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商铺的伙计，接财神则有着全然不同的意义，这天将决定他们本年的工作和生计。凌晨时分，店主与掌柜来到店铺中，自己动手安置供品香烛，准备接财神的仪式，而伙计们都躺在床上不动，等待掌柜派人来一个一个点名邀请。被请到的人，表示本年仍被聘用，高高兴兴地去参加接财神；而没被请到的人，则意味着失业，只好趁着天色未明，打起铺盖悄悄离开。这种难言的辛酸，往往被表面上的一片欢乐所遮掩。
接财神时的供品，除了通常敬神所用者之外，还有与财富密切相关的器具，如算盘、天平、银锭等。有的地方还在供桌上放一把刀，刀上撮一些盐，谐音“现到手”。也是在晚清，接财神的丰盛供品中，除了宝马三牲，又时兴要用鲤鱼和羊头。“拜年未了接财神，爆竹通宵闹比邻。鲤尾羊头增价倍，那知穷汉甑生尘”（《上海县竹枝词·岁时》）。用羊头好理解，因为传说“天下财神黑虎赵玄坛”是信奉回教的；用鲤鱼则是因为与“利馀”两字谐音，故称“元宝鱼”。又传说养鲤鱼可以致富，见于唐韩鄂《岁华纪丽》卷一，陶朱公范蠡发明的养鱼法，取鲤鱼三十尾，在立春后的第一个庚日放养，就能大量繁殖。于是正月初四这天，鱼贩挑着担子，沿街叫卖元宝鱼，甚至直入人家，高呼“送元宝”，价钱比平时要贵一倍。淮安风俗，遇有人送元宝鱼都不能收受，但要赏钱若干。
有些地方在新年期间要食鸡爪，也是因为鸡爪能刨，寓意善于寻财。
因为新年活动多被作为全年命运的象征，所以禁忌也就特别多。
《汉书·鲍宣传》记载，汉哀帝时正月初一逢日蚀，年前又刚刚发生过地震，谏大夫鲍宣上书告诫皇帝说：“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养黎民，即位以来，父亏明，母震动，子讹言，相惊恐。今日蚀于三始，诚可畏惧。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毁败器物，何况于日亏乎。”可见当时民间已有元旦忌破毁器物的风俗。至今新年期间不慎打破器皿，在场的人都要赶紧说“岁岁平安”，以“岁”与“碎”同音，祈求终岁平安。
《颜氏家训》说：“南人冬至、岁首，不诣丧家。”不到新近有丧事的人家贺节。《帝京岁时纪胜·正月》也规定：“服制之家不登贺，不立门簿。虽有亲宾来拜谒者，亦不答拜。”正在服丧的人家不要去登门拜年；其家不立门簿，表示不接待拜年的人。倘有人来拜年，也不回拜。但新年出门遇见出殡或棺材，并不认为不吉利，反而是“出门见财”的好兆头。“不诣丧家”也有例外，如《清稗类钞·时令类》所记黄陂年俗：“除夕之日，老幼男女，五鼓即起梳洗，手持香至祖墓，名曰标山，请祖先回家度岁吃年饭。或家有新丧者，其戚友于是日必携香烛冥镪，叩灵辞岁。至夕，接灶出行，即行拜年礼：首为天地君亲师，次祖先，次父母，拜见毕燃爆竹，开门上庙。初一日谒宗族，初二日谒舅氏，初三日谒外舅外姑。年前有新丧者，孝子白袍墨套，冠无纬空梁冠，以有服兄弟二人衣白袍者作陪，至戚族家叩首谢孝，曰管新灵。”
据《帝京景物略》记载，新年五更时，不能躺在床上打喷嚏，如果要打喷嚏就得赶紧起身，哪怕来不及穿衣服，因为躺着打喷嚏意味着生病，大年头上生病是大不吉利的；也不应躺在床上说话，如果有人在门外叫名字，就更不能答应，认为那是鬼在唤人。
新年期间家中悬挂图画也有讲究。文震亨《长物志》中专列《悬画月令》一节，认为新年宜挂宋人画的福神或古代名贤的画像；元宵节前后宜挂看灯图、傀儡图；正、二月间宜挂春游图、仕女图或梅、杏、山茶、玉兰、桃、李等花木图。
《清嘉录》卷一说，元旦“俗忌扫地、乞火、汲水并针剪。又禁倾秽、瀽粪。讳啜粥及汤茶淘饭。天明未起，戒促唤。男子出门必迎喜神方位而行。妇女簪松虎、彩胜。男女必曳新衣洁履。相见则举百果相授受，各道吉利语，谓之开口果子”。福建年俗，不能打孩子，倘若打了，那一年里便时时好打了。
喜神每日所在的方位，在皇历上可以查到，讲究的人每天出门都要查看皇历；新年更是不能马虎，天亮之前，先摆香案、设供品祭家神，然后由家主从历书上查出新年喜神降临的方位，带着香表、鞭炮迎过去，途中不能回头，直到碰见人或飞禽走兽，马上焚烧香表，点放鞭炮，磕头作揖，然后返回，就算迎得喜神归，新年内会有喜事。与此相类的，还有财神方、福神方等。此外，还须向茶食店中，买一些糖和糕回家，称为“状元糕”、“元宝糖”或“长寿糖”，记在当年的账簿上，作为新年第一笔开支，以讨吉利。而账簿的封面或扉页上，一定写着“黄金万两”、“年年有馀”等字样。
正月初一禁用扫帚之俗，几乎遍及全国。传说正月初一是“扫帚生日”，动扫帚会扫走运气，赶跑财神，且会引“扫帚星”进门，一年难交好运。火为旺相，借火会借走人家的旺气。粪土、污水俱不得轻弃，称为“聚财”，倒出垃圾被认为是不祥耗财的兆头。新媳妇在过年之前，一定要为公婆做一双新鞋，称为“过年鞋”；妇女过年一定要穿新鞋，也称过年鞋。此外还有元旦不淘米煮饭，妇女在初五前不能出门之类，初九为天诞日，禁屠宰，新年期间不能搬家，不能糊窗槅等，五花八门，有些已弄不情其来源与涵意，有些则至今仍在流行。
由于避忌之事太多，儿童很难记住，不免触犯。所以很多人家梁柱贴有“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红纸条，或写上“童言无忌”，开一扇方便之门。
五、人日健身
人日的习俗，多与人自身有关。早在元旦“画鸡于门”之际，已有人日“帖人于帐”之风；又如人日不行刑杀人。《荆楚岁时记》中列举出的人日习俗已经较多，其中有一些直延续到近代。
人日“以七种菜为羹”。书中的解释是“旧以正旦至七日讳食鸡，故岁首惟食新菜”。新年不吃鸡的原因，不得而知；但年前杀鸡做年菜、以鸡祀神、元日杀鸡驱鬼等皆见于载籍。元旦吞鸡蛋之俗亦行于人日。做羹的“七种菜”，前人也疏于记载，只在《客家风俗志》中看到，“人日有吃‘七样菜’之俗。一般以葱、芹、韭、蒜、芜荽等凑成七样菜，一锅煮熟，全家共吃。多借谐音图吉利、取意头。如以‘葱’谐‘聪’，以‘芹’谐‘勤’，以‘蒜’谐‘算’，以‘芜’谐‘圆’、‘缘’，以‘韭’谐‘久’等。此时，大人出门，小孩入学，故以此图吉利”。如此说不误，则“七种菜”与“五辛盘”应该是一类的东西。
人日的食俗，还有两种。《太平御览》卷二十九引《杂五行书》曰：“正月七日，男吞赤豆七颗，女吞二七颗，竟年无病。”《荆楚岁时记》：“北人此日食煎饼，于庭中作之，云‘熏天’。未知所出。”此俗直到清代仍流行于北京。“熏天”的意义，一直没有人能加以铨释。另一种须餍禳的是“鬼鸟”，“家家捶床打户，捩狗耳，灭灯烛以禳之。”《玄中记》说，此鸟又名“姑获”、“天帝女”、“隐飞鸟”、“夜行游女”、“钩星”，它披上羽衣就成了鸟，脱下羽衣便成为女子，好偷取人家的女孩子养育。故而有小孩子的人家，都要小心防备它。“衣毛为鸟，脱毛为女”，与西方的七只天鹅神话异曲同工，可以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话题。
“帖人于帐”，是将彩纸的人形贴在帐子上或屏风上，也有以黄金薄片雕镂为人，作为头饰，以示进入新年，人的面貌也焕然一新。类似的饰品还有“华胜”，也称“花胜”，即以彩纸或绢剪扎成的花朵、花枝状饰物。汉刘熙《释名》曰：“华胜，华，象草木华也；胜，言人形容正等，一人着之则胜；蔽发前为饰。”人的形貌相近，都是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人戴了华胜，就显得与众不同。司马相如《大人赋》中说到西王母戴胜，这自然是神话，当是汉代现实生活的反映。华胜的源头，也只能追溯到汉。汉王符在《潜夫论·浮侈》中批评时人将好好的绢帛剪成碎片以为饰物，可以作为佐证。到了晋代，又出现了五色通草花，晋惠帝曾令宫女都要插戴这种饰品。《事物纪原》卷八记道：“晋《新野君传》，家以剪花为业，染绢为芙蓉，捻蜡为菱藕，剪梅若生之事。按此则是花朵起于汉，剪彩起于晋矣。《岁时记》则云：今新花，谢灵运所制。疑彩花也。”晋代已产生了专业的制彩花艺人。而民间女性多自制华胜佩戴，并作为人日礼物相互赠送，实际上也是心灵手巧的一种展示与竞赛。
《太平御览》卷二十九中记载了一个故事，说南朝宋武帝的女儿寿阳公主，人日那天躺卧在含章殿的檐下，有梅花落在公主额头上，化为五瓣花饰，拂擦不掉。皇后让留着，看能持续几天，结果到第三天才被洗掉。宫女们颇感奇异，竞相仿效，便成了流传后世的“梅花妆”。
明清时期，北方的新年头饰，还有一种“闹蛾儿”，也称“闹嚷嚷”，据说就是唐代的“闹装”。白居易有诗句“贵主冠浮动，亲王辔闹装”，说的就是这种装饰。《宛署杂记》第十七卷记新年风俗有“戴闹嚷嚷”：“以乌金纸为飞鹅（蛾）、蝴蝶、蚂蚱之形，大如掌，小如钱，呼曰‘闹嚷嚷’。大小男女，各戴一枝于首中，贵人有插满头者。《荆楚岁时记》云：人日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以戴之头鬓，即此意也。”这种插花满头，在《红楼梦》中成为捉弄刘姥姥的手段，如今大约只能在戏剧舞台上看到了。其做法，《日下旧闻考·风俗》中讲得比较明白，先用乌金纸剪成飞蛾若干，以猪鬃尖分披，再以纸衬贴，或五或七为一组，下端缚扎在一起，以长针作柄插戴。《荆楚岁时记》中所说“都人上元夜作宜男蝉，似蛾而大”，应该也是这一类的饰品。
人日风俗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具有健身意义的活动，见于《荆楚岁时记》的有四种。
第一种“登高赋诗”：“郭缘生《述征记》云：‘寿张县安仁山，魏东平王翕凿山顶为会人日望处，刻铭于壁，文字犹在。铭云：正月七日，厥日为人；策我良驷，陟彼安仁。’《老子》云：‘众人熙熙，如登春台。’《楚词》云：‘目极千里伤春心。’则春日登临，自古为适，但不知七日竟起何代。晋代桓温参军张望，亦有正月七日登高诗。近代以来，南北同耳。”赋诗是文人的活动。但据此条所言，则先秦时期已有春日登高之俗，且与赋诗无涉，也未必局限于男性。后世新年出游、踏青，虽不仅于人日，也不一定登高，但效用是相同的。如《东京梦华录》卷六讲到人们争先出城探春，“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阒地。次第春容满眼，暖律暄晴，万花争出，粉墙细柳，斜笼绮陌，香轮暖辗，芳草如茵，骏骑骄嘶，杏花如绣，莺啼芳树，燕舞晴空，红妆按乐于宝榭层楼，白面行歌近画桥流水，举目则秋千巧笑，触处则蹴鞠疏狂”，如此景象，岂是几个穷酸文士拈须吟诗所可比拟。广州春早，春节已是百花盛开，所以逢人日必逛花市。欧阳山《三家巷》中，就有描写人日花市的章节。
第二种“为施钩之戏，以绠作蔑缆相罥，绵亘数里，鸣鼓牵之”。“施钩之戏”是怎么回事，《荆楚岁时记》的作注者也没能说清楚。想来此公惯做书蛀虫，而少有娱乐活动，在典籍中查不到明确记载，就束手无策，只举出一个未必可靠的例子：“公输子游楚，为舟战，其退则钩之，进则强之，名曰‘钩强’，遂以时越。以钩为戏，意起于此。”又以为可能是荡秋千：“《涅盘经》曰：‘斗轮骨、轮索。’其秋千之戏乎？今秋千亦施钩之类也。”当代体育史专家则认为施钩之戏是拔河运动的前身。楚国为了战胜越国的水军，用一种以竹皮编成的竹索搭上敌方的船，使敌船既不能接近自己的船，又无法逃走，结果打败了越军。后来百姓模仿，在陆地上双方用绳索拉扯，仍叫“拔河”。古代拔河运动的规模常常很大，绳索可长四五十丈，两头各拴上数百根小绳，参加者可达数百上千人。拔河运动在唐代盛极一时。《旧唐书》记载，中宗景龙四年（710）二月，“令中书门下供奉官五品以上，文武三品以上，并诸学士等，自芳林门入，集于梨园球场，分朋拔河”，据说以“七宰相二驸马为东朋，三相五将为西朋”，仆射韦巨源、少师唐休璟因为年老，被绳子扯倒，好久爬不起来，“帝以为笑乐”。当时就有妇女拔河，唐中宗就曾率领大臣在玄武门上观看宫女拔河。唐玄宗时还曾举行过一次一千多人参加的拔河比赛，“喧呼动地，蕃客庶士，观者莫不震骇”，当时的进士薛胜因此写下了一篇《拔河赋》。唐代以后，不再见到宫廷拔河活动的记载。但这项运动简便易行，娱乐性强，所以在民间绵延不断，一直是冬春两季常见的竞技活动。宗懔也不认为施钩是秋千，因为后文即说：“又为打球、秋千之戏。”
第三种打球，即蹴鞠，其注文中引刘向《别录》曰：“蹴鞠，黄帝所造，本兵势也。”又说“古人蹋蹴以为戏也”。蹴鞠是不是始于黄帝时代，不得而知，但1960年代，中国考古工作者在云南沧源县发现三千四百年前的岩画，就有多人玩球的场面。《战国策·齐策》和《史记·苏秦列传》中，记录齐国都城临淄居民的文娱体育活动，也有蹋鞠。鞠是古代的皮球，“以革为囊，实以毛发”。晋葛洪《西京杂记》中，记载了刘邦之父刘太公酷爱蹴鞠的故事。出土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上，不止一次出现女子蹴鞠的图景，可见当时女子踢球相当普遍。贵族官僚中也流行“鸡鞠之会”，蹋鞠斗鸡以为乐事，甚至在豪宅中自建蹴鞠场；汉武帝、汉元帝、汉成帝都是踢球爱好者。魏晋至隋唐，蹴鞠的娱乐功能更为明显。唐人对皮球做了重大改进，发明了充气球。徐坚《初学记》中说，蹴鞠之球，“古用毛纠结为之。今用皮，以胞为里，嘘气，闭而蹴之”。所谓“胞”，就是动物的膀胱，吹足气作为球胆。充气球具有一定的弹性，增加了踢球的技术要求和竞技难度，也使蹴鞠的动作显得轻松自如，舒放优美。同时唐人又改进场地，用球门替代“鞠室”，其形式与现代足球已相当接近。唐代妇女也参加蹴鞠运动，但不用球门，称为“白打”。宋代的蹴鞠图案铜镜，表现家中男女同在庭院中踢球娱乐的场面。元代画家钱选的《宋太宗蹴鞠图》，描绘了宋太宗赵光义和太祖赵匡胤、宰相赵普一起踢球的情景。名臣文彦博“幼与群儿击球，球蹴入柱穴中。公以水灌之，球即浮出”，被传为神童佳话。最典型的是宋徽宗爱踢球，两个宰相李邦彦和高俅都是此中高手。《水浒传》中高俅以踢球而得宠的情节写得活灵活现。民间出现了蹴鞠组织“圆社”，也叫“齐云社”，或许可以算时代最早的单项运动协会了。《金瓶梅》第十五回中写到西门庆和李桂姐与圆社的帮闲踢球，圆社的人且有固定的服装，“穿青衣黄板鞭”。其时运动形式也发展得更加丰富多彩，有设球门的“蹴球”，也有不设球门的“踢鞠”。充气皮球称为“健色”，有“六锭银、虎掌、人月圆、古老钱”等二十几种，踢球的技法有八十几种，还有多种用脚的口诀和三四十个专用术语。因为踢球是个大运动量的活动，所以多在冬、春两季进行，而新年休闲日多，正是人们大显身手的时候。清代中叶以后，随着西方足球运动的传入，传统的蹴鞠运动才渐渐退出运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