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第二十二回写贾母与众人制灯谜竞猜，一语成谶，已为大家所熟知。《清嘉录》卷一中，对于灯谜有较详细的记载：“好事者，巧作隐语，拈诸灯。灯一面覆壁，三面贴题，任人商揣，谓之‘打灯谜’。谜头，皆经传诗文、诸子百家、传奇小说及谚语什物、羽鳞虫介、花草蔬药，随意出之。中者以隃麋、陟厘、不律、端溪、巾扇、香囊、果品、食物为赠，谓之‘谜赠’。城中有迹之处，远近辐辏，连肩挨背，夜夜汗漫，入夏乃已。”从冬到夏，延续数月，可见这项活动的魅力。因为制谜与猜谜者，都是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所以奖品用的是文房四宝：“隃麋”是古县名，故地在今陕西千阳东，以产墨着名，称隃墨；“陟厘”乃纸，传晋时南越曾献侧理纸万番，其纸以海苔所制，因其纹理纵横斜侧而得名，后侧理混为陟厘；“不律”即笔，见《尔雅·释器》；“端溪”出名砚，则为人所熟知。《岁华忆语》中描述打灯谜时的情景：“文人学士，暇时制为谜语，新年鲜事，则张条于衢，曰‘春灯候教’。万头攒动，聚影一灯，忽然有悟，高声请问，则群耳倾注，或拍手狂噱。”猜中谜语的奖品，不过笔墨纸砚，巾扇香囊，文人雅玩之属，而猜者兴致如此之高，现场气氛如此热烈，想未必在于得奖，而多在于炫才。赵骏烈《燕城灯市竹枝词》，就点破了这一点：“灯谜巧幻胜天工，不惜奇珍与酒红。多少才人争夺彩，夸长竞短走胡同。”二三十年前社会娱乐活动甚少，笔者在猜灯谜上还下过点功夫，每出手必得彩头，各种各样的谜书竟也搜集到数十种。
灯谜是文人的游戏，也是男性的游戏。女性在元宵节期间，除看灯、游市、逛庙之外，也有游戏，则是“走百病”和“摸门钉”。《帝京景物略》卷二记道：“妇女相率宵行，以消疾病，曰‘走百病’，又曰‘走桥’。”又，“至城各门，手暗触钉，谓男子祥，曰摸钉儿。”
走百病多在正月十六夜，妇女成群结队，为首一人手持香火开道，选有桥梁的路线行走，以过桥为“度厄”，认为不过桥者不得长寿。苏州人更是定须经过三座桥梁才能结束，所以称“走三桥”。好在苏州水乡，人家尽枕河，举目见桥，并非难事。满洲走百病则只须“步平沙”，没有过桥的要求。周用《走百病行》写得颇为风趣：“都城灯市春头盛，大家小家同节令。姨姨老老领小姑，撺掇梳妆走百病。俗言此夜鬼穴空，百病尽归尘土中。不然今年且多病，臂枯眼暗偏头风。踏穿街头双绣履，胜饮医方二钟水。谁家老妇不出门，折足蹒跚曲房里。今年走健如去年，更乞明年天有缘。蕲州艾叶一寸火，只向他人肉上燃。”南京人走百病独具特色，是在城墙上行走，俗称“正月十六爬城头”，雅号“踏太平”，参加者也不限于女性，往往全家出行，扶老携幼，从老虎头石观音山登南城聚宝门，或东行至通济门，或西行至三山门、石城门。这几座城门都有瓮城，城上活动面积大，遂有人聚于城上敲锣鼓、放鞭炮。而商贩沿途叫卖五香豆，玉米花，冰糖葫芦，以及各种玩物。这显然是将走百病与人日登高的风俗，融而为一了。南京新年的打锣鼓也值得一说，表演者多为读书人，新岁辍学，集合奏演，每组十人或七人，人司一器，以音节整齐为工，亦名“打十番”。家长并不反对，以为总比赌博有益。其演奏节目，如水漫闹台、滴滴金、八段锦、蜻蜓翅、蝴蝶须等，多达数十种；元宵节前后的锣鼓，统称“闹元宵”。月明之夜，全组携乐器沿秦淮河畔漫步，人行月中，音度水上，殊有清趣。偶与别组相遇，则双方立定，轮流演奏，以定优胜，而皆彬彬有礼。到了清末民初，因有无赖子羼入，争强斗胜，至于相殴，本份人家遂不许子弟出游。
摸门钉是为了求子。封建社会中重男轻女，母以子贵，生不生儿子对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有重大影响。清初北京妇女一度还有“摸门锁”之俗，因门锁有门军看守，妇女要付钱给门军，才有机会摸到，所以被认为比摸门钉更灵验。到了乾隆年间，摸门钉已认定前门，张窬《走百病》诗曰：“白绫衫照月光殊，走过桥来百病无。再过前门钉触手，一行直得一年娱。”走过这一趟，一年中想起来都心中舒畅。顾颉刚先生曾说过：“从前的妇人女子，是不许出门的，终年受着监禁的人们忽然可以借了烧香的名义，到庙里去松散松散，把呆板的生活调剂一下，这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极有益的事情。这个益处远超于迷信的害处以上。”蔡士吉《元宵曲》咏道：“姨儿妗子此门谁，问着前门佯不知。笼手触门心暗喜，郎边不说得钉儿。”更是生动地写出少妇的微妙心情。
新年是儿童最高兴的日子。有一首桐城儿歌叫《新春新岁真快乐》，这样唱道：“又打鼓来又敲锣，又跳舞来又唱歌，又玩狮子又演戏，又吹笛子又衔螺，山歌对板莲花落，连锵花篮老蚌壳，人人看得眉飞起，个个咧腮笑嗬嗬，笑嗬嗬，新春新岁真快乐。”螺即海螺，可作吹奏乐器；对板，黄梅戏的一种唱腔，借指黄梅戏；连锵，亦称连枪，将竹杆剐出长形孔，内串铜钱，摇动发出连续锵锵声；挑花篮，戏蚌壳，都是以彩纸和竹子糊扎成的道具。
除了看热闹，儿童们还有自己的游戏。《宛署杂记》中记载了明代中期几种流行游戏的具体玩法：“打鬼：正月十六日，小儿多群集市中为戏。首以一人为鬼，系绳其腰，群儿共牵之，相去丈馀，轮次跃而前，急击一拳以去，名曰打鬼；期出不意，不得为系者所执，一或执之，即谓为被鬼所执，哄然共笑，捉代系者，名曰替鬼；更系更击，更执更代，有久系而不得代者，有得代而又系者，有终日击人而不为所执者，以此占儿轻佻，盖习武之意。跳百索：十六日，儿以一绳长丈许，两儿对牵，飞摆不定，令难凝视，似乎百索，其实一也；群儿乘其动时，轮跳其上，以能过者为胜，否则为索所绊，听掌绳者绳击为罚。摸瞎鱼：群儿牵绳为圆城，空其中方丈，城中轮着二儿，各用帕厚蒙其目，如瞎状；一儿手执木鱼，时敲一声，而旋易其地以误之，一儿候声往摸，以巧遇夺鱼为胜，则拳击执鱼儿，出之城外，而代之执鱼，轮入一儿摸之。”跳百索也称“跳白索”，因为长绳甩动快时，如白光掠过而得名，也就是今天常见的跳长绳。摸瞎鱼则类似后世的捉迷藏。
晚明儿童游戏种类又有增加，见《帝京景物略》卷二记道：“击太平鼓无昏晓，跳百索无稚壮，戴面具耍大头和尚，聚观无男女。”“小儿以木二寸，制如枣核，置地而棒之，一击令起，随一击令远，以近为负，曰打柭柭，古所称击壤者耶。其谣云：‘杨柳儿活，抽陀螺。杨柳儿青，放空钟。杨柳儿死，踢毽子。杨柳发芽儿，打柭儿。’空钟者，刳木中空，旁口，荡以沥青，卓地如仰钟，而柄其上之平；别一绳绕其柄，别一竹尺有孔，度其绳而抵格空钟，绳勒右却，竹勒左却；一勒，空钟轰而疾转，大者声钟，小亦咭蜣飞声，一钟声歇时乃己；制径寸至八九寸，其放之，一人至三人。陀螺者，木制如小空钟，中实而无柄，绕以鞭之绳而无竹尺；卓于地，急掣其鞭，一掣，陀螺则转，无声也，视其缓而鞭之，转转无复住；转之疾，正如卓立地上，顶光旋旋，影不动也。”又：“小儿及贱闲人，以二石球置前，先一人踢一令远，一人随踢其一，再踢而及之，而中之，为胜；一踢即着焉，即过焉，与再踢不及者，同为负也；再踢而过焉，则让先一人随踢之。其法初为趾踵苦寒设，今遂用赌，如博然，有司申禁之，不止也。”打柭柭，又称“打尜尜”，笔者少年时还玩过，时南京称“打梭”；近年城市中已没有玩这样游戏的场所。空钟近似于现在的空竹，新年期间还有出售，也有艺人现场表演，但年轻人会玩的越来越少了。踢石球，有类于后世的打弹子，现在讲究卫生，家长再不会让孩子伏在地上弄这玩艺儿。只有陀螺，还算较为常见的冬春玩具。
《帝京岁时纪胜·正月》记清代儿童游戏，更为丰富，许多游戏一直流传到现代：“博戏则骑竹马，扑蝴蝶，跳白索，藏蒙儿，舞龙灯，打花棍，翻斤斗，竖蜻蜓；闲常之戏则脱泥钱，蹋石球，鞭陀罗，放空钟，弹拐子，滚核桃，打尜尜，踢毽子……都门有专艺踢毽子者，手舞足蹈，不少停息，若首若面，若背若胸，团转相击，随其高下，动合机宜，不致坠落，亦博戏中之绝技矣。”蒋仁锡《燕京上元竹枝词》中又有“颠幕儿”：“腰鼓声喧雨点椎，朱衣画裤斗新奇。月明归路嫌萧索，更看顽童‘颠幕儿’。”古代方孔圆钱有正、反两面，以铸有钱名文字的一面为“面”，其反面简称“背”，也称“幕”。儿童掷钱为戏，约定以掷出背面者为得胜，故称“颠幕儿”。
概而言之，正月初八“上灯节”，人家开始悬挂春灯，同时以元宵祀祖先，拜尊长，故也称“拜灯节”；到十八“落灯节”，以面条再祭祖先后，收起祖宗遗像，撤下祭祀果品分给儿童。南京俗话说“上灯元宵落灯面”，尚有北方食俗的成分，而典型江南的杭州，则称“上灯元宵落灯糕”。
“过了正月半，大家寻事干”，随着元宵礼俗游艺活动的结束，人们就都要开始一年的劳作了。
周作人先生说：“季节有些像是一座浮桥，从这边走到彼岸去，冬尽春来，旧年死了，新年才生。这时候有许多礼节仪式要举行，有的应该严肃的送走，或拿出去或简直丢掉，有的又同样严肃的迎进来。这些送旧的玩意儿，聪明人说它是迷信固然也对，不过不能说它没有意思，特别是对于研究文化科学的人们。哈理孙女士在《希腊神话》的引言中说：‘宗教的冲动单只是向着一个目的，即生命之保存与发展。宗教用两种方法去达到这个目的，一是消极的，除去一切于生命有害的东西，一是积极的，招进一切于生命有利的东西。全世界的宗教仪式不出这两种，一是驱除的，一是招纳的。’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驱邪降福，虽然平常多是题在锺进士、张天师的上头，却包括了宗教仪式的内容，也就说明了岁时行事的意义了。”（《新年风俗志序》）这一段话，对于上面所记述的新年风俗的意义，可说是很精辟的概括。