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种打秋千，是中国古代妇女经常进行的体育活动，多在春季进行。秋千原为北方少数民族的运动，战国时期传入中原，因有益健康又简便易行，所以流传数千年，至今不废，就像杜甫的诗句所说，“万里秋千习俗同”。有人以为这种活动本名千秋，大约是指其有益于健康长寿的意思。《荆楚岁时记》注文中说：“春节悬长绳于高木，士女袨服，坐于其上，推引之，名秋千。”汉代宫廷中女性十分喜爱“秋千之乐”，武帝时高无隐作《后庭秋千赋》，描写秋千运动：“乍龙伸而蠖曲，将欲上而复低，擢纤手以星曳，腾弱质而云齐。一去一来，斗舞空之花蝶，双上双下，乱晴野之虹霓。轻如风，捷如电，倏忽顾盼，万人皆见。香裾飒以牵空，珠汗集而光面。时进时退，以游以遨，七纵而七擒，期必高而让高。”唐代宫廷中亦好此戏，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道，“天宝宫中，至寒食节，竞竖秋千，令宫嫔辈戏笑，以为宴乐。帝呼为‘半仙之戏’。都中市民因而呼之”。“半仙之戏”这个说法从此就叫开了。历代诗人吟咏秋千，也多是描写女性打秋千的情景。在封建社会中，妇女能够参予的体育运动很少，而秋千之戏又须在室外进行，甚至为路人所见，故而被视为新奇。《金瓶梅》、《红楼梦》中都有关于打秋千的描绘，前者且配有一幅“吴月娘春昼秋千”的插图。
秋千可以一人独荡，也可以两人同荡，同荡时两人面对面站在秋千板上，协同用力。元熊梦祥《析津志》记载，“起立彩索秋千架，自有戏蹴秋千之服。金绣衣襦，香囊结带，双双对蹴”，就说到双人秋千。《新年风俗志》中介绍广东海丰的秋千，也是双人，在打秋千的同时还相互对歌。现代许多娱乐场所中仍设有秋千。
除了健身性的体育活动，新年期间各种游戏也层出不穷。
《清嘉录》卷一所述颇详：“杂耍诸戏，来自四方，各献所长，以娱游客之目。如立竿百仞，建帜于颠，一人盘空拔帜，如猱之升木，谓之高竿。索上长绳，系两头于梁，举其中央，两人各从一头上，交相度，谓之走索。小儿缘长竿倒立，寻复去手，久之，垂手翻身而下，谓之穿跟斗。长剑直插入喉嗉，谓之吞剑。取所佩刀，令人尽力刺其腹，刀摧腹皤，谓之弄刀。置磁甏于拳，以手空中抓之，令盘旋腰腹及两腋两股，瞥起倏落，谓之弄甏。或以磁盆置竿首，两手交换，有时飞盆空际，仍落原竿之上，谓之舞盆。置丈许木于足下，可以超乘，谓之踏高跷。以毯覆地，变化什物，谓之撮戏法。以大碗水覆毯，令隐去，谓之飞水。置五红豆于掌上，令其自去，谓之摘豆。以钱十枚，呼之成五色，谓之大变金钱。两人裸体相扑，谓之摆架子。凤阳人蓄猴，令其自为冠带，并豢犬为猴之乘，能为《磨房》、《三战》诸出，俗呼猢狲撮把戏。围布作房，支以一木，五指运三寸傀儡，金鼓喧嗔，词白则用叫颡子，均一人为之，俗呼木人头戏。牵丝戏，仿佛傀儡，手足皆以丝牵运动，故名。穹幕于壁，一人在幕中，作数人问答语，谓之隔壁戏。以扇扑桌，状鸟之鼓翅，继作百鸟之声，皆出自口中，谓之百鸟像声。江宁人造方圆木匣，中缀花树、禽鱼、神怪、秘戏之类，外开圆孔，蒙以五色瑁玳，一目窥之，障小为大，谓之西洋镜。又有洋画者，以显微镜倒影窥之，障浅为深，以画本法西洋故也。江阴人抟五色粉，状诸人物，曰粉人。截紫白竹尺馀，上开六孔，吹之，谓之太平箫。以竹簧夹箬置舌间，可吹小曲。竹筒二三寸许，贯以妆域，以线裹之，就地盘旋，引风入窍，作汪汪声，谓之地铃。篾丝糊纸，为蝴蝶人物之形，风中飞扬，谓之丝鹞。瞽男盲女，击木鱼铜钹，答唱前朝故事，谓之说因果。摊簧，乃弋腔之变，以琵琶、弦索、胡琴、檀板合动而歌。”从这里可以看到，在清代乾嘉年间，江南民间游艺活动的丰富多彩，不但现当代走江湖的把戏尽数在内，许多传统杂技节目当时也已成熟。
《燕京岁时记》则说到北京戏剧风尚的变化：“咸丰以前，最重昆腔、高腔（即弋腔）。高腔者，有金鼓而无丝竹，慷慨悲歌，乃燕土之旧俗也。咸丰以后，专重二簧，近则并重秦腔。秦腔者，即俗所谓梆子腔也。内城无戏园，外城乃有。盖恐八旗兵丁习于逸乐也。戏剧之外，又有托偶（读作吼）、影戏、八角鼓、什不闲、子弟书、杂耍把式、像声、大鼓、评书之类。托偶即傀儡子，又名大台宫戏。影戏借灯取影，哀怨异常，老妪听之多能下泪。八角鼓乃青衣数辈，或弄弦索，或歌唱打诨，最足解颐。什不闲有旦有丑而无生，所唱歌词别有腔调，低回婉转，冶荡不堪，咸同以前颇重之，近亦如广陵散矣。子弟书音调沉穆，词亦高雅。杂耍把式即变戏法儿、武技之类。像声即口技，能学百鸟音，并能作南腔北调，嬉笑怒骂，以一人而兼之，听之历历也。大鼓、评书最能坏人心术。盖大鼓多采兰赠芍之事，闺阁演唱，已为不宜；评书抵掌而谈，别无帮衬，而豪侠亡命，跃跃如生；市儿听之，适易启其作乱为非之念。”
人日之后，新年民俗活动的重点，就开始转向元宵观灯了。
六、元宵观灯
中国的许多岁时节日，最初都源于农事生产和日常生活。正月十五最初就是祭祀门户之神、祈求蚕桑收成丰盛的日子。
《荆楚岁时记》记道：“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门户。”祭门户，与祭灶一样，都是《礼记》中所规定的民间祭祀内容，门户和灶都是人类维持正常生活不可或缺的设施。“望日祭门户”的方法，是“先以杨枝插于左右门上，随杨枝所指，仍以酒脯饮食及豆粥、糕糜插箸而祭之”。而这天夜间在厕所或猪栏边“迎紫姑”，则是为了“卜将来蚕桑，并占众事”。紫姑亦称“子姑”、“坑三姑娘”，南京人直呼曰“茅厕姑娘”，据说是死于此日的无辜女性，因为生前遭虐待，终日扫厕喂猪充“贱役”，所以在此类地方祭祀；她则能在蚕桑等事务上给人以启示。但在福建厦门，迎紫姑转变为“祭娘娘”，已失去占卜意义，完全成为对无辜遭虐女性的同情之举。
在隋唐人的注文中，已将元宵祭祀的重点完全转向蚕桑生产，其依据则是南朝人的两种笔记小说。《齐谐记》中说，某年正月半，有神降临陈氏之宅，自称是蚕室之神，陈氏如能供祭，“当令蚕桑百倍”。《续齐谐记》中的故事编得更完善一些：“吴县张成夜起，忽见一妇人立于宅东南角，谓成曰：‘此地是君家蚕室，我即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其上，以祭我，当令君家蚕桑百倍。’言绝而失之。成如言作膏粥。自此后年年大得蚕。”三个故事中的神鬼，都以蚕桑的收成为饵，诱人祭祀，有明显的江南特征。而祭蚕桑之神的方法，是“正月半作粥祷之，加肉覆其上，登屋食之，咒曰：‘登高糜，挟鼠脑，欲来不来，待我三蚕老。’”因为老鼠会偷食蚕，这里人们所念的咒语，其实是驱逐老鼠的意思。这些风俗，后世都被元宵观灯的壮观所遮蔽了。
元宵观灯之俗，始于唐而盛于宋。而宋代灯会留下的记载尤多。《东京梦华录》卷六，细致地记述了宣和年间元宵灯会，宋徽宗“与民同乐”的景象。从头一年的冬至开始，开封府就在皇宫前宣德楼对面，搭建山棚，准备灯会。而宫前御街的两廊下，已经聚集了一大批着名艺人，展开各种“奇术异能，歌舞百戏”，“击丸蹴鞠，踏索上竿”的精采表演，“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馀里”，引得游人云集。“赵野人，倒吃冷淘。张九歌，吞铁剑。李外宁，药法傀儡。小健儿，吐五色水、旋烧泥丸子。大特落，灰药。榾柮儿，杂剧。温大头、小曹，嵇琴。党千，箫管。孙四，烧炼药方。王十二，作剧术。邹遇、田地广，杂扮。苏十，孟宣，筑球。尹常卖，《五代史》。刘百禽，虫蚁。杨文秀，鼓笛。更有猴呈百戏，鱼跳刀门，使唤蜂蝶，追呼蝼蚁。其馀卖药、卖卦，沙书地谜，奇巧百端，日新耳目。”
正月七日，“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面北悉以彩结，山呇上皆画神仙故事。或坊市卖药卖卦之人，横列三门，各有彩结金书大牌，中曰‘都门道’，左右曰‘左右禁卫之门’，上有大牌曰‘宣和与民同乐’。彩山左右，以彩结文殊、普贤，跨狮子、白象，各于手指出水五道，其手摇动。用辘轳绞水上灯山尖高处，用木柜贮之，逐时放下，如瀑布状。又于左右门上，各以草把缚成戏龙之状，用青幕遮笼，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自灯山至宣德门楼横大街，约百馀丈，用棘刺围绕，谓之‘棘盆’，内设两长竿，高数十丈，以缯彩结束，纸糊百戏人物，悬于竿上，风动宛若飞仙。内设乐棚，差衙前乐人作乐杂戏，并左右军百戏，在其中驾坐一时呈拽。宣德楼上，皆垂黄缘，帘中一位，乃御座。用黄罗设一彩棚，御龙直执黄盖掌扇，列于帘外。两朵楼各挂灯球一枚，约方圆丈馀，内燃椽烛，帘内亦作乐。宫嫔嬉笑之声，下闻于外。楼下用枋木垒成露台一所，彩结栏槛，两边皆禁卫排立，锦袍，幞头簪赐花，执骨朵子，面此乐棚。教坊钧容直、露台弟子，更互杂剧。近门亦有内等子班直排立。万姓皆在露台下观看，乐人时引万姓山呼。”“山呼”是含蓄的说法，就是不时有人引领百姓高呼“吾皇万岁万万岁！”如此场面，只有文革初期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百万红卫兵，差可比拟。
《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记录了南宋初年杭州灯节景象：“预赏元宵，诸色舞者，多是女童。先舞于街市，中瓦南北茶坊内挂诸般琉珊子灯、诸般巧作灯、福州灯、平江玉棚灯、珠子灯、罗帛万眼灯，沙河塘里最胜。街市扑卖，尤多纸灯，不计数目。清河坊至众安桥，沙戏灯、马骑灯、火铁灯、进架儿灯、象生鱼灯、一把蓬灯、海鲜灯、人物满堂红灯，灯火盈市。扑卖到元宵、小春，盆花奇巧果儿。”就灯的制作而言，江南不及北方宏壮，但精巧远胜。作者还特别提到，庆元年间，“油钱每斤不过一百会”，即南宋纸币“会子”一百文，折合铜钱只有六七十文，与一斤熟肉的价钱差不多，是相当便宜的。所以城里家家点灯，“南至龙山，北至北新桥，四十里灯光不绝。城内外有百万人家，前街后巷，僻巷亦然，挂灯或用玉栅，或用罗帛，或纸灯，或装故事，你我相赛。州府札山栅三狱放灯，公厅设醮，亲王府第、中贵宅院，奇巧异样细灯，教人睹看”。
《武林旧事》卷二中介绍各地特产花灯：“灯之品极多，每以苏灯为最，圈片大者径三四尺，皆五色琉璃所成，山水人物，花竹翎毛，种种奇妙，俨然着色便面也。其后福州所进，则纯用白玉，晃耀夺目，如清冰玉壶，爽彻心目。近岁新安所进益奇，虽圈骨悉皆琉璃所为，号‘无骨灯’。禁中尝令作琉璃灯山，其高五丈，人物皆用机关活动，结大彩楼贮之。又于殿堂梁栋窗户间为涌壁，作诸色故事，龙凤噀水，蜿蜒如生，遂为诸灯之冠。前后设玉栅帘，宝光花影，不可正视。”“山灯凡数千百种，极其新巧，怪怪奇奇，无所不有，中以五色玉栅簇成‘皇帝万岁’四大字。其上伶官奏乐，称念口号、致语。其下为大露台，百艺群工，竞呈奇伎。”又介绍几种奇巧花灯的制作：“所谓‘无骨灯’者，其法用绢囊贮粟为胎，因之烧缀，及成去粟，则混然玻璃球也，景物奇巧，前无其比。”“魫灯，则刻镂金珀玳瑁以饰之。珠子灯则以五色珠为纲，下垂流苏，或为龙船、凤辇、楼台故事。羊皮灯则镞镂精巧，五色妆染，如影戏之法。罗帛灯之类尤多，或为百花，或细眼间以红白，号‘万眼罗’者，此种最奇。外此有五色蜡纸，菩提叶，若沙戏影灯，马骑人物，旋转若飞。又有深闺巧娃，剪纸而成，尤为精妙。”作者还讲了一个争奇斗巧的故事：某高官别出心裁，以细竹丝编成一只花灯，外加彩饰，灯光从竹丝间透出，显得空明可爱，遂拿到皇帝面前卖弄。宋理宗看了很喜欢，命他在元宵节前制成一百盏送宫内用。这高官弄巧成拙，因为这竹丝灯须得慢工出细活，短时间内怎么也赶不出来，又不敢违背圣旨，其惶恐可想而知。而宫内负责制灯的太监，认为这个好点子竟被别人先想到，让自己相形见绌，很不开心，一定要设法胜过他，结果真想出一个新法，是用黄草布剪缕成灯，加以彩饰，乍看上去与竹丝灯一模一样，于是抓紧制作，仅仅两天，就把一百盏灯献到皇帝面前了。
崔液《正月望夜游》诗写道：“玉漏铜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明开。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第二句所说，就是元宵观灯记载中的“放禁”、“金吾弛禁”。这是与古代城市的里坊制相联系的。早在周代，城市中就实行闾里制，天子王城附近的区域称郊区，稍远的地区则称为甸区，统称为王畿。郊区居民的基层组织方式是五户为“比”、五“比”为“闾”，甸区居民的基层组织方式是五户为“邻”、五“邻”为“里”。今天还常常使用的“城郊”、“邻里”、“比邻”等词，就是从这里来的。这种行政组织并且同国家的田制、军制、赋税制密切相关，使管理工作简单划一。闾、里的周围都设有围墙，实际上成为一种城中之城，围墙内大致相等的方块土地，被称为“里”或者“坊”。居民的住宅只能把门开在坊巷里；能向大街开门的，汉代只有万户侯的府第，唐代只有三品以上的大官或者寺庙。唐代以前的坊门管理非常严格，每天夜间都要关闭禁止通行，以利于防卫。所以当代城市中戒严是特例，而古代城市中戒严是常例，“放夜”则成了特例。比较典型的是唐代长安城图，那一个个里坊规矩严整，街道纵横平直，轴线对称，显示出雄浑厚重的气派。这种布局甚至影响到日本的都城建设。宋代以后，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打破里坊围墙开设店铺的事不断发生，很有点像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破墙开店”风潮。政府迫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不得不作出让步。到了明清时期，里坊也就逐渐被街巷所取代。
南宋政府为了粉饰太平，对于元宵节的庆贺活动，给予了多方面的扶持与激励。据《梦粱录》卷一、卷二记载，当时商家店铺，都是向官府租赁的，与现在逢年过节租金上涨相反，杭州逢元宵节免收租金三天，以减轻商家负担；从头一年冬至以后，就允许舞队上街表演，夜间演出，官府还发钱送酒犒劳。元宵之夜，官府对于维持治安的工作非常重视。一方面，在市场最繁华热闹的地方，高烧火烛，明如白昼，枷押囚犯若干人，每人身上都以大字标明犯罪缘由，或系“趁乱抢夺首饰”，或系“趁拥挤骚扰妇女”，号为“装灯”。其实这些犯人都是从监狱里提出来的，借以警戒那些混水摸鱼之辈。另一方面，派帅臣领军沿街巡逻，并且对府僚实行包干责任制，每人分管一个片区，实实在在地责任到人，以保证灯会期间的安全。这种安全措施，在各地都很重视。元费着撰《岁华纪丽谱》记成都风俗：“又为钱灯会。会始于张公咏。盖灯夕二都监戎服分巡，以察奸盗，既罢，故作宴以劳焉。”灯会期间巡查人员十分辛苦，所以灯会结束后，地方首长专门设宴慰劳他们。由这种小地方，也可见张咏不愧为北宋初年的名臣。回想改革开放之初，灯会在禁绝十馀年后得以恢复，几乎各地都有拥挤过甚以至踩踏伤人的不幸事件发生，在安全工作上的掉以轻心和缺乏经验，是显而易见的。
同时，官府对现场表演的舞队给予特别犒赏，对所有营业的商铺摊点也发钱奖励。官员以大布袋满装纸币会子，凡遇小经纪人，必犒赏数千钱，称为“买市”。有机灵的小贩，用小盘盛几片梨、藕，在人群中钻进穿出，一次次地转到官员面前领钱，也没有人禁止，以这样的措施鼓励人们入市经营，以显示市场繁荣。这一笔开支，是预先打入政府预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