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第一次开始捉弄他了。1945年8月，抗战胜利。部队回到五寨县城驻扎。父亲那时16岁了，长得人高马大，绝不像只有16岁的样子（我儿子16岁时已经长成一个健壮的小伙子了。从我儿子的体魄就可以想象到我父亲当年的身型，想必这与父亲的遗传基因血缘关系有关）。抗战胜利了，父亲也长成一个健壮的大小伙子了，我祖父就张罗着给我父亲“定亲”。其实这门亲事是父亲小时候就订下的“娃娃亲”。我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是独生子，家门血脉三代单传，祖父想必把给儿子定亲娶妻，让他尽早传宗接代当作了头等大事。在那个年代，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传统观念。祖父便找到部队上替我父亲请假，让他回家住几天。部队首长认识祖父，就准假让父亲回家去看看。对方也是个殷实人家，女孩小名叫“七贞子”，似乎是那家的第七个女儿。父亲与“七贞子”从小就在一起玩耍，也很满意这门亲事。就在家里多住了几天，等料理完一些琐事之后返回部队。没有想到，国民党顽固派挑起了内战。部队紧急转移。更没想到派出去通知父亲返回部队的那个战士没把话带到。等到父亲发现队伍已经开走，想要追赶已经不知去向。无奈中只好留在家中另想办法。几天后，县上有人来家里，说我军在陕北佳县的兵工厂①正在招收学徒，问父亲是否愿意去。祖父认为，跟着部队南征北战太过危险，留在家里也不是个办法，倘若“勾子军”打回五寨来，还不知道会怎样，到工厂里学门手艺也不错，便让父亲跟着县上的人去了佳县的兵工厂。所谓“勾子军”是我的家乡人对抗战胜利后积极打内战的国民党军队的蔑称。在歌剧《刘胡兰》中就有这样的唱词：“勾子军来了，整一个团，让咱们包围得牢又牢……”
父亲在厂里表现很不错，毕竟是有文化的学生出身，什么活儿一学就会，比如，提炼做炸药的“磷硝”，父亲烧制的产品质量就非常好。后来又学酿酒，做医用酒精。父亲告诉我，酒酿到何时最好喝，为什么要将酒温热了饮，什么叫做“二锅头”，等等，就是他在兵工厂酿酒的时候积累的经验。而当年八路军部队普遍使用的“边区造”手榴弹就是佳县兵工厂的产品。“李云龙”消灭鬼子山崎大队时甩出的那三千六百颗手榴弹，大概就是父亲所在的这个兵工厂制造的。你看李云龙一出场，就被贬在一个缝军装的兵工厂当厂长。官复原职去独立团当团长，临走时“利用职权”，带走了几十箱“边区造”手榴弹。这个情节说明《亮剑》的作者都梁先生还真是“有生活”。我猜测，都梁先生一定与晋西北有着某种关系，他的父辈，或者他自己，一定在晋西北这一带生活过，战斗过。当然，这又是题外话了。
假如父亲在兵工厂一直干下去，将来很可能成长为我军优秀军工企业人士，那也不错。但是，1947年冬天，解放区开展声势浩大暴风骤雨般的土改运动，祖父惊慌失措逃亡敌占区，这就彻底改变了父亲的人生道路。
在祖父逃走之前，七贞子的家已经被土改积极分子抄了，祖父结下的“娃娃亲”亲家被打死在批斗会场。七贞子也被扫地出门，无人敢收留地主子女。既然她已经许配给岳家的儿子，祖父就将这个“娃娃亲”的女孩子收留了下来。当时，七贞子也不过十六七岁，虽然比父亲大一半岁，却仍然还是个孩子。祖父逃走后，七贞子无法生活，就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诉说家里发生的事情。信里说，想到佳县来找父亲，看看是否能够也到兵工厂来做工。父亲少不更事，以为没有问题。想当然地认为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就将七贞子的来信交给厂长。不料，兵工厂的厂长却不是什么都不懂的青年人。他知道解放区闹土改闹得轰轰烈烈烽烟四起，队伍上也开展“新式整军”的“三诉三查”运动。一些家庭出身“地主富农”的干部都被责令返回家乡去参加土改运动，接受组织审查考验。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曾经有一部话剧后来被拍成了故事片叫做《槐树庄》，序幕的历史背景恰是1947年冬天的土改运动。剧中老地主“崔老昆”的儿子“崔志国”出场时居然骑着一匹马，挎着一支手枪穿着一身我军的旧军装，披着一件土黄色的军大衣（我父亲也有这样一件大衣），这个形象就是当时一些被责令返回家乡参加土改运动的我党普通干部和我军下级军官的典型形象，真实地渲染了当时的历史氛围和所发生的故事。虽然作者并没有明确地描写“崔志国”出场时的职务和身份，但那身棉大衣、老军装和那匹马却表明了他是我军队伍中的一个下级军官。“崔志国”挥舞着马鞭责备土改积极分子贫农“郭大娘”与地主“崔老昆”过不去，扬言，我们在前方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抄我的家，这算是怎么回事情（大意如此），而“郭大娘”却是“崔志国”的“奶娘”。在第二幕中，历史背景已经是农村“合作化”的年代了。此时，“崔志国”换了便衣，油头粉面的身份已经是个“科长”了，说明他已经从部队上转业到地方工作，而且因为有“流血牺牲”的资历而被派了个“芝麻官”。尽管“崔志国”曾经阻扰土改运动并干扰“合作化”，却总算有一个铁饭碗可端着。而当年我父亲却没有这样的幸运。当时兵工厂的厂长看过“七贞子”的来信后，认为这个学徒的父亲为躲避土改运动而逃亡了，恐怕不是小事情，却又不便明说。厂长考虑到父亲毕竟年龄还小，便手下留情，对父亲说，你回家去吧，厂子里不要你了。什么手续也没有办，这就不许干活也不给饭吃了。无奈之下，父亲一路讨饭回到家中，却是冷锅冰灶一片凄惨景色。七贞子已经病得气息奄奄，父亲到家没几天，她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父亲后来不无遗憾地说，七贞子当时的病很可能不过是常见的伤寒病，但是没有任何医疗条件，就那样慢慢地死去了。父亲草草发送了七贞子。捱过了一段日子之后，打听到我的祖父在大同，就去找他。
到大同寻父，是命运第二次捉弄父亲。这就一失足成了千古恨。
父亲在大同、阳高、丰镇一带混了三两个月，大同就解放了。他当年的同学战友骑着大马、驾着吉普开进城的时候，他当然自惭形秽。虽然那时候并不知道离开队伍，脱离革命这种事情在后来被当作严重的历史问题而要受到惩罚，但在当时，他也不好与他们见面，就躲在一边，改了个名字投考了解放军华北军区绥远军政干校。这就是父亲原名叫做“岳尊五”，而后来叫做“岳宗武”的由来。
此后，他先是人高马大地在军部军事法庭或是军法处当见习军法干事，后来又当师部宣传队长。看上去，一切都还好。
然而一直在捉弄他的奇怪的“命运”并没有轻易地放过他。
全国解放后，父亲所在部队驻扎在河北省和北京天津一带，他一直在军部和师部机关工作，没有在连队里当过兵，是一个典型的参谋部军人。本来可以顺利地升迁到某一个职位上去，但是，1952年，“审干”整风运动开始，组织上要求所有的干部都要将个人经历写成材料上报。一时之间，怀疑一切，刨根问底，检举揭发，互相监督，如火如荼，不一而足。于是，就没有人敢隐瞒什么了。经历过1942年抗日根据地“整风”和1947年土改“三查”运动的父亲，这就想到了当年一些人的遭遇，知道自己脱离队伍的事情早晚会被人知道，倘若被扣上一顶“隐瞒个人历史”的帽子，那可就惨了。到那时，受处分可能还是轻的，若被抓起来关了禁闭投入牢狱那就悔之晚矣。看到事态严重，父亲不得不主动写材料说明了两次脱离部队的“历史问题”和原因。虽然事出有因，算不上叛变革命的严重罪名，也就没受什么处分，却也从此一落千丈，开始了后半生的坎坷。
那么，这个奇怪的“命运”一而再，再而三地捉弄他，真是令人难以理解，尤其是这一次，命运与他开的这个大玩笑，实在是太过份了，简直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我总认为，父亲当时在军部军法处当军法干事做得好好的，却被派去搞宣传队、当后勤军官，想必已经被“打入另册”，得不到足够的信任了。后来又被调去做食堂工作，更是雪上加霜的“隔离”措施。那么，1957年裁军百万时，让他退伍回乡是必然的结局。
五
1957年来到沙井驿那一年，父亲还不到三十岁。然而，就一个人的事业发展和人生价值的实现来说，他这一生，实际上，就算走到头了。此后的一切，不过是“活着”罢了。虽然我的这种说法对父亲有点不够尊重，与我们民族传统道德观念当中“为尊者讳”的讲究也不大一致。但是，这确是事实，如实地写下来，不但是我们家族史的一个记忆，而且，也可以成为这个民族浩瀚历史大海的一滴水或者一朵浪花。
的确，父亲后来的几十年人生岁月乏善可陈，完全没有了“我是新中国的青年，我是一个军人，我要学习卓娅的精神。我要争取入党”的心潮起伏壮志豪情慷慨悲歌，不过是每天翻翻账本，开开单据，数数钞票，扒拉扒拉算盘珠子，完全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账房先生作派。但他身高一米八六的体态和浓眉大脸的堂堂相貌，却完全不是一个账房先生、柜员伙计、平常职员的模样，而是一个气宇轩昂的大首长形象。
1966年夏天，文革刚刚爆发，父亲和单位上的通信员小吕叔叔去报社门口看热闹，二人指点着大字报说点闲话，居然被兰大的红卫兵们围了起来，要父亲表态。父亲莫名其妙不知所以。红卫兵们却说：胡继宗，你不要装蒜，微服私访这一套我们能看穿。父亲更加不知所措。原来，学生们看到父亲穿着一身半旧不新的浅灰色中山装，一付气宇轩昂的大首长派头，加之一口山西方言，居然错把他当成了当时的省委书记。我后来在报纸上见过省委书记的新闻照片，那身形体态的确与父亲有几分相像。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无法理解红卫兵怎么会认错人呢，要知道那个年代没有电视，领导人的形象在大众传媒上露面，顶多也就是在报纸上刊登一幅模糊不清的照片而已，平常老百姓是很难亲眼看见大首长的。
那时候，山西方言和语音曾经是“高干”的特征，尤其在南方和四川一带，倘若说一口山西话，又有点干部模样，那就很有可能是“南下干部”。那天，小吕叔叔跟随左右，也很像个警卫员，更加剧了这个小品的戏剧性。父亲辩解一番，人家就是不相信，最后是小吕叔叔掏出医院的工作证才解了围。这趣闻在市妇幼保健院很是流传了一段时间，让人忍俊不禁，也让我浮想联翩。对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来说，虽然根本搞不清楚省委书记尊贵的身份地位与一个普通职员的微不足道究竟有多大的区别，但是，那种虚无缥缈的幻想造成的虚荣心，的确令我浮想联翩了很长一段时间。
是啊，父亲当过八路，是解放军军官，家里的箱子里装着他的武装带、军官帽、肩章、领章，还有一枚勋章（其实是一枚1954年中央慰问团送给每一个军人的纪念章）那么，父亲难道不是一个革命干部吗？我难道不是根红苗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吗？因此，在文革初期，我常常将父亲的苏式宽板武装带系在腰上耀武扬威。那年冬天，我还乘父亲不注意，将他的那件早已经退色的军用棉大衣穿出去显派，虽然比起红卫兵们穿的那种新式的草绿色军大衣和校官呢的黄褐色大衣寒碜多了，然而，我这件大衣却更有一种老资格的派头，这是电影《南征北战》中高营长穿的那种棉大衣啊。与省军区的军干子弟们混在一起玩耍，我似乎一点都不跌份，弄得他们以为我也是高级干部后裔。但是，那件大衣实在是太大了，几乎能拖在脚面上，想起来不免有些滑稽。
父亲是个十分严肃而且严厉的人，在工作上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算账点钞票出过什么差错，更不必说一生经手了成吨的钞票却没有贪过一分一厘。只是教育孩子的家长式作风让我们兄弟小时候十分惧怕他。父亲对母亲说，这几个娃娃太聪明，学好了是好人里的尖子，要是走上邪路学坏了，那也是坏人里的尖子，那可不得了，一定要严加管教。打起他的几个孩子来，父亲毫不手软却也很有分寸。父亲从不打人耳光，一般都是夹在腋下，用笤帚把打屁股。要打人了，必是先有一番雷霆震怒，让犯了错误的我们立正站好，然后一把夹在腋下，抄起笤帚一顿猛抽，直打得那笤帚把散了伙才罢休。而我们所犯的“错误”，不过是些上房揭瓦爬烟囱，攀高爬树掏麻雀窝，与别的孩子打打架，在职工食堂的菜窖里偷点萝卜或者莲花菜根子充充饥，从“青蛙池”里捉出几只青蛙，用废弃的手术刀开膛破肚做解剖的小小不言的恶作剧而已。所谓“青蛙池”，是妇产科医院用来存放为孕妇做妊娠化验的青蛙的地方，算是一种医用设施吧，那是公家的东西，决不许破坏。做这些事情那就是错误，也要接受惩罚。惩罚结束后，父亲必有一声“混蛋”作为谢幕。听到“混蛋”二字，我们就如蒙大赦，知道一切都过去了，可以恢复正常活动了。此刻，父亲那浓郁的山西口音说出的“轰——蛋”音律，仿佛就在耳边回响。
父亲，谢谢您的严加管教。亲爱的父亲啊，您再打我一顿吧，屁股上笤帚把打出的红印子是我健康茁壮地长大成人没有走上邪路的奖赏和勋章。
后来我们慢慢长大了，父亲不再打人，而是采取“关禁闭”的方式惩罚肇事者。犯了错误，不准出门去玩，好好反省自己的问题。一般是关一天禁闭。就这一天，对一个小学生来说，无疑是难熬的无期徒刑了。门外，院子里的孩子们玩得兴高采烈，欢声雷动，你却要被关禁闭，真是受不了，还不如挨一顿打来得痛快一点。父亲用这种很“专业”的“关禁闭”的方式惩罚子女，想必与他的经历有关。也许，在1952年“审干”中他也被关过“禁闭”，切身体会到了被关“禁闭”的滋味。——想起来了，父亲确实说过，“审干”中，他确实曾经被关过几天“禁闭”。那滋味，不好受。
让人想不到的是，父亲居然拉得一手小提琴。文革前的那些年月里，父亲有时兴趣来了，就拿出一把小提琴，用一块装在小盒子里的松香在弓子上涂抹，然后就歪着脖子拉出悠扬的旋律。当然记不得是什么曲子了，但父亲拉琴的身姿体态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文革开始后一直到他去世，却再也没有听过父亲的琴声。我一直不明白当年的一个土八路怎么会拉这洋玩意儿。父亲去世后，我整理他的遗物，才在他1958年的那个《预备役军官兵役证》上的履历记录中发现，父亲早年居然当过部队的宣传队长。莫非，我那点唱样板戏的演员特长，是父亲的遗传基因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