，从此严守戒律，虔诚念经，变成了一个“戒僧”。又有《丐僧》篇，没头没尾地讲了济南有个怪异的和尚，穿着破烂的僧衣，专门在大明湖等人烟稠密的喧嚣之地颂经化缘，有人问他为何来此，他要么瞪着眼睛不答，要么对人家吼“就要这样”之类的话。山东人厚道，经常给他东西让他吃喝，他也不吃喝，后来躺在地上要死了，人们围上来摇他，他很生气，就自己掏出一把短刀剖腹自杀，还把手伸到肚子里掏自己的肠子。《聊斋》一书多是街谈巷议，因此故事不合通常套路，这和尚虽然有后来坟中席空如空堇的神异，但其行为并不合通常所识的高僧所为，给人的感觉是倔强而痛苦，像是一个落难的英雄。或许真有其事。《聊斋》中还有关于印度和尚的描写，说印度和尚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一路上什么火焰山流沙河之类的也遭遇了不少。同来的十个人，只有两个人到了因的地，二人对中国人说，在西土，传在上面住着……跟中国人传说的西方毫无二致。这故事或许是文人编出来揶揄佛教信仰的。
古代通俗小说的典范之作“三言”中有一篇《杨谦之客舫遇侠僧》，讲一个清贫的读书人要到一个妖术盛行的边远地方为官，生怕被那里的妖人害了，却不期然在去时的船上遇见一个会法术的和尚，接济了他些钱帛不说，还把自己如花似玉的侄女送他。这女孩也会法术。新奶奶到了边地，靠自己的法术让众人信服，杨舒坦地做了几年官，并发了财，积攒了不少私房，卸任时，和尚却说那奶奶原有丈夫，二人啼哭拜别。只是这长老先是把已有丈夫的侄女许给他，后来又主张耙他做官时积下的钱财，杨拿六分，侄女拿三分，和尚也拿一分，作派实在不像个高僧，倒像个妖怪或者生意人’只不过懂得技术投资和双赢的道理罢了。
《梁武帝累修归极乐》一篇，一半是历史故事，写萧衍事，然而前半部分则是跟佛教有关的传说或者神话，萧衔前生曾是千佛寺的曲蟮，因听经之功投生，做了光化寺烧火的范道；又往生黄大官人家做黄家公子’最后一生乃是武帝，虽马上得天下，但道缘不断，杀中有仁’―心想要修行；而武帝做黄家公子时候的发妻童小姐，投生做了名僧支道林。支道林见沈约后，为其在纸上写了几句话，暗中一些沈约的心腹事，惊得沈约一身汗纸后写了十几个“隐”字，沈约死后果被谥为“隐侯”。后来昭明太子生病死过去若干天，多亏支道林到天上，把在天上被神乌琢了手、在那里玩的太子抱下来，为此萧衍和太子都舍身在庙里，后被大臣们重金赎出。最奇的是条枝国将入侵一事，箫衍去与支道林商量，支让他在明州把释迦牟尼舍利塔重新修好就能化解此难。于是这皇帝依样去做，果然条枝国的船皆因飓风覆没。全文的末尾是萧衍与支道林各各死后，相伴成佛。从曲蟮算起已是五世，因此小说末尾的结语道：堪笑世人眼界促，只就眼前较祸福。台城去路是西天，累世证明有空谷。从这几篇来看，中国古代的佛教与妖术、迷信、风水之说均有一定的连带，笑人眼界狭窄不知来生，也是平常和尚传播信仰常用的方式，从而深人人心。
《月明和尚度柳翠》一篇，其源头实在不在“三言”，元朝已有此剧，后来把这故事写得最精彩的，当属明朝的怪人徐渭。徐渭的杂剧《玉禅师》，耙这故事铺衍得活色生香、妙趣横生。故事讲的是临安高僧玉通和尚被柳宣教差营妓红莲破了戒体，一气之下钻人柳家老婆的肚皮，变做一个女孩儿叫柳翠，长大后为娼作歹，败坏柳家门风。后来月明和尚前来点化她，于是柳翠顿悟成佛。徐渭写玉通和尚坐化前，留下了一首偈子，后来被“三言”沿用，笔墨确实诙谐：
自入禅门无挂碍，五十三年心自在；
只因一点念头差5犯了如来淫色戒。
你使红莲破我戒，我欠红莲一宿债，
我身德行为你亏，你家门风被我坏。
“月明度柳翠”可以说是禅宗故事的一个典范，里面有很深的佛学道理。徐渭的故事脚本来自于《首愣严经》老和尚玉通可比阿难菩萨，摩登伽女施了个淫咒，就差点让阿难菩萨破了戒体阿难虽然博学多才，但是在佛那里，“多闻无功”，所以还需要进一步修习，才能了悟成佛。徐渭阐释“法门大意”，好像荷叶上的露珠，既要沾着点，又不能沾着；还有像莲叶下的淤泥，既要点龌龊，又不能带龌龊，深得佛门之妙。不似那些编排和尚的龌龊故事，这则故事里的玉通和月明两和尚，才是真正有高僧相。
《五色石》第三卷《朱履佛》中说起：每怪世上有喜欢和尚的，不管好歹，逢僧便拜。人若说读书人不好，他便信了；若说出家人不好，他只不信。殊不知那骂和尚的骂他不守如来戒，这不是镑僧谤佛谤法，正是爱僧奉佛护法。于是便有了一段不守戒的假和尚和奉公守法的俗人之间的故事。一个书生在半路上个破庙中撞见两个胖大和尚欲奸淫一女子，和尚追打他，他失鞋落井，和尚杀了妇女逃走，书生却被赶来的乡民认作是凶手，抓至县衙。县官是个信佛的人，愣是不肯相信是和尚做坏事，反把书生押解在狱中多年。后来遇见寂民起义作乱，满牢房的囚犯都趁乱跑掉了，书生竟不跑，单等平冤昭雪的一天。果然遇见清官，审清楚他无罪，释放了，还弄了管军机的官给他做。
《五色石》里的和尚是奸淫杀害民女的角色，另一小说《跻春台》中的和尚则是守活寡的商人妇的奸夫，躲进柜中，被前来寻找夜奔女儿的人家认错，连柜子抬走，却不慎勒死了柜中和尚。后在旁人点化下，给和尚化了浓妆穿戴整齐扮个美貌的女尸，冒充是女儿的尸体，举办丧仪以掩人耳目。这作为一个死人出场的和尚可谓是受尽了折腾，让人啼笑皆非。
《西湖二集》中，写到贯休和尚来见吴越王，作了一首贺诗，中有“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句，吴越王见了大喜，但是要求贯休把诗中的“十四州”改成“四十州”才可以见。贯休和尚说广十四州就是十四州，哪来的四十州？”并哀叹道闲云野鹤，何天不可飞耶？”于是不见吴越王而去。作者啧啧赞叹道广由此见贯休和尚之高也。”和尚要交结权贵，贯休和尚的所为其实也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吧。他已走了五十步，只是剩下的五十步不肯走。
小说中说和尚的多段锦》中居然有一段《老尼姑仗义报仇》，是说到尼姑的：良家妇女韩氏被一无赖诬陷与之通奸，导致丈夫起疑逼打，于是半夜逃到了一个庵中出家。三四年后，当初造谣的无赖正好到庵中歇脚，被老尼姑认出，便跟韩氏一起捆了这人，扔到灶下，竟一把刀将其脖子割断弄死了。故事的结局是，老尼和韩氏均未被惩处，韩氏回家与丈夫团聚，恩爱异常，事苤尼如父母，老尼死时，韩氏为之戴孝。虽然有人点出无赖“罪不应死”，但并非是小说说教的重点。从中可看到中国民间的道德观：对“好人”极端宽容，任其杀人；对“坏人”极端严酷，品行不端就活该丧命，简直是一笔糊涂账。
古代小说中各色关于和尚的描写非常之多，不胜列举，但从上述材料可约略见一个大概。僧家生活已成为民间世俗生活的一部分，而作为小说角色的“和尚”，与书生、商人、娼妓、闺阁女一样，成为古代小说中最常出现的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